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印度，那么肯定就要谈到英国，就像是印度的脸上已经深深的烙着英国的符号。英国统治印度最值得书写的就是印度次大陆首次实现了政治统一。印度的史学家潘尼迦说过：“英国最为出色的统治就是印度的统一。”从莫卧儿王朝开始，印度就承袭了部分民族国家的思想，而英国的到来使得这一思想具体化了。这也使得印度人有了国家统一这个概念。
英国能够有效地在土邦之内行使权力，而且是将整个印度融成一个国家。铁路、邮政和电报、货币、盐务管理等等，这些都是获得这一统一的集中的主要外表形式。
在统一印度的基础上，英国人建立起同以往时代不同的政治行政制度。
英国人在统治印度过程中，建立并完善了文官制度。1833年的《特许状法案》规定可以任用印度人，甚至可以担任最高的官职。
通过公开竞争的考试来任用的制度开始于1853年，1858年又加以肯定。凡女王治下出生的臣民，无论是欧洲人或印度人，都可以参加竞试。允许报考的最低年龄起初定为23岁，1859年降为22岁，录取的报考者须留在英国试用一年。
文官划分为帝国文官、省文官及下级文官，第一级官职主要由英国人充任，其他两级差不多全由印度人充任。这个制度一直维持到英国人统治结束。
对英国人的行政制度和文官制度建设，潘尼迦也作了积极的评价：
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逐渐建立起来，这种巨大的全印的制度，如印度文官制度、警察、印度的稽核与会计制度，各省的行政制度(特别是税务和司法制度)构成了一套行政机构的体系，担负起治理三亿印度人的责任，这是过去任何印度王朝政府不曾有过的，也是同时代其他亚洲国家所缺乏的。这样庞大的机构，不但从事于日常的政府工作，而且也能应付饥荒、瘟疫和洪水灾害。
以上可见印度的精英阶层对英国的统治是认可的，甚至于是崇拜的。
无论是行政制度的建立还是文官制度的实施，都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同制度建设一样重要的是英国人在印度推行的现代西方教育。
英国本土地小人少，突然要治理地域辽阔人口数亿的南亚次大陆，困难很大。
英国人最初是为了做生意来到印度的，他们不懂地方语言，无法直接同印度人做生意，很快一批操着洋英语的印度中间人出现了。
随着英国正式统治印度次大陆，英国人需要更多的各式各样的印度人为其统治服务，英印军队需要兵员，英印政府需要下级官员和办事员，新建的工厂和铁路、码头需要工人。
印度不同于美洲殖民地，英国人有意限制西方人移民印度，1825年时在印度只有2010名欧洲人，其中1595人住在孟加拉，主要在加尔各答，马德拉斯有116人，孟买236人，其他地方只有69人。
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培养和使用当地的人才来解决，而印度本土历史上就有从事政府管理职能的阶层。
这一机构的组织之所以有可能，只是由于至少是从孔雀王朝时代就承袭下来的印度的官僚政府的历史传统。
这些组织之中，只有百分之零点几是欧洲人。其余的人员历来都是从印度过去的帝国也曾经倚赖过的同一阶级里面来的：北方的婆罗门、官吏阶级和刹帝利、南方的婆罗门和一些别的识字的种姓的人民。
这一阶级二千年来曾在更迭的帝王之下治理过印度。没有这一阶级的忠心协助，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的组织是不可能实现的。
历史上的征服者往往在征服之后，出于统治的需要，在大局稳定后会运用原有的选拔机制，使用当地人为自己服务，久而久之连外来的统治者也被当地的文化所同化。
英国人不同于历史上的征服者，资本主义产生出的先进生产力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极为自信，他们将自己的文化看作远在当地人文化之上。
尽管如此，在统治初期，在统治者中，在发展传统教育还是推广西方教育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部分人主张保持旧式的印度教育制度而加以资助，另一部分人主张实行西式教育制度，以英语为媒介。
两部分人争论长达一二十年。前者被称为东方派，后者称西方派。东方派担心西方教育会把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带到印度，导致反英情绪的增长。
一位东印度公司董事这样说：“我们刚失掉美洲，因为我们太愚蠢，竟允许在那里建立学校和学院。我们在印度不应再做这样的蠢事。”
曾任过总督的哈斯丁斯也说：“在人们中传播信息就会鼓励对权威的不服从和离心力，这种做法不应允许。”
西方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马考莱。1834年，马考莱由英王任命为印度公共教育总会主席，1835年2月写了一份有关教育的备忘录，陈述他对东方教育和英语教育的看法，该文件集中体现了西方派的教育思想。
他认为“文学”一词既可指阿拉伯文学和梵语文学，也可指英语文学;“印度本地的学者”既可指梵语学家和穆斯林法律专家，也可指精通密尔顿的诗句、洛克的形而上学、牛顿的物理学的印度学者。
马考莱在备忘录中极力贬低东方文化的价值，认为：“一所好的欧洲图书馆中的一个书架，即可同印度和阿拉伯的全部本土文学相媲美。”他赞同英语教育的理由大致可归纳如下：
(1)英语是掌握现代知识的关键，即使在西方的诸种语言中，英语也是首屈一指的;英语会给印度带来整个的复兴，就像希腊语和拉丁语曾带来英国的复兴或像西欧的语言使俄国文明复兴一样。
(2)在印度，英语是统治阶级使用的语言，它也可能成为整个东方海域的商业用语，因而印度人是渴望受到英语教育的。
(3)英语教育虽不能普及到全体人民，但通过英语教育可以造就出这样一个阶级：“一个成为与被我们统治的几百万人民之间的通话的阶级;一个在血统和肤色上是印度人，但在爱好、观点、道德和知识上却是英国人的阶级。”
通过他们，可以把西方知识与道德用本地语的著作传递到人民大众中。备忘录还提出停止资助出版梵语或阿拉伯语著作，关闭加尔各答的马德拉沙和梵文学院两所学校。
政府不应再向贝那勒斯梵文学院和德里穆斯林学院学生提供奖、助学金，而将这些经费用来资助建立英语学校。
该备忘录受到了当时印度总督本廷克的赞许与支持。1835年总督参事会做出决定，此后教育拨款只应用来推广西方教育。
