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焉能胜文明
君子斗不过小人，文明斗不过野蛮。这个观点非常流行，其实完全颠倒。在势均力敌或者势力不太悬殊的情况下，应该是小人斗不过君子，野蛮斗不过文明。
对于斗争、决战的双方，《尚书·泰誓上》提供了一个取胜的定律“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孔传》：“力钧则有德者胜，德钧则秉义者强。”双方力量差不多，德高者胜；道德差不多，义大者胜。合而言之，义也是德；分而言之，德侧重于原则性、保守性，义侧重于适宜性、灵活性。
《泰誓》武王革命的誓词。周文王十一年十二月，武王率领战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东进伐纣。在孟津与诸侯会盟并举行了誓师仪式。武王列数了商纣王的许多罪状，鼓舞军队和商纣决战。纣王发兵七十万人拒战。可是纣军毫无战志，反而盼望武王胜利进入朝歌，很多人掉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向纣军。纣王大败，连夜逃回朝歌，登上鹿台纵火自焚。
这场战争的胜负不卜可知。正如《尚书正义》所说：“武王志在养民，动为除害，有君人之明德，执利民之大义，与纣无者为敌，虽未交兵，揆度优劣，胜负可见。”武王革命轻而易举成功，为“野蛮斗不过文明”作出了很好的证明。这样的证明史不绝书，让“野蛮斗不过文明”成为历史规律。邪不胜正，此之谓也。
1929年重庆大学在菜园坝杨家花园正式开学，同时发布《重庆大学宣言》，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故昔之言国者也：乌合之众，不足当技击之士，技击之士，不足当节制之师。今之言国者曰：野蛮之民，不足当半开化之邦，半开化之邦不足当文明全盛之国。”
可以肯定，斗不过小人的君子，不是真正的君子，仁智勇三德必有不足；斗不过野蛮的文明，或非真正的文明，或是文明，但仁义程度有限，道德根基不牢。就如被秦国一一消灭的六国。
何光训先生说：
“文明往往斗不过野蛮，秦国从根本上是扼杀人性和自由的野蛮专制制度，但却手段性的借用中原文明的制度和资源。楚国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人的自由和分封制的权力自治，但短时间内资源确实难以整合。楚国如楚怀王这样的当政者既不能坚持周的制度，也同时被短视的利益所吸引，而后终于败给秦国。这种文明的失败，有近于当代文明的危险，那就是文明越来越讲理和宽容，而野蛮却从根本处拒绝文明，但在斗争策略上学会了用文明社会的宽容与制度了。我的悲观在于，文明最后都会败于野蛮。”
楚国和六国斗不过秦国，不能证明文明斗不过野蛮。当时的六国已离文明愈来愈远，早已礼崩乐坏乃至学绝道丧了。楚怀王“被短视的利益所吸引”，就是一种野蛮的表现。岂但楚国，其它五国也都一个比一个短视，而且纷纷习于欺诈之术，相互开展野蛮竞赛。六国与秦国之争，无非野蛮与野蛮之争。我在《仁者无敌续论》中指出：商鞅变法烈性壮阳药式的立竿见影，起了一个特别坏的作用，各国在诈力的邪道上越滑越远，进入恶性循环。战国七雄之争变成了比坏比烂比下流。
当时若有哪个大国能够实践孔孟之道，胜负尚难逆料。或者说，这是其它六国有效抵抗秦国侵犯、阻止秦国极权式统一的唯一希望。注意，必须是真正的孔孟之道，仁义之道，真仁真义，大仁大义。假仁假义在春秋尚有霸道之望，在战国则完全行不通了。
战国之时，礼制法度崩坏已久，实行王道仁政，也必须变法，重建礼法。例如，重农桑、奖军功、实行土地私有、削弱贵族特权、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等，都是必须的，适当严峻刑法也应该，乱世重典。商鞅变法，其刑法并非错在严峻，而是错在恶酷，轻罪重罚，某些刑法内容悖德违礼，违反人道。
更重要的是，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不良，君本主义加军国主义。当时如果有圣贤君子得志，立足于中道立场，汲取商鞅变法的某些可取之处开展儒家变法，在坚持一定道义底线的前提下展开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包括经济、科技、军力竞争，那么，则秦国的命运、天下的命运都将大不一样。
何光训先生指出“文明越来越讲理和宽容”，确是当代文明的一大危险。这也是西方文明度数不高的征象之一。文明固然讲理和宽容，但并非空谈道理和一味宽容。有文事必有武备，真文明必有有力量。文明的根基是道义，道义是扬善除恶并重，除恶的方式包括义刑义杀义战。2018-6-28余东海
首发于中国文化基金会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