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老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阅读完后能深刻感受到作者对历史研究功底之深厚,以及对历史背后反思之深刻。读完书本终结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后,才更加清晰的认识到老先生写这本书更为宏观的视角。感叹之余也试想着笔从全局表述一下自己的读后感。但底蕴尚薄,阅历尚浅,如有错误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指摘。
统观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采取传记体铺叙方式展开了对明朝万历年间的六位重要历史人物故事的描述,这些人物包括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以及李贽。这些人物都个性鲜明,作者之所以以他们为故事主线,大概也是因为他们在明朝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又显得是那么渺小,在时代面前他们都是芸芸众生,自身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限定了发展轨道,他们试图打破它,却发现到头来一场空,因为所有人都被时代裹挟着前行。
万历皇帝表面上看是那个时代的中心,是那段历史的主宰者,因为他有高高在上的皇权,然而事实上,他是最可怜的人,他所处的时代是文官集团势力庞大的时代,他所处的时代是思想受程朱理学深刻影响的时代,所以他有“人欲”则不达,一是受文官集团势力的牵制,二是受他内心思想的羁绊。他当然不能像正德皇帝一样,不顾名声为所欲为,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从小所有的教育与文官集团集体认同的道德标准如出一辙,这些从始至终束缚着他。他试图打破这个无形的牢笼,以至于在张居正死后要那般绝情的清算他,但最后这种种在后人看来竟像个孩子打翻瓶瓶罐罐撒撒气而已,这种报复行为对于他自身获得真正的自由没有任何裨益。身为皇帝又怎样,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
如果说万历皇帝是小打小闹试图冲破牢笼的小丑,那张居正相比要更高一筹,至少他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掌控了更多人的命运,只是聪明一世却不能逃脱时代对他命运的书写。张居正是文官集团的代表,但他不是懦弱的任由这个集团任由这个帝国自生自灭的人,他是这六个历史人物中眼界格局最大的,他试图用一系列改革来重振明朝的政治经济,“考成法”、“一条鞭法”等政策,着实一改明朝往日奄奄一息的状态,像是给得了绝症的病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大明帝国重获新生。然而与时代相比,张居正他个人寿命的长短有限,他个人的力量也有限,他无法在短期内创建一个可以和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体系一样可以自我运行的机制,所以待他死后,他所实行的改革也戛然而止,帝国的一切又回归到原有的轨道上,甚至他当初扔下的那块想要激起千层浪的石头倒成了拖拽大明帝国走向深渊的一块陨石。他的离去,注定是个悲剧。
申时行的登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文官集团与万历皇帝之间的矛盾以及文官集团内部的矛盾,但正如那句话“世间再无张居正”一样,他无法做到超越他。他与张居正的区别在于,不管张居正个人生活有多么奢靡贪腐、政治上有多么的强权凌弱,但他有能力掌控全局,而申时行更像是个和事佬,他懂得阴阳之道,知道用什么办法去抑制人性阴暗的一面而呈现出美好的一面,但他不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懦弱的逃避着一切,却又想在时代中留下印记,发挥自己的力量让大明帝国缓缓的逝去,少些痛苦与无济的挣扎。他大概也是看透了一切,时代的洪流里即便像张居正粉身碎骨全部怕又如何,既然扭转不了大的时代发展局面,那只做好自己当下的事情,减少当下的矛盾就好。在时代面前,他是佛系的,深知被裹挟着前行,平静的接受着一切,不挣扎不痛苦。
与申时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无疑是海瑞,这个从底层一步步走到历史舞台中央的小人物有着自己的执念。他是有信仰的人,他从不质疑道德标准以及上层制定的法律制度,即使多么的严苛,他也能时刻做到严于律己。在他看来,“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的接受”。这即是他的幸又是他的不幸。所谓的幸事在于他出淤泥而不染,不受外界的影响,能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做人做事能够达到自己心中的标准,已经做到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最高一层次——自我实现,所以他内心是安定而富足的。但这又是他的不幸,他与其他人相比就是另类,如果只是要求自己达到标准也罢,他的执念还要求别人也要按照这一标准来。可是,他不曾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自身的能力,也不曾清晰的认识到造成帝国现状的根本原因是上层建筑问题,最终与时代抗争的结局也着实让后人感到惋惜。
相比以上几个人物,戚继光在重文轻武的大明王朝脱颖而出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他是治军的好手,凭借“连坐法”训练出了一支纪律严明的戚家军,他的军事才能不仅体现于此,还体现在战略战术以及指挥才能上。但他最重要的成功因素在于,他是一个能够清醒认识现实的人,他清楚的认识到时代背景下,什么他能做什么他不能做,以及该如何做能把效用发挥到最大。与其他人相比,他是在那个在时代洪流中拿着浆划着小舟顺势而为的人,他做到了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能留得青史在人间,只是时代给予他发挥自身才华的推力之外也给予了阻挡他前行的大石头。他大概也万万没有想到他借助力量的大人物张居正死后他的境遇也会急转直下。正如书中所说“戚继光的不幸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终了,也免不了被时代裹挟着走入坟墓。
万历十五年最后一个篇章讲的是思想家李贽,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是时代产物的代表,这就注定他悲惨的下场。他一方面接受着千百年来影响着文官集团的传统儒家思想,另一方面他又竭尽全力的想打破这种桎梏探寻思想上的自由。但他所处的时代,“传统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他想要另辟蹊径自成体系,却总也无法彻底的摆脱掉传统思想的束缚。这种焦灼感是时代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因为1587年——万历十五年,虽然表面上看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一年,但从它开始,帝国已经逐步进入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晚期,一切机制都已经趋于僵化,内部的变革已经无济于事,它亟待一场来自外界的力量,豁出个口子,展开新的一页篇章。
所有人都被时代裹挟着前行,万历十五年,离下一个时代的开端鸦片战争还有2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