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自古有，虽为空前非绝后。字报一贴搬马列，十年浩劫起风云。风云起，雷雨至，山地动，海飘摇。厄运当头，天恩百赐，惶恐间牛鬼蛇神不可终日。而历史外人更是言不知从何说起，只能一往而情深。
在我的认识里面，文化大革命是座埋藏在巍巍深山的大宝藏，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却又因盘根错节的地形众多复杂的因素让我在山脚下久久伫立而不敢仰望其庐山之真面目。更无奈之处，山外之人是旁观者不清而迷，纯属矮子看戏人云亦云；山中之人虽为当局者清却多已行将就木垂垂老矣，不日作古后，对探索宝藏真相的后人未免不会增添层层迷雾。而想要挖掘宝藏数量之多少窥探其价值之高低，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浩瀚的历史材料，是做不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由此一二便可知通往真相道路之险阻跋涉之艰辛，很多时候愚钝如斯的我只能站在山脚下停足伫立，望山兴叹：巍巍如斯，瘸子立就。
然古有愚公移山之美传，无奈我又对此精神信奉有加，聊我年轻力壮，上山的困难终究抵挡不住宝藏对我的吸引力，因此，我是时刻惦记着这段历史情缘。但是，我不得不声明的一点是，历史本身而言，背景过于复杂；我个人而言，太缺乏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所以下面所言，我绝不敢说是对文革历史的探究和评价，我只能说是我读完季羡林季老的《牛棚杂忆》后的读后感，其中涉及到的文革历史之真假，由于季老是这场运动的受害人的特殊身份，尽管他反复强调他是实事求是，我仍然不敢说单评一本《牛棚杂忆》便可窥一斑而知文革之全豹，即使我相信季老所言非虚有九分真实，我口头上对外人也只道五分。所以，我是在分享读后感言，而不是评价历史。
我是个历史的门外汉，未曾受过专业指导，更无老师的垂青，我只能装模作样地模仿我读过的认为可行的他人优秀之作所用之方法来书评头论足，不足不雅不伦不类不可读之处，还望雅量。
一．《牛棚杂忆》缘起
说起这本《牛棚杂忆》的起源，按季老的说法是在他自己的期望落空后又再无人替其完成心愿的情况下动笔挥就的。在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十二个年头之后，自己期望的文章久久未见报于世，大部分“棚友”们遵循着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相继离世时，自己也过了耄耋之年，再不留点关于这场运动的文字，怕是后人更会将这场骇人听闻的浩劫视为海外奇谈。真的让这场“海外奇谈”变成神话而不留点教训给后人，那这场运动错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于是，在母胎里孕育了十多年的《牛棚杂忆》终于忍不住分娩了。
很多时候，你看我，我看你，结果都成不了事。《牛棚杂忆》写于1992年，作者等到1998年才将其发表出版，其中原因我想还是季老将反思文革这份担子寄托给了“棚友”们的缘故吧，不知道有没有比季老更有耐心的“棚友”，看到了《牛棚杂忆》后便心生安慰，把自己已经写好的《新牛棚杂忆》带进了灵柩？
二．文革起源
在我们初中的历史教科书里，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年，实际上，在一九六五年这场运动就开始了。
是年冬，后来的“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姚文元写了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了革命的烽火。在这篇文章里，姚文元无中生有，满口胡言，捕风捉影，把青年一代的逻辑思维完全搞混。季羡林不满姚的胡编乱造，便对此大发议论，到处扬言道：我实在看不出海瑞罢官跟彭德怀有什么瓜葛？就这样一句话，言者无心，闻者有意，被自己的一个高足记下来，以待秋后算账。别说是季羡林，即使是今天看到这句话的读者，都不敢想象就因为这样一句话，会给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不得不提，季羡林在《牛棚杂忆》里只谈文革轶事而无言其它，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就已经掀起了一场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不是这次你整我，就是下次我整你，反复上演着胜者与败者的轮回戏。可是，这场运动进行的并不彻底，很多省份没有彻底落实党中央政府的政策，使得毛泽东主席很不满意，他认为这场教育运动没有引起其他中央高层的重视，必须再坚持。这就给了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可乘之机。