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如今一听到这句话，很多人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败家子、坑爹”等一系列的贬义词汇，同时也是反映着当下非常现实的一些词汇。诚然，骄奢淫逸确实是从古至今，致使富贵之家家道败落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其他原因“富不过三代”的原因了吗?我们有必要找寻一下这富不得长久的另外真因。
“富不过三代”这一古语是从《孟子·离娄章句下》之“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衍生而来。但是，我们来看，孟子的这句经典语录本意是：正人君子的美好品质，到了第五代子孙之时，基本上就看不到了。
那么明明是讲品质，怎么就“扯”到富贵上了呢?这是因为人们发现品质与财富之传承，都很难代代延续，难免由盛转衰。那么为什么保持如此之难?而那些消失的财富又哪去了呢?这还得从古代社会制度上扒一扒了。
一、先秦时期的嫡长子继承制与战争侵略
在先秦时期，贵族与士大夫爵位与财产的继承，基本遵循嫡长子继承制。这个制度既能够一定程度上保证继承时的安全性，同时也可以保留住原本实力。
如此一来，除了嫡长嫡孙这一支之外，其他宗室就会离贵族越来越远，基本上三代之后也就只剩下“贵族后裔”这么一个所谓头衔了，落魄自然不在话下，也就“富不过三代”。至于三代时期，贵族阶层特有的特质与品质，也很可能会逐渐地与这些“贵族圈”之外的贵族后裔们越分越远，“五世而斩”如此也。
有朋友可能会说，这不是还有一支人代代相承保住“富”了吗?的确如此，因为在古代有一条不变的原则，就是“财富随着权力走”。贵族有特权更有权力，财富自然掌握在这些人手中。
二、对民间资本的强大压制
上述的例子似乎只与上流社会有关，贫民百姓为什么也“富不过三代”?看看“大一统”之后的个别制度，便可窥见一二。
虽“有权就有钱”，但是毕竟还会有少部分财富留在了民间。普通百姓如果想在权力之外发家致富，基本上就两条路：
1. 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与积攒，有可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富有;
2. 从事商业。通过智慧与勤奋能够更快地聚集财富，实现致富。
那么在古代，君主对于民间财富的发展，态度又如何呢?
众所周知，秦之所以能够完成“大一统”，一个原因就是将法家制度发挥到了极致。而法家基本思想，或者说是基本原则之一，就是“重君而轻民”。体现之一，就是极力剥削民间财富而为国家或者说为君主所有。
在法家思想看来，人民富有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认为人民富有了就不会老老实实地听君主的话，就有了敢于触犯君主权威的资本。正是在法家这般极度偏激的思想左右下，秦王朝严厉打击民间财富的发展。
对于勤劳耕作之家，强行推行“分家”制度。也就是说儿子娶妻成家之后，必须要从父亲那分割出一部分财产，如此一代接一代的分割下去，自然很难“富得过三代”了。
秦亡汉替，原本在文景两帝“无为之治”的大方针下，民间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地方上出现了不少富庶大户。如果硬说我国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笔者认为可能也就是“文景之治”这一时期了。然而，武帝在位时期，为了加强中央财政收入，先后推行的“算缗”与“告缗”等一系列政策，强有力地将地方商业寡头们收拾殆尽，顺道也来了一次民间大搜刮，而寡头们的私有产业也归为“国有”。至于这种“国有化”其中之利弊，乃不言而喻，就不做赘述了。
在这样政策指导下，民间财富完全被散沙化，确实有效地实现了普通百姓“富不过三代”的官本位梦想。而且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政策并没有随着秦汉王朝的灭亡而消失，相反却被后世王朝奉为根本国策而发扬光大。直到甲午战争之后，迫于无奈的晚清政府才摒弃了国有垄断的政策而鼓励发展民营经济。
三、对士族家族资本的有效限制
前文提及，封建帝王们致力于对民间财富的打压，还有就是“财富随着权力走”，其实此二者乃相辅相成之。帝王们想要实现打击民间财富以达到敛财目的，就离不开官僚集团，这就给了官僚们贪腐的机会。因为有利可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官僚集团也确实展现了尤为多的热情与积极性。再加之官僚阶层原本的特权以及汉朝“察举制”这一变相官僚世袭制度的实施，使得这一阶层权力与财富迅速膨胀，甚至到了足以抗衡皇权的程度。
这一时期，官僚阶层又称士族阶层，确实实现了“富过几代”的逆向“非规律”之发展，而势头之强劲，这一阶层俨然成为了新贵族。对于这一阶层的尾大不掉之情形，历经几个朝代，几位雄才大略的君王，都不能很好地弥补这个皇权统治下的大漏洞，直到中国历史上真心最伟大的制度突破的出现与壮大，实现了这一问题的基本解决，这个制度就是科举。
科举，起源于隋朝，发展于唐朝，而完善于宋朝。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广为人知的对于文化改变命运的诗句，都源自于宋朝。可以讲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地位之高，赵宋一朝可谓是空前绝后。
科举制度不但为“穷人家孩子”，提供了一条改变命运的光明大道，更是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官僚世袭这一政治弊端，从而起到了进一步加强皇权集中的目的，这是帝王们真正喜欢的。
当然，科举之所以能打击士族做大做强，仅仅是解决了官僚世袭问题，并没有根除士宦特权问题。因为士宦特权是吸引知识分子为皇帝所用的筹码，更是封建社会严苛等级制度的根本，这同时更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体制制度的根本原则之一。因此科举只能为这一制度服务。
既然世袭制度已经被打破，那么能否延续甚至超越父祖辈的成就就得凭本事“考”来，因此那些官宦之家特别重视对子弟们的文化教育。以此寄希望于子孙后代能够持续金榜题名，保持家族名望，这也促成了“家风文化”的形成，这对于君子品质的传承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然了，并非投资教育以及寄予希望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对于那些落榜，又纨绔之徒，致使家道中落，是完全正常的，因此原本的官宦之家“富不过三代”更并非鲜有。
同时，相对贫弱之家族，也可以举全族之力，给予年少子弟们尽可能好的文化教育，期望期间终能出一二才子能够光宗耀祖，从而改变家族命运。实际上“富不过三代”还有后一句，就是“穷不过五服”，这也是穷人为之奋斗的原动力。
应该说，科举被给予了太多，非拥有绝对特权阶层人民的希望。
通过上文综述，“富不过三代”与古代封建社会制度有很多关系，当然其中的个人因素也不容忽视。
然而另一方面，“富不过三代”也并非完全如此，由于特权阶级在封建社会的持续存在，“富不过三代”的社会普遍规律并不适用于这类人群。而更是由于不劳而获的财富，使得这些特权阶层逐渐沦落为社会与国家的蛀虫，更成为了吸食民脂民膏的魔鬼。这也是封建王朝周期性轰塌原因之一。在笔者看来，这些都值得当代人乃至当今社会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