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火器这个其实在明朝就已经有了,最早是可以追溯到宋朝的,宋朝火器就已经等上历史舞台了,到了明朝就比较成熟了,到了清朝这个火器是不是要比明朝进步呢?这个问题也还是有很多人想知道的,所以下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简单的分析揭秘看看,这个明朝火器vs清朝火器谁垃圾谁厉害。
大家潜意识里面清朝的火器是比明朝垃圾的,但是这样的说法太片面了,不够准确,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接着往下看。
「清军只重骑射,不重火器」是被误解的概念,有了矛盾而无法自恰。
最大的问题在于明朝部队其实不等于火器部队,满清也不等于骑兵。也许有人在某一些错谬宣传的影响下,以为明朝部队的火器如何发达,满清又是如何以骑射见长而入主中原。
但实情恰恰相反,清国部队也就是当时的后金政权,在吴桥兵变之后,与明朝部队在火炮实力的对比上,已经开始发生了逆转的情形。
明廷之火器获得不易,真正具有战力价值的火砲不由汉民族自主研发,主要是信仰天主教的徐光启一力主持,透过葡萄牙传教士四次经由澳门采买进口。第一次是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徐光启委托李之藻、杨廷筠等筹资,派学生张焘和孙学诗(保禄)至澳门,带回了4门大炮和几个葡籍炮师。第二次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辽东战局急剧恶化,为此,购买西式火器的话题又提上了议程,张、孙二人购得了26门。这总数30门的西洋大砲,19门守京师,11门先送往山海关,后又运至关外宁远城。第三次是1629年,澳门葡人捐献大炮10门,6门留京,4门守涿州。第四次则是1630年,澳门当局招募了150名葡人,另加约200名随从,携带40门巨炮和部队动身北上。但他们达到江西南昌时,被明廷下令遣返澳门,仅有陆若汉等人允许护送军械继续北上。第四次征募出现反复,是由于朝廷有了不同意见。礼科给事中卢兆龙连上四疏,力言不可让葡兵跃马扬刀,拥弓挟矢於京城,况目前广东人已会造西洋火炮,用不著再请西人。崇祯帝采纳,并将主管姜云龙革职回籍,令巡按御史查明澳门澳人情形。
以上就是明廷4次自澳门购募红夷大炮的经过。另外,明政府从1622年开始对红夷大炮进行仿制。受徐光启的影响,当时政府官员中,如兵部尚书崔景荣、两广总督王尊德、福建巡抚熊文灿等都曾积极主张仿制红夷大炮,时间大多制于崇祯十年(1637年)之后的明垂危时期。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仿制的大中小型红夷大炮已有400余门,至1644年明朝灭亡时,还造出各类仿制的红夷大炮1000余门,但火力射程等技术等级皆较低劣。除此之外,尚有耶稣会士汤若望,崇祯帝命其在皇宫旁设立一铸炮厂,到明朝灭亡前汤若望在京铸造了520门红夷大炮。
明军火器多部署於疆臣所部以御外敌,例如徐光启的爱徒爱将登莱巡抚孙元化,这使得孙元化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所率炮队不仅装备有直接从澳门引进的西洋大炮,还雇有公沙的西劳等几十名葡萄牙炮手和制炮技师,教授西式大炮的操纵点放与距离尺度之法。
但徐光启进口西洋火炮的举措,引起朝中许多重臣极力反对和攻击,从而致明军在双方的火器竞赛中渐处於下风。更有许多官员对徐光启的工作大肆攻击,指责他「一味迂腐」,不应「以词臣而出典兵」,选拔兵士是「骚动海内」,练兵的目的无非「骗官盗饷之谋,以朝廷数万之金钱,供一己逍遥之儿戏」,「越俎代庖其最小,而误国欺君其罪大」。可见建军困难之大,自内而非外。
2、历史的转捩点总是意外且偶然