姚文元的文章，把国内积累已久的波诡云谲的不明朗天空捅了个窟窿，一下子变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阵势，狂风暴雨顷刻即至。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北京大学聂元梓（书中的“老佛爷”）等七人在北大餐厅上贴出了质问校领导的的大字报。问北大校长陆平等校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的大字报被毛主席充分肯定，被誉为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此后，北大迅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中心，并掀起了全国革命的狂潮。陆平等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钦点的革命对象。
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陆平等人建议北大师生不要贴大字报，要正确引到群众革命的行为，却被“老佛爷”说成是遏制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得北大校园死气沉沉。最后，学生们总会把自己罗织的“罪名”上纲上线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惊人高度。哪里反社会了？不知道。其实那些学生根本就不知道“犯人”错在哪里，可恶何处。甚至，很多学生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是看到其他同学都行动起来了，如果自己不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参加所谓的“革命”，稍有不慎，自己很有可能被划分为犯人的同谋而被批斗，那时候就得不偿失了。很多人为了自保，只能把自己的同事、同窗甚至是同床供应出去，这样的话自己就立了大义灭亲的功劳了。在以革命为主旋律的时代，革命是无罪的，造反才是有理的。所以，若今日之人要问文化大革命到底是谁的错，或许，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或者说，没有人是错的，也没有人是对的。因为那时候的时代背景、社会因素以及国际环境都太复杂了，大家都在趋之若鹜的奔向同一个方向做同一件事情，大家都是对的，只有少数的“罪犯”才是错的。换而言之，那时的人们生活在一个错误的时代，对的人便做了错误的事情，错的是时代，而不是个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再去追究孰是孰非，或许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这场运动留给我们的教训和经验，不能丢。
文化大革命后，以“老佛爷”为首的北大学生每天就是对所谓的革命钦犯进行批斗，然后拉去游行。开始时，批斗的内容很简单，先把“犯人”“请”到台上来，弯着腰，低着头，然后由专门的人公布他们的“罪行”，接着喊几句革命口号，最后喊一句：滚。当天的批斗就结束了。北大在革命，北京在革命，全国都在革命，如果大家对待革命对象的做法如出一辙，大同小异，那么就显示不出来自己闹革命的水平与别人有什么高低之分。于是，大家革命的手段都在慢慢地升级。在批斗时，有些地方开始往被斗者身上挂重物，有的则让犯人摆“喷气式”。大家不但会互相创新，还会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最厉害，最能显示革命的，大家都沿用。最后一整合，就变成了：让被斗者坐“喷气式”，然后在他们脖子上挂重物，重物越来越重，绳子越来越细，陷入肉里面，勒出血。学生们也由开始时面对自己昔日老师的尴尬和不适，变成了一上来就熟手熟路，大声斥骂、踢打。这时候的学生，可以说是红卫兵，还有一点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吗？还有人性吗？如果不以对错来评论，那我们起码可以说，他们是离经叛道了，离仁义道德越来越远了。从他们伤天害理的行径当中，我们看不到一点点的人道主义，也看不出任何的恻隐之心。这是教育的失败，也是时代的悲哀。
