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云冈石窟，这是位于我国陕西省大同市的一座庞大的石窟，有着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代表的是我国历史上公元5世纪到6世纪北魏时期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这是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云冈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时对其作出的评价。
1、云冈石窟概况
1.1、塔庙窟(1、2号窟)
东汉分三国，东西晋后为南北朝，一直烽火连天战乱不断。北魏是南北朝时期一个由外来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个名为鲜卑的民族不仅全盘接纳了汉文化，还大力发扬着传自西域的佛教信仰，这令那个饱受战争的动乱时代的人民有了肉体外的寄托，于是，高僧昙曜奏请北魏文成帝在当时京城西郊武周山开凿五所石窟，窟内大像以北魏五位皇祖为原型，正式拉开了这座延存至今的云冈石窟的舞台帷幕，也将佛教信仰与政治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1.2、佛阁(5号窟)
直到站在云冈石窟前的那刻，你才真正感受到北魏人对佛教那种发自内心的信仰与膜拜。这东西绵延一公里的几万尊大大小小的石佛，无不经历了岁月的洗染，且依然散发出神秘的微笑。云冈石窟大部分作品完成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特别有代表性的当属早期的“昙曜五窟”，五窟气势磅礴，保留了后世少有的浑厚雄伟、纯朴大气的西域风格。中期石窟多为已渐成熟的北魏艺术风格，华丽复杂，精致多彩，以精雕细琢的风格旗帜鲜明地出现在山崖间。西部诸窟为云冈晚期石窟，为北魏迁都后的民间开凿，但却标志着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全面进入中国化与世俗化时代。
1.3、中期开端的双窟(7、8号窟)
云冈石窟的造像艺术直接吸取了印度键陀罗艺术的精华，却又不可避免地继承并发展了中原秦汉传统雕刻艺术，此外还明显流露出中亚波斯艺术的色彩。总之，云冈石窟展现出中国的造像艺术逐渐中国化、世俗化的过程，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由此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了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转折点。
2、真容巨壮 世法所稀
谈起云冈石窟，即使没有去过云冈的人，也会马上联想到那尊被视为云冈石窟象征的露天大佛。但是这尊高13.7米的露天大佛在云冈石窟最著名的“昙曜五窟”的五尊巨佛中仅能排到第四位。
“昙曜五窟”是由第16窟至第20窟组成，位于窟群的中部，是云冈最早开凿的洞窟。这组洞窟的开凿还有一段故事：文成帝复佛法后，有位高僧昙曜来到北魏首都平城(今大同)，路遇文成帝车队，不料昙曜的袈裟被皇帝的马咬住不放，由于有“马识善人”的说法，文成帝认为这是天赐高僧，对昙曜以师礼相待。昙曜建议在“京城西武周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魏书·释老志》)，文成帝同意了，并请他负责主持工程。从460年到465年，昙曜役使万名工匠在武周山下开凿出五所石窟，后来人们就把这五所石窟称为“昙曜五窟”。
这五个由普通石门石窗护卫着的洞窟里，居住着五尊顶天立地的巨佛，简直就是五座石雕高峰。五尊巨佛神态各异：第16窟的释迦立像，高13.5米，面目清秀，立于莲花座上;第17窟为交脚弥勒坐像，高15.6米，由于窟小像大，显出咄咄逼人之势;第18窟身披袈裟的释迦佛，高15.5米，安详沉静地站立着;第19窟的释迦坐像，高16.8米，是云冈的第二大佛雕，气势雄伟;第20窟就是那尊被誉为云冈石窟代表作的露天大佛。在经历了一千多年前辽代的坍塌之后，这尊大佛就幸运地摆脱了佛国森严的束缚，来到人间。如今他容光焕发地端坐在光明之中，虽历尽千年沧桑，却仍保持着丰腴的容颜，深邃的双眼永远是那样安详善良，宽厚的双肩托起下垂的双耳，造型雄伟，气概不凡。作为五万多尊佛像的代表，他不辞辛苦地接待着络绎不绝的中外游人。
据说，昙曜深知佛教若不能得到当时统治者的支持是很难兴盛起来的，所以在塑造主像时，打破常规，按照北魏太祖以下五位皇帝的形象雕刻了这五尊巨像。第16窟的年青主佛像就是模拟了当时在位的、只有二十多岁的文成帝的样子。更有意思的是，石佛身上某些部位嵌有黑石头，传说那是皇帝身上长的黑痣。为了让这些佛像永远保存，昙曜采用了这种巨石雕凿，真是用心良苦。
然而，最大的一尊佛像还要数第五窟的释迦牟尼坐像。这尊巨佛高17米，宽15.8米，一只脚就长4.6米，中指长2.3米，他交叉在胸前的双手上面可以同时坐下6个人。面对这石峰一般的巨佛，你不能不惊叹古代那些身怀鬼斧神工之技的工匠们的创造力。“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魏书·释老志》)，这是古人对云冈石窟的赞美。
3、影中群像动 空里众灵飞
