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政其人
——贾政文学形象的美学读解
作者：孙伟科
贾政在《红楼梦》中并不处于一个中心位置，他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在其中的重要性是无法与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薛宝钗等相比的。但是，他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人物，有的说他冷酷、虚伪、反动，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的卫道士；有的说他还值得同情，在贾府中他是一个孤独的、精神负担很重的人物，只有他操心着贾府的兴衰荣枯，与贾敬、贾赦、贾珍、贾琏等封建大家族中男性成员的恣意妄行、玩世不恭、偷鸡摸狗、无耻下流相比，贾政显然是一个正人君子，作者对他的态度并不一定是否定的倾向。
上面的两种说法，前一种是主导倾向。贾政被人们广泛地否定，虽然并不一定是作者在作品中所流露出的情感情绪的影响，但是，作者对贾政也绝无褒扬的倾向。换言之，作者对他的态度是隐藏的，作者没有以简单的是非评判、善恶分析代替对他的艺术描绘。作者把贾政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来塑造，是把他看成了生活中的“这一个”，既是一般意义上的封建卫道士，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个性人物。这一典型形象所具有的审美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一
把贾政看成是《红楼梦》中的次要人物，这是因为作者在作品中并没有浓墨重彩地写这一个人物。但是，贾政的位置却是重要的。他是贾宝玉的父亲，而贾宝玉又是书中的第一号人物，父子关系在小说中也处于叙述显要位置，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此予以关注了。
贾政父子的关系是无比微妙的。在过去对《红楼梦》的研究中，人们注意到了贾政与宝玉的矛盾，贾政更多的时候显得不近情理。小说中第一次描写这一关系，就是贾政对贾宝玉的严词训斥。第九回，这也是贾政在作品中第一次出场，宝玉说要去上学，过来请安，“贾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说，你竟玩你的去是正理。仔细站脏了我这地，靠脏了我这门！”贾政不喜欢宝玉，是因为他周岁时抓阄抓了脂粉钗环，长大后果然又爱和女孩子搅和，“一贯不爱读书”。如今宝玉主动说去读书（实际上是为了和自己新结识的情友秦钟可以更自由地从密交往），贾政即使是有再大的怨恨，此时的话也未免多了些、狠了些。脂砚斋说在贾府中，贾政是“治家有方，教子有法”的。而我们知道，贾政除了威令重吓、体罚以外，似乎别无他法。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在中国的封建礼教、文化中，父子关系，如同君臣关系一样，是人伦大端。父亲对于儿子就像皇帝对待脚下的大臣一样，任何时候都不能降尊纡贵地倾听一下下面的心声、尊重一次下面的选择。儿子呢，也从来不敢有僭越半步之想。这就是我们之所以看到宝玉在父亲面前总是战战兢兢、畏父如虎的原因。首先作者写出了这一对父子之间的关系的文化性。封建礼教严重扭曲了人伦关系的自然性，把情感关系变成尊卑秩序，于是，贾政与宝玉的父子关系也就变得难以为现代人所理解了。即使是父子情深，也只能掩盖在严父的严词之下。从这一个角度讲，贾政与宝玉的关系虽然紧张，但它没有超出于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一般父子关系的性质。脂砚斋之所以觉得贾政与宝玉的关系没有什么异常，反而说贾政“训子有方”，这是因为封建社会中人们普遍地接受了这一异化了的人伦关系，已经将不正常视为正常。所以，我们评价贾政与宝玉的父子关系也应该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
