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没有比《忏悔录》更能体现出记忆和期待之于幸福的意义的了。在本书的开头，奥古斯丁点明了贯穿全书的两大主题：寻找自我，寻找上帝。人之所以悲惨，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失去了自我，而之所以失去自我，乃是因为失去了上帝;人要获得幸福，就必须在寻找上帝的过程中发现真正的自我。记忆和期待的意义就在于，只有通过记忆和期待，人才能实现这一双重的寻找。实际上，这双重的寻找可以归结于一个问题：人和上帝的关系。这不仅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心灵乃是上帝的形象。只有认识到人和上帝的关系，才能理解作为人和上帝之中介的心灵——上帝的形象;而心灵作为上帝的形象，恰恰就是人最真实的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讲，《忏悔录》的写作目的，就是在自我身上寻找上帝的形象。
如何寻找?既是通过记忆，也是通过期待。奥古斯丁对自我的记忆，不仅追溯到常人无法记得的幼年，甚至提出“在出生之前，自我是否存在，存在于何处”的问题。而且通过对生平的追忆，奥古斯丁细致入微地揭示了自己身上的罪性，以及向善、向恶的两股力量作为对立的意志在他心灵内部的长期争斗。他认为，从婴儿时期开始，人就充满了罪性，终其一生都无法彻底摆脱;然而同样真实存在的，是一种不断求善的意志，要求人朝向上帝，按照上帝的诫命生活，同自己的罪性斗争。对生平的记忆，就是为了不断确认这股引人朝向上帝的力量;而记忆不仅要追溯到生命的初始，甚至要越过生命，往生命之前无限延伸，就是因为这股力量最终来自先于一切生命的上帝。其实，这股向善的力量就是内在于心灵的上帝形象，它是上帝在创造人的初始所赋予人的恩赐。在《忏悔录》的每一章开始叙述或者讨论之前，以及在全书行文的各处，都充满了奥古斯丁对《诗篇》的引用。布朗(PeterBrown)在他撰写的传记《希波的奥古斯丁》中指出，《诗篇》的祈祷语言，是奥古斯丁所能找到的，能够表达他写作《忏悔录》的深沉动机的唯一语言。而祈祷语言所呈现的正是一种期待的姿态。奥古斯丁的记忆和忏悔，始终处在一种朝向上帝、朝向永恒幸福的期待的指引之下;《忏悔录》的全部写作，都在这种期待中获取力量。属尘世的记忆和期待之所以显得虚无，是因为所记忆和所期待的，顶多是短暂而相对的善好;更不用说，如果记忆和期待的对象是罪的快感给心灵留下的影像，那么人将在时间中彻底沉沦，无法摆脱罪的习惯对心灵的桎梏。但是，对上帝的记忆和期待却不同，因为这时记忆和期待的对象乃是最为真实的存在——上帝。上帝是比人的心灵更加内在的本质，是比人的自我更加真实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对上帝的记忆和期待，把时间中的人和永恒的上帝联系起来。在对永恒上帝的记忆和期待中写作《忏悔录》的奥古斯丁，虽然仍然处于时间之中，但是他难道不是真正幸福的吗?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不幸的根源在于失去上帝和自我，幸福的关键在于重新获得上帝和自我，而这又以理解上帝和自我的关系为前提。记忆和期待之所以能够指向幸福的实现，就是因为对上帝的记忆和期待是自我和上帝最为恰当的关系。记忆上帝，意味着承认上帝是先于自我的创造者;期待上帝，意味着认识到上帝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善好。而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人的心灵是上帝的形象，拥有和上帝相似的三位一体，其中，对过去的记忆对应于人的存在，对现在的关注对应于人的理性，对未来的期待对应于人的意志或爱。人的堕落在于其三位一体朝向了错误的方向，而人的得救在于他对三位一体的正确运用。存在、理性和意志并不是心灵具有的三个功能，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心灵的不同描述。犯罪后的人背离上帝的后果既体现为存在于时间中的虚无处境，也体现为理性的孱弱，更体现为意志的错误追求。因为心灵的整体堕落，人的存在是悲惨的在死，人的理性无法把握时间的本质，而人的意志无法朝向真正的善好，反而沉迷于尘世的善好甚至罪的快乐。而人的得救，则在于心灵恢复和上帝的关系，从爱尘世、爱自己转向爱上帝，从理性的骄傲变成真理面前的谦虚，而人的存在也将由时间中的虚无转变为朝向永恒的幸福。
通过正确的记忆和期待，人能够在他身上找到上帝的形象，也就是人的三位一体。而人对他的三位一体的正确运用，则能够恢复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得真正的自我。和古典思想一样，奥古斯丁也要面对“认识你自己”的问题，然而奥古斯丁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却和古典思想迥异。苏格拉底在执行神谕后得出的结论是，人其实没有什么知识，只能带着无知之知的谦虚不断地追求智慧。事实上，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并没有正面回答“自我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古典思想那里，远远没有在奥古斯丁身上这样复杂和迫切。追求智慧的无知之知，体现出人的自然在于理性，从而运用理性的爱智便是最高的生活境界。但对于奥古斯丁来说，理性，连同人的心灵本身，都不是人的本质。人的真正本质是高于人的上帝，只有认识了上帝并理解了上帝和自我的关系，人才可能真正“认识他自己”。幸福不在于追求智慧的理性活动，爱智的生活只有在爱上帝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通过上文对时间问题的讨论，我们已经触及奥古斯丁的思想和古典哲学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源，正是在于双发对真正的幸福持有不同的理解，而这又集中反映在双方对“认识你自己”这个问题的不同回应之中。我们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理性的地位。古典思想发展到古代晚期，呈现出强烈的宗教化趋势，这在普罗提诺和波菲利的思想中体现得极为明显。然而，无论怎么宗教化，古典思想仍然坚持理性至上的原则。从根本上讲，普罗提诺的太一不过是对于最高的理性原则的宗教化表达而已;波菲利虽然诉诸各种巫术和魔法以求实现灵魂的解脱，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些非理性因素纳入其哲学体系，而是承认没有任何学说能够解救人的灵魂。与此相反的是，奥古斯丁认为，在超越理性的上帝面前，理性的意义是相对的;而在堕落后的人类身上，理性的能力更是极其孱弱。要想获得幸福，除非通过对上帝的记忆和期待。记忆和期待虽然属于人的理性心灵，但是所记忆和期待的对象，却是超越理性的上帝;此外，在奥古斯丁对人的三位一体的阐释中，心灵中的理性对应于时间中的现在，与能够记忆和期待上帝的其他两个位格(记忆和爱)相比，它恰恰是最容易背离上帝，导致骄傲的原罪的。《上帝之城》对古典思想的全部批判，都可以看作是对这种背离上帝的骄傲理性的批判。奥古斯丁当然不是德尔图良那样的非理性主义者，然而理性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确实不是最高的原则，它必须接受信仰的指引;正如生活在时间中的人，只有在回忆和期待着上帝的前提下，他的现在才可能是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