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对自己的阅历与表达能力的不满，此篇只作为自己整理的读书笔记，希望以后有能力用自己的表达来写下对鲁迅先生以及李欧梵前辈所给予的阅读感悟。本篇着重于整理此书中的第二篇“鲁迅的创作”这一部分。
李欧梵先生在探讨“鲁迅的创作”时，主要从现代化技巧以及“独异个人”与“庸众”的分类来探讨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从“希望与失望之间的绝境”来探索《野草》，最后是简论鲁迅先生在杂文中透露的对“生活与现实的种种观感”。
（一）现代化技巧
在探讨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之现代化技巧的起点处，李欧梵先生先从“短篇小说”这一体裁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所蕴含的现代性作为突破口，点出了鲁迅先生的在形式上“现代性”选择：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先对中国历来“重诗文轻小说”的文人传统进行了反拨；对传统体裁的继承，鲁迅先生爱好唐代及其以前的传奇、志怪等，因为这些文言短篇小说富于想象力，并且艺术上也不受儒家正统道德的约束，是“自由与简练的结合”。（中西结合，创新选择，从而在体裁上进行了睿智的融合）然后举例《怀旧》，借小孩子的口吻对以私塾教学进行了揶揄，以古文形式虚构了一个高度主观性的小说。
如果说《怀旧》是鲁迅先生的现代小说的“习作”，那么《狂人日记》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正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了：日记体；文言“序”与白话正文的双重结构；狂人的“被迫害狂”心理的描写；人兽相混的象征手法；传统文化的吃人主义与人的进化的双重主题；谜似的结尾……从外部形式到内部主题思想，鲁迅先生彻底向传统文学发起了“总攻”，当然，《狂人日记》中交织的乐观与悲观以及双重结构中所蕴含的反讽（狂人虽“狂”，但最终“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的古文序将结尾处“救救孩子……”的呼吁一举推翻），充分显示了鲁迅先生内心的堪忧。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先生开始以小说方式展开了自己“为人生，且要改良这人生”的“启蒙主义”创作。本着“现实主义”的创作目的，鲁迅先生巧妙地将个人经历与中国民族经验进行了融合，在探索自己灵魂的同时，也对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揭露与反思。比如经过虚构后的鲁迅故乡-鲁镇，既有鲁迅先生现实生活的原型价值，又有中国农村社会的缩影体现，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结合。
在人物刻画艺术上，鲁迅先生很注意人物的外形描写，特别是他们的眼睛，并且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来源多是复合的：“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此外，鲁迅先生还运用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与“阶级分析”相结合展开了带有政治思想性质的分析，比如孔乙己这一难以区分阶级的混合形象：“站在外面喝酒的唯一的长衫顾客”，既不属于站在柜台外面喝酒的短衫顾客，也不属于坐在房子里面喝酒的长衫顾客，这就将孔乙己塑造成为了一个历史转折期的典型人物形象代表。再者，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时还运用了“内在病的外部标志”这一技巧，将人物精神上的病以“伤疤”、“断腿”等具体性的残缺展现出来，以达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效果。
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的复杂艺术：首先是获得了一种多重讽刺的效果，比如《孔乙己》中的小伙计，他作为孔乙己当时境遇的见证人，对孔乙己是鄙视的；另外，通过小伙计，交代了他所见的看客对孔乙己的嘲弄；再者，小伙计的追忆叙述，说明他已成人时，对孔乙己的态度仍无多大改变。通过这种间接的叙述层次，鲁迅就达到了三重讽刺的目的。另一重效果即拉开作者自己与读者对自己的联想之间的距离，运用“曲笔”，将自我置于反讽的位置进行说教与反思，这种主观紧张与客观距离的结合，形成了鲁迅小说现代化的主要之点。
内心的戏剧艺术的应用：典型案例是《在酒楼上》，主人公和叙述者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持续的对话，在某种意义上，两人都是鲁迅自我的投影，是鲁迅安排的一次内心独白的戏剧虚构。类似的篇目还有《孤独者》、《伤逝》以及散文集《野草》。
象征艺术的运用：举例《药》，华家儿子生病，需要吃蘸了夏家儿子的血的馒头来医治，这两个作为象征的姓氏正好是“华夏”的象征，而二者在故事中的关系即---为了一个“中国之子”而使另一个“中国之子”无益的牺牲了性命，以此来揭露革命者与群众之间的隔膜与悲剧。另外两处就是坟上的“花环”与树上的“乌鸦”这两处象征，我们通常的理解都是认为这是鲁迅埋下的希望之笔，但李欧梵先生的理解却新人耳目，他认为“是”或“否”都是对鲁迅含糊结尾艺术的简单化，相反，他把乌鸦这一意象提到了一个宇宙的高度，即所谓“天地不仁”的衡量尺度，认为乌鸦只是自顾自地飞走了，并没有估计人类的希冀。