北大历来都是教育界实施政治活动的中心，五四运动是，这场革命运动也是。一下子，不管近的还是远的，都涌到北大这块圣地来观摩，来革命。就好像三教教徒涌向圣地麦加、耶路撒冷朝圣一样。一些重要的外来人员来到北大，就会受到特殊待遇，红卫兵安排季老给他们接风洗尘的工作。不得不说，季老是任劳任怨，毕恭毕敬，辛勤甚是。“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待在临界线的这一边，为了感恩图报，表示自己的忠诚，更加振奋精神，昼夜加班。“客人”没有棉被，我同系里的其他人，从家里抱去棉被。每天推着水车，为“客人”打开水。我看到“客人”缺少脸盘，便自己掏腰包，一买就是二十个。看着崭新的脸盘，自己心里乐得也开了花。”事后还恭恭敬敬的向红卫兵汇报，顺便问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新指示。从这里可以看到，季老开始时对文革是不熟悉，不反对的态度，也可以说是迷惑的。不反对是因为这是党中央下的命令，国家领导人都说要革命，在当时的情况下肯定是没人反对的，甚至是没人敢怀疑它的正确性的。迷惑的是革命怎么能由一群学生来领导啊？但是，自己坚决不能反对啊，这场革命大有“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昌逆之者亡”之势，一旦站到人民的独立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季老还是未能逃脱“自绝于人民”的下场。连国家一级教授，都不清楚这场运动的革命性质与革命纲领，更何况那些懵懂无知的花季少男少女？大家都是矮子看戏，随波逐流。
尽管季老毕恭毕敬，但皇恩浩荡，威加四海，自己还是中了头奖，受到了红卫兵的“制裁”嘉奖。有一天，在校园公告栏里突然出现了“勒令季羡林交出人民币三千元！”的告示，季老恭恭敬敬的把钱拿到指定的地方。对方没有收，只是叫他回去。这一个小插曲什么意思呢？季老书中没说，我猜是红卫兵以此看看季羡林贫穷还是富有的，是不是走资派？在当时，三千人民币可不是小数目啊。
四．大批斗
很快，红卫兵就找上门来。一上来，就把季老和他的家眷控制住，随意打砸。很多季老多年积累下来的小古董小摆设都被附之一棒。最痛心疾首的是，红卫兵们将季老花了毕生心血整理得来的珍贵书籍撕得粉碎，就为了从浩瀚书籍中断种取义找到一两句反党反革命的言论，方便他们罗织罪名。季老的遭遇只是当时大多数学者的一个缩影，而且，似乎学术成就越高，“待遇”规格越高。像老舍，巴金那些名人，自然也逃脱不了红卫兵的关照。他们所珍藏的珍贵书籍资料，也摆脱不了被毁坏的命运。自此以后，季老也开启了批斗游行的生活。
很多人会疑问，他们不能逃走吗？很难，天下之大，似乎找不到给他们安身的场所。据季羡林书中所言，红卫兵多次派人到他的老家山东聊城搜罗资料，而且，当时的火车是免费乘坐的，不管你在哪，他们都能很方便的来到你身边，不管是天涯，还是海角。另外一点，我觉得是他们的爱国情怀令他们不愿意逃跑。你逃避这场革命，就说明你在质疑这场革命，在质疑这个国家的领导的决策，反而落下自己真的是反革命的嫌疑，坚持不了的，最多以死明志，像老舍一样。回想起那时候的学者前辈，他们的爱国情怀，无怨无悔呕心沥血的为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犬马之劳，真的很让人动容。他们“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豪迈更是令人肃然起敬。历史是不会把他们遗忘的，他们的功劳，势必会被人民所铭记。
随着批斗的深入，他们的武器也不断地在升级，以前的拳打脚踢，现在变成了用橡胶包裹的车链直接往“犯人”身上抽。他们还越抽越有理了，每次好像都不够尽兴。后来，他们对“犯人”们集中管理，在荒废已久的一隅搭起了牛棚，把那些赫赫有名的文化学者牛人赶进了牛棚，过起了集体“劳改”生活。
五．牛棚生活
牛棚搭建了以后，管理起“犯人”来就方便多了。以前需要逐家逐户把他们揪出来，现在统一管理后，想骂谁想打谁在一个地方就能实现，省的跑来跑去的。
把“犯人”关进牛棚之后，又发明了很多新的规则和离奇的规定，批斗也更频繁，惩罚的方式也更恶毒了。举一两例子便可窥一斑而知全豹：不知什么原因，陆平（当时的校长）得罪了学生，在夏天最炎热的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陆平被罚睁大双眼直视太阳，如果敢眨眼，就会迎来一阵拳打脚踢，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法西斯行径。又有，两个教授得罪了自己的学生，被罚互相用头顶着，双脚往后退，他们能斜站不摔倒，全是头顶着头的功劳。像这种不人道的事例很多，数不胜数，后人看到了，在整人艺术方面的造诣，都只能甘拜下风了。
牛棚生活持续到了一九六九年，“棚友”们就被半解放了，具体原因书中交代的不是很清楚，估计跟那位老佛爷的失宠有关。不管怎么说，季老等人慢慢的可以过上人的生活了。可是，这场运动给那些受害者留下的创伤，给国家文化事业带来的摧残，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阻挠，给社会风气留下的毒瘤，都是无法估计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好好反思这场运动。
六．反思
关于这场运动，我们需要反思什么？我想，起码有以下两点需要正视：
