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第一章讲述了道光、咸丰年间的外患。全章围绕“剿夷与抚夷”展开,其间不乏作者个人独特的观点和思考。
提起鸦片战争,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腐朽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船坚利炮之间严重力量对比自不必说,但从学习历史以来,教材多是强调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不义与霸道,此书却更加重视描述英国发动战争的无奈,这场战争已是历史的必然。鸦片战争其中有一部分不能不说是中国人自己招致的,正如作者在本章中所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其他各国皆为“夷”。这种意识是自古以来中国领先于世界的现实所造成的,也不能全怪中国人夜郎自大。但中国的大国意识充满着矛盾,既希望万邦来朝,天下共主,又有一种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清朝政府不允许外人买中文书籍,了解中国的文化。我认为这种矛盾来源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以汉人为主的中华帝国。
满族是发源于中国东北部的少数民族,与泱泱大明相比自然弱小很多,虽然备受压迫,但当他们推翻了多面的压迫者的时候,自己却并没有给他们自认为弱小的夷好脸色看,反而更加的自大与狂妄,这与满族接受汉族的文化不无关系。汉族的先进文化就像一个大染缸,能将所有外来的文化染成自己的颜色,清朝的统治者无疑也秉持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这种观念不只停留在本国的礼仪制度,甚至也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当时的中国用自己的这套的等级制度拿来面对世界,中国天朝上国的地位无可避免的被扩大抬高了。即使当时中国人还没有世界的意识,但在大部分人的观念里,中国确实是凌驾于世界各国之上的,大概他们认为中国的优秀文化只能自己的民族传承下去,外夷既不配也不能弄懂中国的文化。
同时,清朝的统治者归根结底是一个少数民族,害怕汉人勾结外夷推翻自己统治的狭隘民族心理又无可避免的贯穿于清朝历代的统治政策中,从大兴文字狱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担心汉人造反的恐惧心理是多么的严重。就是这样两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中国成为了一个落后的国度,即使现在仍然在追赶中……
回顾那段屈辱的历史,最让人心痛的并不是战争、割地、赔款、开口岸。战争输了,还有赢得机会;香港割了,还有回来的时候;银子没了,还有再赚回来的日子;口岸开了,还有再关上的可能(以当时来看,清朝上下确实是对开口岸耿耿于怀,即使这一条款又利于中国走向世界)。这些都没关系,最让人心痛的是战争后中国的不思进取,整整二十年光阴任其白白流走,一个国家怎可愚昧到如此地步!没有危机意识,没有进取精神,一个民族一定不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定在历史的舞台上黯淡了曾有的全部的光彩。
突然想起了一句诗: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一个人只有一次少年时,一个民族又会有多少少年时?对于一个国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把握时机,锐意进取才是唯一的出路。
第二章: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
第一章作者讨论了外患,这一章作者笔锋转向了内乱。
清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可谓此起彼伏,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太平天国,它不仅改变了大清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清末的农民起义虽是时代的产物,但也离不开中国封建社会兴衰的历史规律,这一规律的核心即是人口和土地,简单概括起来,不过是人少地多则是黄金时代,人多地少则是大乱之年。
中国到了嘉庆年间已到了循环套的最低点,外加西洋势力侵略,洪秀全式的人物的出现其实是迟早的事,即使没有洪秀全,也会有其他类似的人来担当他的历史使命,用“时势造英雄”来形容洪秀全实不为过,当然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洪秀全的对头曾国藩。
洪秀全虽是个读书人,但是他的小农本性是无法改变的。目光短浅,贪图享乐的弱点注定他即使成功也不会建设新社会,只是建设一个新朝代而已,一个新的封建朝代的建立对当时中国影响无法细究,但我想纵使有改观也不会很大,因为不推翻封建制度,中国便是无希望的,这已被之后的历史所论证,所以对于太平天国的失败也大可不必惋惜,历史的潮流从来都是披沙拣金的。
再来看曾国藩,曾国藩在历史上一向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他是清朝官僚,替清朝剿灭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让清朝继续他的腐朽统治,从这一方面来看,曾国藩不能算是个正面人物;然而他为人正派,创建了盛极一时的湘军,倡导了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的进步,这样看来也算是中国的改革之士。
我对曾国藩是欣赏的。之后的洋务运动姑且不说,从这章来看,他剿灭了太平天国,维持大清似乎是逆历史潮流的,但仔细想来,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却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像作者所总结:曾国藩作为士大夫阶级的代表不能不忠君,同治年间清朝的中兴气象也让他人为清廷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觉悟,而最重要的一点即是曾国藩恐清亡而国亡,无疑,曾国藩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已做到了最好。
在这一章论述曾国藩的文字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他(曾国藩)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对于曾国藩的这一点,作者无疑是肯定的。这让我想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这两个主义不是一回事,但实质上却颇有相似之处,不知道当时的人们有没有想到曾国藩,他就是一个“问题与主义”同步进行且处理得当的极好的例子。重视主义而又不忽略做事,这才是中国的头等领袖,至于几个文人的争论是在可笑,本是相得益彰的两种品质,何必一定区分孰轻孰重?
总之,从这一章看来,正因为清朝既无救世之心更无救世之力,所以历史上有了洪秀全,有了曾国藩,更有了在那段混沌历史中闪光的两点。
第三章: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这一章作者讲述了以李鸿章为首的自强事业,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清朝统治者内部的分歧与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本身就具有一系列缺陷的自强事业在朝廷顽固派及未开化的民众阻碍之下,必然难逃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