从大年初一算起，今天已经是不出门的第六天了。每日都是睡觉，起床，做饭，吃饭，学习，娱乐，喝水、上厕所，剩下的时间就在客厅、餐厅里踱来踱去。白天阳光很好，向南的窗户都笼罩在暖意之中，夜里一排排路灯亮起来，肩并肩顽强地抵抗着周遭的寒意。
这几天一口气看完了长篇小说《鼠疫》，作者阿尔贝.加缪是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也是最年轻的文学诺奖得主。《鼠疫》描写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阿尔及利亚奥兰市的一场瘟疫。事实上在彼时的奥兰并没有发生鼠疫，加缪用寓言的形式刻画了法西斯如同鼠疫一样肆虐的“恐怖时代”和那个时代下的众生相。
故事开始于四月的一个清晨，里厄医生从诊所里出来踢到一只死老鼠，紧接着人们在城里各处发现了更多浑身是血的死老鼠。在政府进行大规模清理后，情况有所好转。当人们以为这场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的鼠害已经结束之时，有人开始高烧不止，出现肿块，然后死了。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同样的病症在痛苦中相继死去。然而，报纸只在老鼠事件上大肆渲染，对这些情况却只字不提，因为老鼠堂而皇之地死在路上，人却悄无声息地死在屋里。这些小事成为此后一连串大事的先兆。里厄医生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心存疑虑但不敢确认。终于，消息到了封锁不住的程度，鼠疫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当局宣布“封城”。
最开始谁也没把封城当回事，后来人们才意识到，亲人、恋人之间短暂的告别突然变成了不可预期的分离。药房里的薄荷糖被抢购一空，因为传言它能预防传染。一批过时的衣服贴上可以防鼠疫的标签，也倾售一空。鼠疫摧毁了城市的旅游业，而且在结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恢复。
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对尸体的处理也越来越草率，人们开始还在为简单的葬礼而感到遗憾，不久食品供应问题变得棘手起来，投机商趁火打劫，高价出售紧俏物资，居民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更迫切的问题上来，也就无暇顾及周围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以及自己有朝一日又将怎样离开世界。
春天过去了，炎热的夏季随之而来，酷热加剧了瘟疫的蔓延，整个城市都在发烧。医生对病人的治疗成了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人们对身体的微小不适疑神疑鬼，心态由侥幸转为恐慌，又由恐慌转为渐渐适应。鼠疫本身终于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全市如同放长假一样，唯一所做的事情就是等待瘟疫平息。但是，人们等久了也就不再等了。从封城那一天起，奥兰的市民就过着一种流放生活，只不过是流放在自己的家中。一切个性的东西都失去了语言，人们不复有个人的情感和希望。身处灾难之中，我们找不到办法来摆脱这种不幸，与任何共同灾难的斗争都具有战争的性质，牺牲个性，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人们失去了对过去的回忆，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只是置身于当前的麻木之中，逆来顺受，不抱幻想，这种麻木比瘟疫更可怕。就像加缪说的：“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
但是在漫天的绝望之中，依然有人不放弃抗争。医生尽职尽责地救治病人，公务员耐心地统计着各种数据，记者带领人们自发组织了抗击鼠疫的志愿队。被意外卷入这场灾难的外地人一开始拼命想要逃离，但在抗争中逐渐意识到自己也是这个城市的一份子。在以往的世界里，个人的痛苦与别人毫不相干，而现在大家却同病相怜。人们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也抗争在一起。
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当局曾寄希望于寒冬的来临能刹住瘟疫的势头，然而鼠疫却毫不停步地越过了初冬的严寒。后来，鼠疫如同它突然来临时一样，突然地结束了。幸存者们为此欢欣鼓舞，庆幸自己还活着，规模盛大的狂欢活动整天整夜地举行。大家似乎忘记了过去这一年所经历的苦难。然而，加缪在书的最后写道：“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地”。
里厄医生在妻子离开奥兰时对她说“你回来时，一切会变得更好。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可最终，妻子在疗养院去世，短暂的分别成了永别。天灾人祸是常事，然而一旦落到自己头上，就难以相信是真的。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的不知所措。
加缪笔锋所指是法西斯，但我们就把这个故事看作一场瘟疫也未尝不可。《鼠疫》中所描述的细节跟眼前的场景有太多相似之处，此刻来读，如同时空交错。这本小说告诉我们，当灾难降临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做一个旁观者，医生逃离岗位，病患拒绝隔离，都意味着站到疾病的一边。即便我们所得到的胜利是暂时的，也不能因此放弃战斗。对大多数人来说，对抗灾难的唯一方式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鼠疫象征的是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灾难，比如瘟疫、饥荒、战争、专制统治、恐怖主义等等。灾难是没有戏剧性可言的，人性在其中经受的考验并不简单，因此不要轻易忘记他们带来的伤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