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白居易的《卖炭翁》，还是元稹的《织妇词》，虽然给予底层劳苦大众一掬同情泪，但毕竟只是旁观作秀，并非切肤之痛。用现代话语形容，仅止于政治正确，很难说是肺腑之言。
诗言者，心声也；而心声，只能是个人的，不可能是群体的。将心声系于群体，都有作秀嫌疑。政治人物的作秀，通常是抱抱儿童以示关爱；古代诗人的作秀，便是煞有介事地同情弱势群体。说得彻底点，就是开心的时候是“美景良辰，赏心乐事”；不开心的时候就唱一曲“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至于元稹，有功夫吟诵“织妇何太忙”，还不如认认真真给苦苦思念他的情人，写封回信来得实在。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虽然力求真切，却越读越觉得虚假。不仅情感的真挚存疑，即便是对历史的叙述，也让人疑窦丛生。唐玄宗遭遇的马嵬兵变，真的有如《长恨歌》说得那么简单么？杨玉环真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么？乐天乐天，苍天真的有那么快乐么？
要说中唐的快乐诗人，其实并非白乐天，而是刘禹锡。不管是梦中得到的快乐、还是天性秉赋的快乐，刘禹锡的诗歌，很少发悲切声作悲切状。同样的遭贬过后，柳宗元是“独钓寒江雪”，刘禹锡却在《再游玄都观》呵呵一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说起来，梦得（刘禹锡字）也是乐天挚友。彼此性格似乎是同样的开朗，但乐天的快乐，通常是快乐在欲望得以满足后，而梦得的快乐往往快乐在性情得以陶冶。比如这首《堤上行之二》：“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
刚刚桃情竹怨过后，旋即，便是流水明月，开朗豁达。哪怕事涉爱情，也宛如三月春光的明媚，比如这首《竹枝词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把世间男女情爱写得如此明媚者，有唐一代，惟刘梦得耳。同样是旁观，白乐天的《长恨歌》写得庸常俗气，而刘梦得这首竹枝词却天然清丽。诗风的明媚，源自心胸的畅亮。在坎坷的遭际面前，柳宗元作不平之鸣，刘禹锡却不过戏谑而已，如《百舌吟》，或《聚蚊谣》。倘若说，柳宗元有嵇康之气度，那么，刘禹锡乃阮籍之苗裔。刘禹锡确实仿效阮籍《咏怀》写有《学阮公体三首》，此处摘选之二：“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出门有远道，平野多层阴。灭没驰绝塞，振迅拂华林。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
比之柳宗元《笼鹰词》的峻峭，刘禹锡此作呈现的是豁达。不管是朔风悲，或是秋霜动，依然是“有远道”，依然要“拂华林”。此乃梦得“信道不从时”、“忧国不谋身”之谓也。明镜无尘。一如其《陋室铭》所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也正是因为梦得心胸有如无尘之镜，故而能够了悟“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人间沧桑，能够看破“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历史无常。
倘若，中唐诗人以元白为主流，那么，必须补充的是，以柳刘为双璧。白是乐天派，元是情种身。柳以寒江蓑笠之绝，遗世独立；刘以陋室德馨之悟，笑傲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