多样化现代艺术技巧的代表作：日记体形式的超现实主义文本《狂人日记》；人物描写《孔乙己》、《明天》；象征主义《药》；简短复述《一件小事》；持续独白《头发的故事》；集体的讽刺《风波》；自传体说明《故乡》；谐谑史诗《阿Q正传》；无情节的群众场面的电影镜头似的描绘《示众》；非正常心理的描绘《长明灯》、《弟兄》……
拓展阅读：韩南《鲁迅小说的技巧》；黄金铭《追溯的抒情：对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研究》
（二）“独异个人”与“庸众”
在探讨了鲁迅先生短篇小说的现代技巧后，李欧梵先生又从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出发，将其分为了“独异个人”与“庸众”这两个人物谱系来进行探索。
“独异个人”---狂人；夏瑜；孔乙己；祥林嫂；吕韦甫；魏连殳…
“庸众”---咸亨酒店的看客；典型代表阿Q；《示众》中的集体看客；闰土…
这里着重整理祥林嫂和阿Q：
祥林嫂作为鲁迅笔下的“独异个人”代表，算是悲剧性最为浓厚的一个形象了，她并不具有鲁迅所说的“个人的自大”，而是一个受迫害者的“异类”。从婆家逃到鲁镇做工却不得；儿子的惨死却成为“看客”的消遣；悲惨的遭遇却被鲁镇人视为“败坏风俗”，从而沦落为做常人也不得的悲惨境遇中去，直至成为“祝福”的第一个祭品。这样的“独异”形象相较于吕韦甫、魏连殳，更加表露了鲁迅内心对时代环境的悲愤与控诉。（关于祥林嫂重复向听众讲自己儿子惨死的两次情节复述，李欧梵先生认为这是鲁迅先生圆熟技巧的体现，通过多次重复使听众厌倦，从而控诉庸众的无情。我从自己阅读《祝福》时的真实体验出发，认为此处还有鲁迅先生对读者的考验，因为我在读祥林嫂第一次的诉说时，还算是逐字逐句的读了下去，到第二次重复时，在意识到眼前段落与前面的诉说无多大差别时，就下意识地选择了跳读，也正是由此，在不满听众的无情时，殊不知自己连小说中的听众也不如。可见鲁迅笔锋的深邃与犀利之处。）
关于阿Q，李欧梵先生认为阿Q标志着鲁迅用小说探索国民性的结束，这句总结也恰好体现了以阿Q为代表的庸众的典型性：怯懦、贪心、无知、无骨气、骑墙、欺软怕硬以及著名的“精神胜利法”。在“大团圆”中，阿Q作为一个孤独的受害者被庸众围观的情节，鲁迅先生在《示众》中又一次对庸众“看客”进行了集体的描写，这是对中国庸众的典型叙述，使我们再次想起鲁迅先生有关庸众观看剥羊的比喻：“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们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了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在此以李欧梵先生对鲁迅小说中的两类人的总的状况的总结作为结束：
“少数清醒者开始时想唤醒熟睡者，但是那努力导致的只是疏远和失败。清醒者于是变成无力唤醒熟睡者的孤独者，所能做到的只是激起自己的痛苦，更加深深意识到死亡的即将来临。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得到完满的胜利，庸众是最后的胜利者。‘铁屋子’毫无毁灭的迹象。”
（三）《野草》之希望与失望之间的绝境
关于《野草》部分的探讨，我认为李欧梵先生的观点略乱且零碎，可直接阅读孙玉石的《野草研究》，更全面系统，此外还可参阅李国涛《野草艺术说》、闵抗生《地狱边缘的野花》、石尚文、邓中强《野草浅析》、李希凡《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
但李欧梵先生对《野草》的综述总的来说，梳理的还是很中肯的，此处全段引用：
“诗人的内心自我，陷在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的绝路上，开始进行一种荒诞的对意义的求索。他认识到，在他长久求索的终点，并无什么至高的目的，只有死。当他在过去与未来的时间框架中寻求确定存在的意义时，发现“现在”也并无其他重大意义，只是一个不断的时间之流，一个变化的过程。因此，诗人痛苦的情绪，可视为在希望和失望之间的不断的挣扎。当他到达最黑暗的底层时，他在每一级找到的都是虚空；就在这最虚无的时刻，他决定依靠着从身内看向身外，依靠着确定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而走出这绝境。
但是在这关系中又有另一种矛盾。在独异个人与庸众的相对中，前者的行动除非和后者相关便没有意义，而后者并不了解他的意图。于是出现了奇怪的“复仇”逻辑。这是一种爱与恨、轻蔑与怜悯之间的紧张的矛盾，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牺牲：独异个人只能成为某种“烈士”，对庸众实行“复仇”，或是拒绝他们以观赏自己的牺牲而取得虐待狂的快感，或者作为一个固执的战士，对庸众进行无休止的战斗直至死亡。不管她选择的是战斗还是沉默，孤独者总要为那迫害他的庸众而死。”
另，对于《野草》的喜欢，全书背诵都不为过。
（四）杂文中对生活和现实的种种观感
鲁迅的杂文，我入手最少，了解的相关背景知识也远远不足，所以这一部分只是从李欧梵先生引用的几段杂文中一窥了鲁迅先生的锋芒、矛盾与坚持，希望自己能逐步深入拓展相关研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