当年，第一所官办的医学院在加尔各答开学。19世纪40～50年代，当局创办了一批近代学校和学院。1843年，教育委员会控制的学校有28所，到1873年增加到55所。
1857年，按伦敦大学模式，印度的第一所大学创立，1857～1887年增加了孟买、马德拉斯、拉合尔与阿拉哈巴德四所新大学。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接受西方教育，1837年规定以英语代替波斯语作为公务语言，1844年又采取了优先录用会英语者为公职人员的政策。
据有关统计，在1873年到1893年的20年里，印度的学院数从55所增加到原来的3倍，在校大学生数从4499人增加到18571人，增加了3倍多，到独立初，印度各类大学生数上升到38万人。
印度教育的一大特点是，受的虽然是西式英语教育，学生接受教育的目的仍然带有浓厚的印度特色——“读书为做官”，为了在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
这表现在学生大多选择读文科，轻视理工医农。据1910年的统计数字，当时印度大学生中85%学习文科，2%学习自然科学，9%学医，只有4%学习工科，这明显地是印度传统种姓制度中重人文理论轻务工实践的反映，大学生们及其家长们仍然认为出身高级种姓的孩子到属于商业种姓的公司或务工种姓开办的工厂服务是一件很耻辱的事。
由于缺乏理工技术人才，殖民地印度的工厂企业不得不从英国聘请技术人员。
由于读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文官考试，在政府谋一席职位，或得到一张法学文凭，获得从事律师的资格，这些需要学生必须完成大学学业。
这使得印度的大学数目与在校学生数目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中小学的发展速度，如中学从1881年的4122所增加到5029所，增加22%，人数从22万增加到51万，增加132%;小学情况更差，1881～1893年从9.22万所增加到9.7万所，增加5%，学生数从228万增加到295万人，增加29%。而同时期大学数目和大学生数目分别增加几倍。
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基本来自高级种姓，尤其是婆罗门以及传统上从事政府工作的一些种姓的子女，他们既受到西方教育的熏陶，又带有浓重的印度传统文化的特征。
英国人不同于印度历史上的其他入侵者，英国人不承认种姓制度的合法性，不承认婆罗门比其他印度种姓高贵，这些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洗礼的入侵者，虽在实际生活中从来都是轻视印度文明和侮慢印度人的，却主张所有印度人之间应该平等，所有印度人，无论是婆罗门还是贱民，在英国人眼中，都是低于英国人的二等公民。
虽然如此，在很长时间里，接受西方教育并在英印政府任职的绝大多数是婆罗门种姓，正如印度社会学家斯里尼瓦斯所指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印度半岛各地的行政和自由职业界，都是婆罗门居统治地位。”
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种姓制度和印度教的影响在殖民地印度仍然是很强大的，另一方面说明婆罗门高级种姓在社会变动中有很高的调适性，他们比印度社会中的其他种姓更能抓住机会。
种姓身份是永恒的，但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则会发生变更，一旦失去土地，婆罗门就无权从农民那里得到生活来源。
在多子平分制和频繁的土地买卖下，加上婆罗门不善也不愿经营土地，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和生活来源，一些婆罗门家庭的破落是必然之势，而接受西方教育后的出路的前景是如此诱人，实际上婆罗门高级种姓趋之若鹜。
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种姓和社会阶层不想接受西方教育或谋取社会上新出现的有利职业，实际上是，婆罗门高级种姓做出各种努力来垄断这些机会。
最著名的莫过于安德贝卡尔，作为一名自低种姓的成员，他受过完整的西方教育，获得美国的法学博士学位，独立时主持印度宪法的制定，当上印度政府的第一任司法部长。但总体上讲，这些都是特例，婆罗门高级种姓在印度社会中的特权地位并未受到根本的冲击。
尽管如此，西方教育和文官考试制度所遵循的平等原则还是在严格种姓等级制度上打开了一个口子，为日后印度民主的发展提供一个前提与条件。
英国统治印度以及教育行政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促使印度知识阶层向现代知识精英转变。许多年轻人，对西方文明显示出很高的热情和适应性。
新式教育的推广还对知识阶层的地理分布产生影响，旧知识阶层深深植根于农村，新知识阶层则集中在通商口岸、大城市。新式学校毕业的学生往往厌恶农村生活，认为自己在学校所学在自己的家乡得不到施展的机会。
他们羡慕的是在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或进入律师、记者、学者行列，这些机会只存在于大城市，尤其是像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德里这样的政治中心、通商口岸、大城市。
知识精英凭借其传统文化上的霸权代表了印度民众，另一方面又由于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成为西方统治者与印度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成为印度社会中的领导阶层。
英国人领导精英阶层，精英阶层领导国内民众。
在这种意义上讲，知识精英阶层的成长也是英国统治印度最重要和具有深远意义的成果。这些知识精英阶层的往往向往西方的物质文明，这些人以穿西服、打领带、用刀叉、说洋文为时髦。认同英国给予他们的权利和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