1632年孔有德、耿仲明等在吴桥兵变反叛,孙元化与张焘竟遭明廷误解而处死,孙元化之死,代表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淡出明朝军队。孔、耿二部被关外明军祖大壽部击败,便於1633年4月率残部男女13000多人(含士兵3600余名)携十数门红夷大炮、众多火器手和造炮工匠,於镇江堡(临鸭绿江出海口)降后金。降书曰:「前奉部调西援,钱粮缺乏,兼沿途闭门罢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气吞声,行至吴桥,又因恶官把持,以致众兵奋激起义。」,又云:「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砲、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出郊十里迎接,这支部队日后成了攻下南明的八旗汉军,满语「乌真超哈」,也就是重砲部队。
接下来就是1639至1642年,明清之间的松锦大战。双方均使用了红夷大炮,两军也都同时加紧造炮,清军把红夷大炮用于大规模的野战和攻坚,使明军对清军火炮的长足进展十分惊讶,如1639年明将樊成功口报:「达贼将松山25、26两日狠攻,城中拾得打进炮子600余个,俱重十余斤,目下南墙所装红夷炮37门。」我们可以发现1631年的大淩河战役和1632年的吴桥之变,大大改变了明朝与后金军火器数量的对比。
松锦大战的结果是:1641年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降清,大战至最后的1642年,祖大壽等亦降清。至此,明军又失去了3683门火炮,包括16门红夷大炮,火枪1519支。
此后的明军已无法以火器为长技,而后金军不但拥有了大量火器,且能大量仿制红夷火器。1643年,辽东巡抚黎玉田当时就痛陈:「酋以大炮百位排设而击,即铁壁铜墙亦恐难保⋯⋯以物力言,酋铸百炮而有余,我铸十炮而无力,⋯⋯奴之势力往昔不当我中国一大县,每临阵犹势相均力相敌也,迄於今而铸炮造药十倍於我之神器也。」
3、关于使用火器操练的兵学著作
中国火药、火器理论的发展至明后期,大抵不过是「阴阳五行化生」和「君臣佐使」之类夹杂了传统玄学的看法。此般理论散见於1556年戚继光着的“纪效新书”,1597年赵士桢着的“神器谱”,1621年茅元仪著的《武备志》等书中,对中国火器冶金、造铳、火药配方及制造进行了论述与总结。但这些「朴素」的火器理论,同欧洲新兴的火器理论相比,表现出较多的神秘性、玄妙与不彻底性,而非科学的数据、过程与细节验证。红夷火炮的输入,使得以徐光启为首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视野大开,迫使他们开始转向重视科学实验,强调定性定量研究的新轨道。这种转轨表现在徐光启、李之藻的论兵奏疏,以及孙元化的《西法神机》等论著中,他们屡申新学之要义,如徐光启认为火器研制者要「明理识性、知数懂法」,才能造出精工坚利的红夷大炮。这里的「理」和「性」指的是物质的结构机理和物理、化学特性,间或也有规律之意。为此他曾说,红夷火器威力大的原因是「所以及远命中者,为其物料真,制作巧,药性猛,法度精也」。西洋「造台用铳,多有巧法,毫厘有差,关系甚大」,必须荐举「深心巧思,精通理数者,信任专管,斟酌指授」,才能制出精良的火炮。他在1606至1607年间翻译的《几何原本》,则成了他其后制炮用炮的重要数学依据之一。但是,人亡政息,他们引进的西方先锐见解和科学观,在缺乏科学土壤的传统体制与儒教庞大系统的气候之下,并未得到普遍的重视,而遑论扎根于读书士子的教育之中。
明末之际,明王朝内忧外患,国事日非。1619年以后,明与后金进行了初次的几回大战,明军士气低落,虽有后金军所没有的佛郎机、鸟铳等发展初始期的火器,但粗制滥造,且练兵不实,施放技术不见嫺熟,故在八旗骑兵的冲击面前往往败北,尤其野战非城战,当时的火炮水準往往不得其利。直至吴桥兵变之后,明清火器形势翻转,此消彼长,火器反成了后金攻伐守城明军的利器。
鄙文非个人创见,而是引用、夹述、搬运了他人学术资料,如专攻火炮史的浙江大学刘鸿亮博士、新竹清华历史系黄一农博士等人的文章和观点,其中或有疏漏,但我不具备解决能力,在此仅能作为参考一答。
作者:Jimmy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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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