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审阅之前写的小说大纲，想准备着手丰富下内容。可才看了半页，就心烦意乱，发现自己之前想得过于简单了。
就如“一个独立的、三合土的小院子，院子的西边是一间小小的厨房，东边则是放农具和兵器的地方；正屋是五间正房，左边两间是厢房，右边两间也是厢房，唯有正屋是专门摆放祖先牌位的地方……只见正中央放着一张八仙桌，八仙桌的上面放着香炉和贡品，上方贴着张大红纸，红纸上写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左边则摆放着自家祖先的牌位”。
这个场景，其实在广西一些农村中的老房子是很常见的。是家祠的一种，只是现在改了些，祖先的牌位改成了祖先的遗照。按理说这是传统，应该在古时就有的……
可是这本书的原先设定是在宋朝时期的，内心也不清楚到底宋朝时期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传统，于是乎翻阅了下资料，才发现自己差点犯了一个固化思维的错误。
一、天地君亲师的起源
“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在南方的家族祠堂中很常见，这是我们传统的崇奉和祭祀的对象；是我们对于穹苍、大地恩赐的感恩之心，是对于社稷、国家的尊重，是对于父母、恩师的深情；也是我们的信仰的源泉、精神寄托的对象。正所谓“人不夺天，地不离土，君不离口，亲不闭目，师不掉巾”。
人不夺天，地不离土，君不离口，亲不闭目，师不掉巾
那“天地君亲师”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成为民间的信仰源泉？
翻阅网络百科，上面的说法是“在清代雍正时期，才在政府的认可下，流行于全国范围的。特别是雍正皇帝特意规定了“天地君亲师”的次序，并对其意义进行了诠释，尤其是对“师”的解析”。
这也就是意味着，在清代以前，这种习俗并没有获得官方、士大夫的全面认可，只是民间或者是宗教信仰。甚至可能连这五个字的次序都有一定的差异性。
“天地君亲师”的思想源头：
根据考究，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是“天地君亲师”的思想源头，公认的是最早出自于《荀子 礼论》；也有人考究认为应该比《荀子》还要早，是出自于春秋时期的《国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儒家思想所提倡的。
可在汉代以前，各种书籍中并没有总结出这五字真言，只是对“天、地、君、亲、师”的理论进行诠释，真正总结出来“天地君亲师”的五字真言反而是道家。汉代时期道家昌盛，此时的儒家和道家在一定范围内是互通的，因此在道家的《太平经》（对，就是张角获得的那本书）第一次提到了“天地君亲师”的序列，它提倡了“只有孝子才能养双亲，只有事亲的弟子才可明师道，只有忠君的臣子才能全力事君”。
只是此时与清代所提倡的“天地君亲师”还有一定的差异性存在，因为它是宗教信仰的，所以它所提倡的“君亲师”中的君是指道教的真君；师则是指道教中的师傅。
所以汉代时期，应该只有道家人事才会崇奉这五字真言，这点在《中国道教》此书中也有阐述到，它认为这五字真言确实是儒家所倡导的，但也是道家第一次总结出来，并将其排序的。
且根据《“天地君亲师”起源》（作者余英）的说法，这五字真言得到民间的接受，不应该早于13世纪中叶。余英先生考究后认为，根据南宋时期的记载，这五字真言，儒家学者虽然认可，并将其再做出了新的解析，可余英也提出了一点，那就是“师”的解析，还有一定的冲突在内，有些儒家在文献中阐述的只有“天地君父”，并没有“师”。而根据车锡伦先生的考究，直到明中时期，“天地君亲师”这五字真言依旧存在于宗教之内，是见于融合了释、道的一些分支宗教中，或是道家中。
所以，宋、元、明中期，这段时间里，民间也应该不会在家祠中摆放这五字真言作为祭祀，若是有，估计也多为宗教人士（不仅仅是道家，有可能是融合部分道教的白莲教或弥勒教）。
明末时期，民间已经集体供奉“天地君亲师”
网上有种传说，说是因明成祖与名士解缙之间的趣事，而流传于世的。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确实是真的。可从文献中显示，确实是从明朝时期，“天地君亲师”逐渐成为民间家祠中的祭祀时必备的物品。
此时的格式也没有完全固化下来，有些富裕些的人家则用金丝楠木做成的牌位，再书写上宋体的“天地君亲师”大金字，而普通点的人家则是用红纸黑字来书写。另外，“天地君亲师”的两侧，右边是书写着"九天东厨司命"，左边写着“某氏堂上宗祖"。
古代汉族以右为尊，而"九天东厨司命"则是灶神的神位，灶神虽然在神格上是较小的一位神仙，可在民间它是“一家之主”，所以能在民间之家的家祠正位中拥有右尊位。
这些是史学家和民俗家们的考究出来的，所以明代时期“天地君亲师”应该是在民间中有一定的市场了，只是皇家或官方并没有完全认可而已。
另外网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这种说法相对缺乏直接证据，属于臆测。