把贾政对宝玉的态度说成是痛恨，也有相当的根据。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贾政情急之下令下人乱棍狠打，并口口声声说要将宝玉一绳勒死，痛恨的心态暴露无遗。可是，我们要问，贾政为什么如此狠心对待宝玉？细读《红楼梦》，答案是不难找到的。贾府上下，贾政看到了“一代不如一代”的事实，他在为后继乏人而忧心忡忡的时候，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加上宝玉既是己子，又尚属冲龄可教，岂能轻易放过。当宝玉越来越不符合贾政的要求——充当贾府的继承人时，贾政难免“怒从心头起”了。但是，这也是一般父母都有的“恨铁不成钢”的一般心理，用不着在此过于强调父子冲突的“社会意义”，而让人觉得父子之间的对立只是阶级的对立、政治的对立。
贾政对宝玉的这一既相亲爱又十分痛恨的心理过程，是隐叙在作品的字里行间的。且看第二十三回，贾政要吩咐宝玉住进大观园，叫来宝玉，“贾政举目一看，见宝玉站在眼前，神采飘逸，秀色夺人……把素日嫌恶处分宝玉之心不觉减了八九”。贾政对宝玉的父子之爱，是深埋心底的、拒绝表露的。在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宝玉机敏动诸宾”里，在贾宝玉的才能远远超出于其他清客腐儒之上时，贾政对宝玉虽然是依然责骂，什么“无知的业障”、“便批胡说”等等，但他毕竟也“点头微笑”过，那一句话，“你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时了”。表面上是宝玉终于被难住了，贾政是在幸灾乐祸，但是，也可以想见贾政基本上认同了“塾掌称赞宝玉专能对对联”的评价。过去，我们在分析这一段文字的时候，过分评价了贾政对宝玉的仇恨心态，这显然是有失恰当的。贾政作为封建文化熏陶下的既定的“严父”形象，是不可能直接评价宝玉“好！”或者“很好！”的，即使是肯定评价，语言表达上也是否定的形式。这种特殊语言表达在父子之间，是可以意会的，互相之间的交流和领悟也是分毫不差、畅通无阻的。接着第十八回，宝玉被几个小厮纠缠，因“老爷喜欢”而要礼物，宝玉也慷慨奉送，贾母闻知这次父子“交锋”后也“自是欢喜”。贾政认为宝玉“偏才尽有”，“其所拟之扁联”“抑或可取”，等等，充分说明我们要理解贾政对宝玉的态度，应该“以意逆志”，深入到语言表象的背后——民族文化心理那里去理解，不为文字的表层含义所迷惑。
我的意思不是说宝玉和贾政之间的对立消失了，而是说贾政对宝玉的态度包含着矛盾，亲情的一面也是一种基本存在；只看到对立的一面是不对的，是不符合曹雪芹的艺术描写的实际的。小说在第七十八回有这样一段文字：“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归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虽皆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一个，看来宝玉亦不过如此。况母亲溺爱，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这段话，在程高本中被删去了。有的论者认为这样可以使贾政的形象更一致，因为这段话“有损于人物性格与作品主题”①。这种看法，实在是将人物固定化、片面化、单一化的认识结果。看不到人物性格的发展性、丰富性、复杂性，看不到贾政与宝玉父子关系的统一性，而认为宝玉与贾政的关系是除了对立还是对立，这就从根本上误解了曹雪芹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过去人们认为贾政是可恨的，想让他可恨到底，删去这句话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贾政与宝玉的父子关系便被彻底概念化了，贾政也由一个圆形人物变成了扁平人物，由杂色人物变成了一个单色人物。
二
不错，贾政更多的时候是社会性的贾政，他被“文化”化了，被“封建”化了，被“理性”化了。“文化”得像是不食人间烟火，“封建”得像是冬烘先生，“理性”得像是天外来客，没有一点生活的趣味。是的，在贾政身上，这种“感性与理性的分裂”是作者刻意表现的。
据说贾政小的时候特别爱读书，可以说他在“文化典籍”中有很深的浸染，他的志趣、追求与那个时代是异常契合的。读书是为了求仕，做官是为了“光宗耀祖”，个人的使命便是忠君报国、孝敬上辈、严训子孙……。贾政的文化性格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竟有文人的雅兴：看到稻香村“佳蔬菜花”“分畦列亩”“漫然无际”，不禁引起“归农之意”。当他来到潇湘馆（当时叫“有凤来仪”，后被贾元春赐名）时，“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不枉虚生一世”。如果说归农也有归隐之意，那么是不是说贾政已经厌倦了官场的纷争与人世的喧嚣了呢？厌倦是有，因为官场险恶，世事无常，人心叵测，不是贾政之类的人所能驾轻就熟的。可归隐田园，那只是理想的幻影。贾政是一个更有现实感的人，贾政那么看重与各王府之间的关系，对贾雨村式的仕途道路那么羡慕，直至引为宝玉的人生榜样和精神导师。可见，贾政的“归农”、“读书”不过是一种早年埋下的书本观念，这时不过是睹物生情罢了。
