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定陵出土的丝织品完全不敢动，只要一动就会变成碎末末;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文物也是，尤其是丝绸，直到现在都还放在冰箱里冷藏着，不敢拿出来示人;当年挖掘在水里泡着的马王堆墓也是，原本有一片藕在水里飘着，很是漂亮，但是一拿出来见到阳光马上就烂没了，留下的痕迹就跟个鼻涕一样。马王堆里的文物刚挖出来的时候，非常光鲜，但一天天看着它变化，却毫无办法，太无奈了……看到这些，就知道，开挖乾陵很简单，但挖出来的文物如果没有能力保护，挖出来还有什么意义?
(乾陵开挖容易，但挖出来的文物如何保存好是个难题。)
乾陵埋葬着盛唐时期的唐高宗李治和大周皇帝武则天，是我国仅有的一座两个帝王的合葬墓，也是目前所知唯一没有被盗掘过的唐代帝王陵墓，被誉为“唐陵之冠”。从其墓道被发现一直到2000年，陕西省一直想要挖开乾陵，但都没有被批准。
原因在于：其一，开挖定陵的教训，让人们认识到没有保护条件下就开挖帝王陵墓，是可悲的，等同于破坏文物;其二，周总理的“我们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作后人来完成”的批示成为帝王陵不能开挖的规矩，也成为乾陵不被允许开挖的重要原因;其三，考古学界已经认识到，挖宝式的考古方式早已被国际学界唾弃，文明的成果不能当成商品，抢救式发掘并非最佳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
1、民工差点打开乾陵地宫，陕西曾拟定1959年7月1日打开地宫
(关中唐十八陵，保存相对完好的，要数乾陵了。)
最近去了一趟关中，看了关中唐十八陵中的两个陵墓，建陵和昭陵，都是依山而建，这是唐陵的特色。陵墓依山而建，也就是挖空了山成为墓穴，按说是很坚固的了，但唐陵的命运却很悲惨。《新五代史》中记载，有个叫温韬的节度使，将关中的唐陵挨个发掘了个遍。尤其是昭陵，墓也打开了，里面的珍宝抢掠一空，李世民的骸骨也被弄了出去，被富豪们当作文物收藏，北宋建国后宰相赵普特意花高价将李世民的骸骨购买下来，重新安葬。但这个温韬，挖遍唐陵，“惟乾陵风雨不可发”，意思是，挖的时候刮大风下大雨，没挖成。没挖成的原因，还是因为其山上的石头太坚固。
《新唐书》就说，“乾陵玄阙石门，冶金固隙”，十分坚固了。后来，又说黄巢40万大军挖了几年，也没有把乾陵打开;民国时期孙连仲的部队炸开了三层墓道石条，传说在爆破中突然出现了一条黑烟龙，卷得飞沙走石，砸死了7个士兵，孙的人马害怕了没有再挖等等。至于乾陵到底有没有挖开，或者被盗，也很难说，也有争议。
(乾陵的地宫差点被民工撬开，当然，其地宫应该不是这个样子。)
直到1958年11月27日，修建西安到兰州的西兰公路时，几个农民在梁山开山取石时，发现了雕刻整齐的石条，就报告给乾县人民委员会办公室，找到一个姓杨的干部，说不小心把武则天的陵墓炸开了。
杨干部赶紧报告给书记、县长，俩领导不相信，就让杨干部去现场考察，果然有石条。回去报告给县长书记，俩领导便上报给省里。12月4日，陕西省文管会听了汇报后，就派人去现场勘查，清理出了墓道口。这是乾陵墓道第一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勘查清理时，当时有民工要撬开金刚墙，眼看着要打开了，被一个叫杨正兴的阻止了。这让乾陵躲过了一劫。不然，以当时的条件和环境，很可能乾陵的文物如定陵的文物一样，毁于一旦。
杨正兴要汇报给上级之后再做决定。他回到省城汇报后，省委一班子人大喜，如果能把乾陵打开，肯定对发展陕西大有好处。于是，陕西省当即成立了“乾陵发掘委员会”，并拟定在1959年7月1日打开乾陵地宫大门。
2、郭沫若力劝挖开乾陵，周总理回他：“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
(周总理的一纸批示，让乾陵和其他帝王陵得以幸存下来。)
后来，这个委员会可能感觉到自己的决定是不是有点太仓促了，是不是要给国家文化部请示一下?他们吃不准省里有没有这个权利，就派人到北京向文化部及有关领导汇报。那时，全国还没有发觉帝陵的法律条文，文化部也弄不清楚这件事究竟该谁来管。为了慎重起见，便给周恩来总理送上了一份“乾陵发掘计划”。这个时候，周总理已经获悉定陵的发掘情况太差了，当然知道发掘乾陵的分量了。还有个情况，就是当时全国发生了大的自然灾害，他手里没多少钱，多少大事都没法办。于是总理提笔在报告上批示：“我们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作后人来完成。”
(郭沫若极力主张打开乾陵，就是想看看《兰亭序》的真迹。)
当时听到要开挖乾陵时，有个人特别兴奋。这个人就是郭沫若。他盼望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传说中保存在地宫中的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手迹。所以，他打算以与周总理多年的老交情以及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身份说服周总理。但当他讲完开挖乾陵的好处及必要性后，周恩来总理只说了一句：“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
此后，不主动挖掘帝王陵成为一项中央政策延续至今。在当时，多少地方都准备大动干戈挖自己地盘上的帝王陵，听了这话，估计小心脏都摔得稀碎稀碎的。