云冈石窟不仅向人们展示了它的气魄，而且也使人们从中透视到一千多年前的社会风貌。那51000余尊造像不论是十六七米高的巨刻，还是拇指盖大的微雕，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组成了各式各样的生活图景，是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重要资料。
位于窟群中部的第5、6窟是一组双窟，窟前有五间四层楼阁，是清顺治八年(1651)建造的。那尊最大的佛雕就座落在第5窟内，在他两旁排列的佛像按照个头大小顺序就位;此外，壁顶上的飞天轻盈飘舞，四壁散立着身材矮小的供养人。这种组合，似乎象征着皇帝、群臣、百姓三者之间的那种统治、服从、奴役的等级关系，从而也显示出北魏统治者把自己的地位加以神化的本意。
开凿云冈石窟进入尾声的时期，北魏孝文帝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汉化改革”，这一变革从石窟的神像塑造上也可以反映出来。最早雕凿的那尊露天大佛还保留着鲜卑人右袒左衽的服饰痕迹，而最后一个出世的那尊最大的佛雕，已经换上了褒衣博带的南朝士大夫的装束。这一变化是魏孝文帝改革中服饰汉化的一个形象记录。
被称为云冈“第一伟窟”的第6窟，窟顶刻有三十三诸天及各种骑乘，其余壁面上雕满了佛、菩萨、罗汉、飞天。窟内很难找到一块没有雕刻的空隙。特别是东、西、南三面刻有33幅内容连续的佛经故事，它把释迦牟尼从“腋下诞生”、“逾城出家”到“成佛升天”的过程十分生动、逼真地表现出来。如“逾城出家”图的画面上，太子隐藏在伞盖下，惟恐别人发现，四个天神小心地捧着马蹄，生怕夜间行走引起惊动。这些雕刻技法精练、生动传神、富丽典雅，被认为是云冈造像艺术的精华。
“五华洞”是指第9到13窟的五个洞窟，因在清代被涂施彩绘而得名。这组洞窟可谓琳琅满目、千姿百态，那一间间形制各异的仿木构建筑的佛龛和窟檐，显示了工匠们的机智与巧妙;那绮丽华贵、构图严谨、富于变化的图案花纹，使人看到古代宗教艺术那独特的风格;还有那手持排箫、琵琶、箜篌、鼓、笛的伎乐天们，婀娜优美地演奏着古老的乐曲，迎来送往。今天的建筑学家们从仿木构建筑中找到研究古建筑的重要材料，声乐研究者们从伎乐天与器乐的浮雕中，断定出中国古代乐舞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具有极高的水平。
在这座热闹拥挤的佛国里，还有骠悍勇猛的力士，纯真无邪的化生童子，端庄忠实的胁侍菩萨，能言善辩的维摩居士，娴雅美丽的供养天人，轻柔飘动的飞天，以及那变幻无穷的祥云琼花、千姿百态的瑞鸟神兽……难怪唐代诗人宋昱游览了石窟后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影中群像动，空里众灵飞”……“瑞莲生佛步，瑶树挂天衣”(《题石窟寺》)。
4、中西融合 艺术奇葩
云冈石窟在雕造技艺上明显的呈现出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秦汉时期雕刻艺术的优秀传统，同时又吸取和融合了犍陀罗(古印度国名)佛教艺术的精华成份，因此成为中西艺术结合的珍宝。
在雕刻艺术上，它既保留了秦汉时的形体质朴浑厚、线条劲健有力、画面伸出石面形成浮雕的传统石刻手法，又有新的发展，主佛采用通体的圆雕来塑造，以突出其的雄姿;四壁的佛群或装饰以浮雕和线刻来处理，并利用浮雕吸收光线稳定的特点，烘托主体，产生了使主佛突出的效果。至于那神秘的佛光，工匠们将焰火纹样用浮雕或平面彩绘表现出来，于是火焰的浮动与画面的平稳产生了动静交替、对比鲜明的艺术效果。整个洞窟看上去繁而不冗，从容舒展，表现出中国古代艺术家们的卓绝功力，在中国雕刻史上还起了承前(秦汉)启后(隋唐)的重要作用。
在石窟群中，处处可以见到中西两科艺术风格结合的精品佳作。最早建造的“昙曜五窟”就可明显看到外来艺术风格的影响。那尊露天大佛，鼻梁与前额平直，眼大而唇薄，具有古希腊艺术的痕迹;衣着为典型的犍陀罗服饰，袈裟斜披，右肩裸露。还有第8窟门拱两侧的造像，西侧是骑着神鸟、长有五头六臂的鸠摩罗天，东侧是骑着神牛、长有三头八臂的摩醯首罗天，奇特的造型来自丰富的想象力，为云石窟中罕见的特例。特别是鸠摩罗天乘坐的那只神鸟，在佛经中叫做“那罗延夫”，是古印度人想象中的灵异。你看它口衔小珠、爪趾雄健，特别是长长卷起的尾部，颇似孔雀。然而通过中国古代艺术家们的再创造，它便成为中国雕刻艺术中的形象。有人称这一组雕像为东西方艺术的巧妙结合，可与古希腊雕刻相媲美。
此外还有，屋顶是典型的中国式建筑，而石柱上却布满了中亚卷草纹;中国的朱雀、白虎和蟠龙与波斯的金翅鸟和睦相处;而印度佛教艺术中的莲花在异国陀乡开放得更加娇娆……参观完云冈石窟，你不仅能够饱览中国古代佛教艺术的壮景，而且可以领略到西方古代佛教艺术的精华。
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这样描述了云冈石窟：“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境，缀目新眺。”如今那烟笼云遮的山堂水殿早已面目全非，但这些真容巨壮的石雕却永远放射着不朽的生命之光。
一千五百年来，云冈石窟受到风化、水蚀和地震，损毁甚为严重，但比自然破坏更为厉害的是人为破坏，特别是帝国主义的掠夺。据不完全统计，被盗往海外的佛头佛像竟达1400多个，一些掠夺时留下的斧凿遗痕至今犹在，成为历史的见证。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多次修茸，绿化环境、整理资料，使这古老的艺术宝库受到了妥善保护。1961年国务院、公布云冈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