总的说来，贾政的性格是古板的，僵硬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当然可以说有天生的成分。可是，如果仅是这一个原因，那这一形象的意义将要大打折扣。曹雪芹是伟大的艺术大师，他赋予人物的含义是丰富的，可以说，贾政的性格还有文化矛盾的内容。读书造成了贾政的文化性格中的理性内容——忠君孝亲、服膺传统、循规蹈矩。可是这样的一个正人君子却在生活中处处遭遇难堪和尴尬，和社会的感性生活格格不入。一次是第二十二回“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猜些以“爆竹”、“算盘”、“风筝”、“海灯”为谜底的谜语，他便“觉不详”，“小小之人”“皆非永远福寿之辈”。贾政为讨贾母欢心，备足酒果、玩物，可谓乘兴而来，结果是令大家“拘束不乐”，自己则由谜语联想到祖宗基业，“愈觉烦闷”、“悲戚”，又可谓败兴而归。贾政的敏感心理是由脆弱的文化神经细胞构成的。还有一次，第七十五回，贾政给大家讲的那个醉汉舔老婆臭脚的“笑话”，粗俗愚拙，而且直令人犯恶心。贾政平时沉稳持重、道貌岸然，而现在一番的不堪表现，似乎不符合他性格的一贯性，难道是作者的败笔？不。贾政的形象出现如此之大形象反差，乍看不合理，实际上是其性格逻辑的必然。贾政那么不善于在生活里与大家相居相处，不是惹宝玉、黛玉、宝钗等孩子们拘束，就是被贾母赶走，这些无疑会使贾政意识到自己的“索然寡味”。为了改变自己在大家心目中的呆板形象，贾政欲求与大家融洽而有意为“笑话”，然而他的表演却直令人觉得滑稽。而贾政呢，也是一幕尴尬的体验。
为大观园题写对联和征评宝玉、贾兰、贾环的《姽婳词》，体现出贾政是有一定的文学修养的。只不过，他的知识并不能运用到生活中去。知人论世，空谈大道，可以左右逢源、滔滔不绝。可是一到现实中，他就捉襟见肘、难以裕如了。在续书中的第九十九回，有贾政外出为官的一段描写：贾政只是遵守条制，苦了手下人。引起强烈不满后，又放任自流。最终被胡作非为的奴才李十儿钳制，酿成丢官降级的大祸。贾政的“读书”，着实是生活中一类读书人的代表，读得不会生活，读得不能明辨是非，读得人性、幽默、情趣全无，读得只认得“读书”。贾政在这里的悲剧是不懂得“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的道理，是封建文人严重脱离生活、实际的悲剧。难怪，在贾政在严厉训斥宝玉、贾环读书不上进时，贾赦对贾政不无讽刺地说“多费了工夫，反弄出书呆子来”。
那么，是什么书害了贾政呢？贾政有一次是这样教训宝玉的：“哪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第九回，这段话原是对跟随宝玉去上学的李贵讲的）原来，贾政“自幼酷喜读书”，读的只是些八股文所规定的那些书。科举制度和八股文害了多少中国封建文人，这是多少小说家从吴敬梓到鲁迅都写到的，不再赘述。
贾政的读书不化，造成了他性格和命运的深刻悲剧。貌似满腹经纶，实则无半分能力。为父严则严矣，却方法失当。为官清且廉矣（暂不算他为薛蟠的事而上下行走），却毫无能为。自己终生所捍卫的、追求的事业和目标，只能看着如东逝之水，无力挽回，徒唤奈何。
三
现在该来说一说作者对贾政的态度了。
在贾政出场之前，作者通过评述和他人之口，对贾政有这样的间接描写：“最喜读书人，礼贤下士，济弱扶危，大有祖风。”黛玉的爸爸林如海也这样评价他：“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仕宦之流。”
外人眼里、社会舆论，对贾政是如此高评，着实难得。这是作者的观点吗？可以说是。因为贾政确实与谋虚逐妄的贾敬、酒色之徒的贾赦、乘人之危的贾珍、贾琏等不同。也可以说不是。因为作者是把他作为另一否定类型的“大老爷”形象来塑造的，他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中的一员。