当然，郭沫若的心也是稀碎的，他失落之余，写下了“待到幽宫重启日，延期翻案续新篇”。到死，他也没有“延期翻案”。
3、定陵教训：万历尸骨被烧，丝织品一动就成碎末
(定陵挖掘后，不少出土的文物没有能力保存，是一个永远的遗憾。)
是谁最先提出挖掘帝陵这一建议的，至今不可考了。但有案可查的是，1955年10月4日，由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等联名起草的《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可能是最早的。这份报告很快也到达了陈毅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的案头。
这份报告让人很惊讶，因为发起人吴晗是北京市主管文化的副市长，又是著名的明史专家。当时的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都很震惊，极力劝说称，当时的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陵墓的发掘工作，出土文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但吴晗反驳说解放后人力物力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工程。郭沫若、吴晗还特别在中央领导人那里加强宣传攻势。最后获得了毛泽东的首肯。
(定陵出土的丝织品，用涂料防腐，涂料老化龟裂，丝织品跟着碎裂，太可惜了。)
随后，“长陵发掘委员会”成立，但阴差阳错，长陵发掘进展缓慢，便转移到了定陵。1957年5月，考古人员使用铁铲、手电筒等工具，打开了定陵地宫，取出丝绸、青花瓷等大量文物。但正如反对的人们所说的那样，出土的艳丽的丝绸很快变得类似树皮，大量文物未保存下来，万历皇帝的尸骨更是被红卫兵焚毁了。
最可气又最可笑的是，1959年9月30日早晨，当时的博物馆办公室主任指使民工说，上级要来检查，让他们把地宫清扫一下，把万历皇帝等三人的棺椁清理掉。这三个棺椁，被几十名警卫战士推进了山沟。一个星期后，考古大师夏鼐知道了，赶紧让博物馆找回来保护，但已经找不到了。被附近的村民捡走当木柴烧了。
(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刚挖出来非常光鲜，但随后一天天地变化，毫无办法。)
定陵保存下来的文物，有些袍服的处理，都不尽如人意。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软化剂涂在半腐的衣服上。这种涂料是不可逆反的，不久涂料老化龟裂，丝织品也随之碎裂，太可惜了。
1965年，郭沫若等人再提发掘长陵，被周恩来总理予以否决。这也是后来，乾陵要发掘时被周恩来总理否决的重要原因。
著名考古学教授宿白说，定陵出土的丝织品是一个教训。现在不敢动，一动就成碎末了，万历至今才三四百年历史，乾陵有一千多年历史了，怎敢保证万无一失?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特别是丝绸，至今放在冰箱里冷藏不敢拿出来示人，不是足以说明保护条件不过关吗?
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徐苹曾回忆，当年挖掘马王堆墓时，墓被水泡着，有一片藕片在水里漂着，很漂亮，可拿出来一见阳光就烂光了，跟鼻涕一样，只有痕迹，没有样子了。马王堆里的文物刚挖出来的时候，非常光鲜，但一天天看着它变化，却毫无办法，太无奈了。
4、挖宝式的考古方式早已被国际学界唾弃
(陕西一直想挖乾陵，但都没有得到批准。)
陕西方面想要挖掘乾陵的心思，自从发现乾陵墓道后，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一位国家文物局的前领导透露，陕西方面力主开挖乾陵由来已久。早在1986年就提出过报告;1995年9月西安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陕西省领导又提出来，国家文物局还是不同意。2000那边老山汉墓发掘后，陕西又有人提出“抢救性发掘”秦始皇陵、乾陵的计划，都被国家文物局予以坚决的否决了。
陕西提出“抢救性发掘”的主要理由是乾陵处于地震带，可能在地震中遭遇破坏，而且它还属于喀斯特地形，地下水会毁损文物。当时北大考古学一位教授刚考察完秦陵，他认为，秦陵几千年都没有震坏，等几十年就震坏了?他勘探时发现秦陵地宫保存得相当完好，抗震性能很强，地宫也没有进水。同样，乾陵也应当如此。
(考古不是寻宝，挖宝式的考古方式早已被国际学界唾弃。)
考古学家宿白说：帝王陵有些省份为何一直主张要挖?无非是受经济利益驱动。
事实上，想要挖帝王陵的，都是把考古工作当成了广告，把文明的成果当成了商品，从上到下把它当作商品来对待。其实，考古本身只有一个价值，就是历史价值，但时下经济价值人们最愿意听，主政的也最愿意讲。
有著名的考古学家就呼吁考古界要去除浮躁，仔细想一想：我们挖帝王陵到底是为了什么，要考虑到这是全人类的文物遗产。挖宝式的考古方式早已被国际学界唾弃。
其实，发掘本身就是一种破坏，它与保护是一对矛盾。这种抢救式发掘是否就是最佳的文化遗产保护措施?这种仓促发掘究竟是真正在保护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还是在保护名义下的合法破坏?我们应该扪心问一问：我们究竟要抢救什么?我们该怎样对子孙后代进行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