首先，这是一场由国家领导人错误发动的，却被心怀鬼胎之辈加以利用了的一场波及全国范围的持续时间很长的运动，这场运动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灾难性的影响。这份影响，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给本来就百废待兴的国家雪上加霜。在经济上，很多工厂被迫停止生产，社会生产力大大降低，国家经济发展倒退了二十年有余，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步伐。在文化上，很多著名学者蒙受不白之冤，他们在学术上的研究受到严重阻碍，他们的身心健康更是受到严重打击。据季老所言，当看着棚友被打，自己又幸免于难时，心里不是滋味，想着怎么还不轮到自己？这种“渴望”被打的心理会不会使受害者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有可能。期间被摧毁了的书籍文献、古董文物，损失更是不可估量。在教育制度上，学校停课，学生胡闹，一个国家几年里都没有人才的培养和输出，使得我们本来就不完善的教育制度进一步被摧残，与西方的教育水平差距更大了。在法制上，国家本来就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探索，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刚颁发不久，我们的法制制度尚未成熟，群众的法制意识也很薄弱，我们的法制健全之路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文化大革命对法制的践踏无疑给国家的法制建设带来不小的冲击，甚至让法治一度失效，在北大的不同派别的争斗中就出现过把人打死的惨剧，之后草草了事。最重要一点，对社会风气的建设造成很大的破坏。近几年来，总是有老人碰瓷的新闻报道，很多人都扼腕摇头晃脑恨铁不成钢恨子不成龙般叹息，怎么现在的老人变坏了？我并不这么认为，人应该是越活越豁达，越活越通透，都一把年纪，快要看破红尘俗事了，还会这么汲汲于富贵吗？所以，我觉得老人没有变坏，是坏人变老了。仔细一想，现在碰瓷的老人在文革年代恰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现在层出不穷的败坏社会风气的案例，我觉得多数出自那些红卫兵的手笔，当然这一点我无法佐证，只是揣测。另外，在这里我必须要提一个小例子，当年季老被批斗完累累如丧家犬般回家时，路上遇到一个十岁出头的小毛头，拿着一块砖头对季老说，季羡林你过来，让我拍你一下，吓得季老是东逃西窜。由此便知道这场运动对社会的影响是多么的恶劣。
其次，文化大革命当中，除了打击文人骚客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破四旧。在破四旧当中，红卫兵并没有辩证地对待，而是一竿打翻一船人，只要是旧的，都要摒弃，文化也不例外。而所有所谓的旧文化当中，儒家学说被剿杀的尤为激烈。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当中，儒家学说可谓是一家独大，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就成为了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但是，儒家学说并不是长期处于峰顶之中，而是在波峰和波谷之间来回徘徊，准确的说，是天平盛世则沿用孔孟之道，拨乱反正或改朝换代，则是道家之功。按照马克思老人家的说法就是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肯定的方面与否定的方面，由于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当否定的方面上升到支配地位时，事物就会走向肯定的对立面变为否定，再由否定进一步走向更高阶段的肯定，即否定之否定。而且，否定之否定会一直轮回上演，永无休止，就好像日中则移，月满则亏一样，这是自然规律，改变不了的。之所以把儒家学说拿来说事，是因为在所有学说当中，它对社会秩序的管理作用最大，影响也最深，我们有必要好好研究儒家文化，辩证统一对待，同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更好地为社会国家服务。
以上两点是反思，下面一点则是声明，为什么还要旧事重提？
我们重提旧事，并不是为了翻旧账报复施暴者，过去的已过去，杀人偿命也不是现代文明社会该有的行径，我们重新回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是为了吸取教训，增长我们民族的智慧。古人云，铜为镜，正衣冠；古为镜，见兴替；人为镜，知得失。我们要时刻牢记文革给我们带来的血淋淋的教训，时刻警钟长鸣，这样才能避免浩劫的重蹈覆辙，才能让历史永远成为历史，而不重演。自然灾难，尚会铭记，何况是人为制造的悲剧呢？希望我们中华民族在这场浩劫中能够浴火重生，生而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