《红楼梦》在塑造人物时，常常采取“复调”手法。有肯定的声音在前台，也有否定的声音在后台。作者对贾政的态度就是藏在后台的。在艺术描写的字里行间——贾政是谈不上有什么特殊才能的。按儒家的人生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说，贾政是一条也没有实现。“修身”，修得火气冲天，动辄大发雷霆。遇事极不冷静，忠顺王府的长史来要人（伶人蒋玉菡），他就慌得了不得。宝玉挨打，也是他偏听偏信的结果。处处尴尬和不受欢迎，是他那苍白灵魂、枯燥人生的反映。“齐家”，偌大一个贾府，需要一个管理者，贾政应名是管理家务，可是大权似乎在王夫人和风姐手里，他只是一个傀儡。只有一次，他告知贾珍不要用义忠亲王的棺材为儿媳秦可卿办丧事，认为这样做有违礼数，可他的侄子贾珍偏不听，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甚至“恨不能代秦氏之死”。实际上我们也不敢想象贾政能有治家本领，他是一个没有手段、没有章法、没有威望的人……王熙凤病重，居然是一个孤儿寡母的李纨、待字闺中的贾探春来代理行政大权。贾府一天天地烂下去，同辈人各个心怀鬼胎、如同陌路，晚辈中王熙凤大放高利贷、包揽诉讼，贾珍、贾琏聚赌聚麀，薛蟠、贾蓉胡作非为……贾政不是看不见，就是纵容包庇。谁能说贾政不该为这个世袭百年的望族的衰落负一分家长之责呢？再看“治国平天下”，贾政为官一任，被奸佞小人包围，在巧言令色之中被哄得团团转，已是盲人瞎马，还自以为得计。事实证明，贾政资质庸劣，还是保重在家才是上上策，虽处忧惧之中，却可保全性命、度尽残生。
《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作者的态度隐藏在叙述描写的画面背后。说作者在刻画人物时是“零度”感情，难以令人信服。让我们看一看贾政交往的那些人吧，什么詹光（沾光）、单聘仁（善骗人）、卜固修（不顾羞）等等，通过谐音我们就可以揣测到作者的意图——为什么是这些人环绕在贾政的周围？至于忘恩负义、心狠手辣的、“野杂种的”（平儿语）贾雨村，更是作者要否定的一个人物，而贾政和他交往从密，对他却欣赏有加，不是直接谈诗论书，就是向人推为人杰典范。续作者让贾雨村给贾政这位举荐恩主在抄家求救时反踹他一脚，可以说是给予这位愚木不醒者的一次深刻教训。记得王朝闻先生曾经
说，如果看不到作者写昆虫入药也要用原配的、讲贞节是对庸医的讽刺，那么，也就难以理解作者对王熙凤等人的批判、否定态度了。对贾政也是如此，以为作者没有站出来发言，就以为作者没有态度，只是客观叙述者而已；以为作者没有否定的言辞，就以为作者的否定性描写，可以视而不见或作相反的理解；等等。这不是对作品理解有相对性的问题，而是对作家隐藏在文字背后那炽烫的心灵、充沛的感情、鲜明的态度根本漠视的问题。
四
贾政是小说中的一个次要人物，但曹雪芹依然把他塑造得活灵活现，富有立体感和深广的社会意义，从而使这个人物具有了较高的审美价值。在曹雪芹的现实主义艺术中，其深刻性也在这里得到了证明。
其一，贾政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他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封建“机器”，毫无人性、一味虚伪。曹雪芹把贾政当作生活中独特的“这一个”来写，一般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贾政的阶级本质是“卫道士”的形象无可置疑，但他的卫道本质又是独特的。体现在与宝玉的父子关系上，他对宝玉怜爱、寄予厚望转而至于严酷；体现在众人之前，道貌岸然、莫测高深，实际上心灵枯槁乏趣、呆滞不活；体现在封建官僚体制上，他不过是被时代误会的人物，他与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统治阶级，互相认同，却不被后者所容；他向往封建文化、封建理想，却被这文化弄得只剩下了躯体的空壳。正像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宁一样，他们都是自己所捍卫的那个社会制度的自觉和不自觉的牺牲品。
其二，与贾府中的其他“爷们”形象相比，贾政有着与众不同的品行、个性、文化修养和处世态度。如果说贾赦、贾珍、贾琏、贾蓉等是自己“坏”下去，是贾府栋梁上的蛀虫的话，那么，贾政作为“好”的“爷们”形象，极力维护着家族利益、封建大厦，仿佛栖息在黑夜中林间的猫头鹰，既不能捕捉田鼠，又不能阻止黎明晨曦的穿云透雾。他的存在与努力，居然对此衰落命运于事无补，更不用说“挽狂澜于既倒”了。
（原载《平顶山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①赵齐平：《关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