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地区，似乎总有那么一些命很苦，很难过下去的苦命人。在古罗马时期，那些苦命人毫无疑问就是那些奴隶了。他们背负着社会的重担，但是却无法分享着福利。其实在更早的希腊城邦时代，家奴就受尽了专制暴虐的苦楚。帝国初期，经常用烧杀掠夺的手段打天下，奴隶大多来自蛮族战俘，由于可以从战争中获得成千上万的奴隶，所以价格便宜。这些外国奴隶都曾是自由人，已过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一有机会便会打烂枷锁寻求报复。
公元前73年爆发的斯巴达克起义，就曾使罗马共和国濒临毁灭边缘。为防范这些腹内的敌人，统治者只有设立严苛法条、运用残酷手段，才能对奴隶们形成压制。
然而，当亚非欧的大小邦国都被罗马帝国统合后，能从外国获得奴隶就变少了，奴隶也变得金贵了，但社会上的需求却没有变。罗马人只有通过鼓励生育这种冗长的方式，才能勉强维持住奴隶的供应量。很多家庭支持奴隶婚配生子，大户人家更是如此。情感的温度、教育的陶冶及财富的获取，都可减轻被奴役的痛苦。
奴隶过的开不开心，决定于主人的性格和家境而定。但当奴隶成了更有价值的财产时，主人必定对其更加仁慈，不是基于畏惧，而是因为有利可图。罗马皇帝的政策也使这种风气加速蔓延∶哈德良和安东尼都曾颁布诏书，将奴隶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围内;同时将裁定奴隶的生死的权力集中于官吏∶私人不得任意伤害奴隶，并禁止私设地牢;奴隶若受到冤屈或伤害，可向特设法庭申诉。受害的奴隶会得到释放，或是给他换个不那么残暴的主子。这种类似“房产限购”的保护政策，刺激了奴隶价值的上涨。
希望是人们处于不幸时最大的慰藉，对奴隶而言也不例外。他们总是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以获得主人的垂青。在勤勉而忠诚地工作几年后，他们往往会期盼主人大发慈悲∶将自己释放，成为自由之身。别说，不管出于仁慈或是虚荣，当年还真有不少奴隶主会这么做。但官方认为此举仁义过了头，不仅不应提倡，还要用法律来抑制，以免太多奴隶获释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古老法条有明确规定，奴隶是无国籍的人，但得到自由后，由于他的恩主是政治体制的一分子，所以他也一并获得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这些法规到后来被当作特权，滥用在罗马城一些流氓无赖的身上。因此官方又提高了门槛∶只有提出正当理由，报请官员批准，经合法手续，正式释放的奴隶，才能追随恩主加入政治体系。
话虽这么说，即使这些经过筛选的奴隶获得了自由，也仅仅拥有一般生活意义上的公民权，他们依然被排除在军政活动以外。不管他们的儿子挣了多少钱，有多大的功劳，这些自由人还是不够资格成为元老院的一员。甚至等到第三代或第四代以后，他们祖上的奴隶血统都洗不干净。要是不能打破阶级壁垒，自由和荣誉对他们而言，仍是遥不可及的。特别有些狗眼看人低的罗马公民，都不愿意当他们是人类的一分子。
曾经有人提议，要奴隶们穿着统一的“制服”，以示身份。但是叫人担心的是，一旦奴隶们知道自己有这么多的同类，可能会酿成巨大的危险。奴隶的数目成千上万，根本算不清楚。与仆人相比，奴隶的人数要多得多，但仆人是领工资的，算出总数不难。而奴隶却本身就是财产的一部分，又时刻处于流通之中，算出他们的数量，形同于计算罗马时代一共有多少个盘子。
年轻的奴隶要是有天分，就会被送去学手艺或技术，这时决定他们身价的就是本领的高低。在一位富有的元老院议员家中，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几乎都由奴隶来从事∶顶级高官的排场和奢华，不是我等草民能想象的。对商贾和作坊而言，买个奴隶比雇用工人更划算。在乡村，奴隶是农业生产中最经济实惠工具。
在罗马，奴隶的应用是如此广泛，且数量又如此庞大，以至于在史料中无处不有他们的身影∶在罗马的一座宫殿中，曾关押着400名待处决的奴隶。阿非利加有位寡妇，把400名奴隶随着一份产业私下交付给她儿子，但自己保留的财产和奴隶还要更多。在奥古斯都统治时代，有位当过奴隶的自由人，他的财产在内战遭受重大的损失，但仍有3600头牛,其他的家畜和家禽有25万只家畜、家禽，以及包括在牲口项目之内的416名奴隶。
以上不难看出，奴隶在古罗马人生活中的意义非常多元∶既是生产工具，又是生活伴侣，同时具有持续升值的“硬通货”属性，与今天以“秀房产”为风尚的财富观判若云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