明末清初，中土大地陷入了无序的状态之中，明军、起义军、清军、土匪导致民不聊生，人们倾向于需求一种有序的社会。后来随着清军的节节胜利，伴随着的是“易服剃发”令的推进，活下来的汉人害怕死后无法与祖先见面，因此在家祠中贴上了“天地君亲师”，以表示自己是身不由己，内心中依旧保留着“人不夺天，地不离土，君不离口，亲不闭目，师不掉巾”，同时列入家祠中的正位，右侧则是“一家之主”灶神的位置，左侧才是祖先们屈居的位置。
后来随着反清复明的从明处转入暗处，天地会等组织在民间中不断推进，使得这个习俗很快就受到了汉人们的推崇。而清帝肃清全国反对势力后，认为这种方式是认同清政府的统治（胡人左为尊，将祖先放在左位），同时也需要这种忠君的思想，于是乎就对“天地君亲师”进行了官方的诠释和序列定位，因此获得了再次推广，成为全国人们的信仰源泉之一。
这种说法，其实是建立在两广区域常见的家祠现象。同时清代时期，两广一直都是反清势力的聚集地，所以考虑可能是一些网友根据这几点，进行的一种推断式的考究而已，相对缺乏直接证据来验证。
但不管是那种说法，至少“天地君亲师”在民间流行，应该是在明末清初或是明中期。
家祠的趣事
祠堂最早出现于汉代，据《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及时（指诞辰和忌日）祭礼不绝。”另外在《周礼》中有这样的记载：《礼记·祭义》里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之鬼。”《礼记·祭法》：“庶人庶士无庙者，死曰鬼。”
汉代刘邦，虽是秦人，可在秦国占据沛县之前那儿是楚地，所以刘邦也算是半楚人。在战国时期有这样的记载，“楚人多淫祠”（这里的“淫祠”是指泛滥的意思）。因此当刘邦大一统之后，他修改了祭祀的一些礼节，他给原本属于小宗的诸侯国也修庙，只要是他的儿子，都可以在他的庙旁有一座小庙。
人本来就是有跟风的情绪在内，随着汉代门阀崛起，家庙逐步兴起。到了唐朝，就有这样的规“三品官员及以上的，死后必须建庙祭祀”。到了宋代，这种家庙的制度也逐渐完善，此时不能随意修家庙了，只能由政府指定给予的个别人才行（就是有谥号，且多为文官），也就意味着，入庙堂已经成为了官僚阶层特权。
可有些家族已经历经千年了，哪怕是因战乱被打散，他们的内心中依旧保留着传统及信仰。因此民间与官方就选择了一种妥协的方式，没有高品阶、政府给予的谥号的，不允许建庙堂，但可以修建家祠，也就是不能享受他人的香火，只能由本家供奉。当然有些有钱的家族或势力，干脆捐钱修个寺院、或道观，让祖先在佛像、道君旁一起享受香火。
但是此时的家祠，是不能建在家中的，只能建在家族的墓地旁边。且只有经国家批准家族，或者享受官方祭祀神祗先贤的场所才能叫做庙，其他的都算是“淫祠”，直到南宋时期，朱熹写了本书《朱子家礼·祠堂》，他就提出了“ 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意思就是，在古代的书籍中都没有庙宇的说法，怎么可以阻碍到人家纪念先祖的呢？此后，民间就将家庙就改为了家祠。
那为什么北方少见祠堂，而南方多见家祠呢？
有人说是因为战争，特别是还特指外族入主中原的两次因素导致的，其实这些都有些偏激了。
在古代的文献中并没有这样的记载，特别是元代和清代，前面提到了家祠中的“天地君亲师”还是清帝雍正所提倡的，所以清代时期，北方应该也还有部分区域保留家祠。而明代，就更加了，在明代的民间书籍中，经常见到陕西、山西的官员，要回家祭祀，且还是在家祠中的现象。
因此考虑更多的，可能是明末时期天灾人祸，如万历、天启、崇祯时期的鼠疫、旱灾、蝗灾，导致了北方人口锐减，大型的家族基本被毁了，又或者是明末的农民起义，导致了无序状态，活下来的人被迫选择一种妥协的方式——一切从简。
另外就是清入关后有一段时间是在北方圈地的，因此部分逃过灾难的人，就成为了包衣奴，这部分人也是不允许建家祠的；还有就是清末时期、民国时期的战乱以及抗日战争时期，都导致了人们背井离乡。加上后来的“破四旧”。所以北方就少见大型的家族形态，也就没有了祠堂（有祠堂就意味着有钱，就如同山西晋商那样，土匪天天惦记着）。
习俗知识
一、佛教在宋代以前，是没有灵牌位的。是到了宋代时期（大概是在仁宗时期），佛教融入了这个道家的信仰，可能是富家人员捐赠寺院所导致的；也可能是为了满足人们将祖先放在寺院中享受香火；或者是当时的宋代，每当发生自然灾害或战乱时，都会让僧侣、道士去负责收敛尸骸，如宋高宗时，就要求僧人（道士）每收敛2000具尸体，就给一张度牒；又或是其他种种情况吧，毕竟没有更多的文献记载。
这种行为其实是与早期佛教思想有一定冲突的，毕竟佛家提倡轮回，人是可以转世的。若是供奉灵位，那不就是等于否定了轮回？所以后来的解释是，放在寺院内，在僧侣的佛号中，逝者能早日洗涤掉前世的罪孽，早日进入轮回。若是前世为人们做好事，多做事，人们对逝者的思念之下，逝者亦也可成佛（神）。
同样，在寺院中安放灵牌位也是根据《周礼》的礼节的，不能放在右位，也不能正对佛像，只能放在左侧或者是左厢房中。
二、有时候去游玩一些古宅景观参观时，会有一种“步步高升”的古宅。
这种古宅多见于官宦世家，它是一种多进宅院，每一进宅院都会比前面一进宅院更高些台阶，使人在参观时，会有种步步向高的状态。就如广西钦州大芦古村,就比较完整保留了下来。这种古宅就有别于晋商保留下来的古宅院。
广西钦州大芦古村的“步步高升”古宅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