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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为何秉承以宽为本的管理学?他是如何处理贪腐的?

康熙皇帝是清朝第四位皇帝,康熙登基时只有八岁,不过到了14岁就开始亲政。当时康熙为了夺回朝政大权,亲自除掉权臣鳌拜,对外局势康熙主张大规模用兵,以保证国土的完整。可以说康熙作为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的确是为康乾盛世起了一个好头。不过康熙帝虽然打仗在行,但对经济就没那么懂了,以至于国库一度处于亏空状态。或许这也和康熙帝秉承的以宽为本的管理学有关。

在今天的文章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脑洞大开探讨一个问题:假如穿越回清朝当官,总体上来说,在哪个皇帝手下干活最幸福?

首先,如果在清中叶以后,清朝国力已经开始衰落时当官,肯定是不太幸福的。朝廷就好比一个超大型企业,如果企业开始走下坡路了,那里面员工的幸福感肯定不强,往往是工资福利不见涨,责任义务却在加重。如果遇上不靠谱的老板,还会遭到剥削压榨来满足老板私欲。比如清末时慈禧太后经常让官员给她进贡和捐款,便是明证。

在乾隆盛世当官是否幸福呢?的确乾隆朝经济发展不错,乾隆皇帝对吏治也相对宽松,在那时候当官可以捞不少油水。可是乾隆自己也是个花钱大户,一会要打仗,一会要出巡。钱从哪里来?国库的钱花完以后,乾隆与和珅特设了“议罪银”制度,规定官员可以花钱赎罪。许多官员捞的钱大头都上供给了乾隆与和珅,被这对君臣割了韭菜。

给雍正皇帝打工则更惨。雍正本身是个工作狂,对待群臣也是严厉到近乎苛刻的地步,在雍正朝当官只能拼了命地干活,来完成雍正不停下达的考核指标。只有在康熙皇帝手下当官,才算是幸福感相对比较高的。

我们之前讲到,康熙庙号为“圣祖”,谥号为“仁皇帝”。其中庙号圣祖指的是康熙的功绩,有巩固大清基业的再造之功;而谥号仁则指的是康熙的性格,慈民爱物,驭下宽仁。

在这种性格影响下,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基本巩固了清朝统治后,没有继续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而是以民生为念,执行与民休息,滋养人丁的仁政,大力发展经济。除了对百姓以外,康熙对待手下的官员,也是格外的宽容。

比如有一次谈到地方治安问题,官员康熙面前表决心一定会严肃治理,康熙却表示不用太过苛求:

“江苏巡抚郑端陛辞。上曰:江苏地方繁华,人心不古,乡绅不奉法者多。郑端奏曰:若乡绅肆行无忌,自犯科条,臣惟有执法而已。上曰:尔只须公尔忘私,亦不必吹毛求疵,在地方务以安静为善。”

康熙建议郑端不要吹毛求疵,一方面是尽量减少扰民,另一方面也是他所提倡的一种工作方法,只要大的方向正确,在细节上就不必过于求全责备,要给下边官员留有灵活开展工作的余地。如果凡事都用尽全力,时间长了可能会导致基层官员的反感,而且缺少转圜余地,工作效果不一定好,还有可能导致欺下瞒上的形式主义出现。

所以在康熙皇帝手下当官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领导的考核要求不高,工作压力不会太大。

除了不苛求下边官员的工作业绩外,康熙皇帝对官员们经济上的问题,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对贪腐行为采取默许态度。虽然这不符合我们所倡导的价值观,但对当时的官员而言,有如此宽松的政治环境,却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一项“福利”。

康熙官员的贪腐行为放纵到什么地步呢?甚至有洁身自好的清官来觐见,康熙都劝他们不要太过死板,还“鼓励”他们适当贪污:

“朕昨召陈瑸入见,细察其举动言语,实系清官。……朕面谕陈瑸云:尔为巡抚,与为司道等官不同,若贪财好利,诚为非理;但应得之物,亦宜取为赏兵之需。身为封疆大吏,而室中萧然无一物可以与人,亦非大臣所宜。夫弟谓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岂真一无所取?不过不肯与人,到后日仍是自肥耳。”

康熙这番话表达了几层意思:

第一,巡抚是一省的首长、封疆大吏,不像司道这些基层地方官员,贪财好利是不对的。反过来说,如果是基层地方官员贪财好利,那就可以接受。

第二,封疆大吏虽然不能贪财好利,但也不能完全两袖清风,该贪的时候就得贪。完全不贪污纳贿的大臣,没东西拿来送人搞关系,也做不好这个位置,那也不算是个好官。

第三,康熙还有一种非常固执的偏见,认为绝对不贪污的人是不存在的,那种表面上分文不取的人,说不定背后偷偷贪了多少钱。假如让康熙来评判明代著名的清官海瑞,也必然会认为他不算一个好的官员

康熙官员采取如此宽容的态度,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因素。

客观来看,明清易代之际,百姓经历了太多的兵荒马乱,康熙早年又对三藩用兵,已经竭尽民力,此时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任务,乃是休养生息。因此,康熙不希望地方官员们耗费民力财力,竞相去搞什么政绩工程,只有保持地方和平稳定,才是整个朝廷的工作重心。底下的官员有贪腐行为,康熙认为这是维持地方稳定所需付出的一点代价,是相对次要的。

另一方面,在康熙一朝,还没有像后来一样设立军机处加强皇权,宗室、旗主们仍拥有较大的议政权力,康熙需要对各方势力进行平衡。对官员宽容,事实上也是康熙对他们的一种拉拢策略。

而在主观上,康熙本人比较崇尚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也曾公开向群臣表示,“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此外,康熙还强调地方督抚办事,“当于大者体察,不可刻意苛求。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这既是康熙对地方大臣提出的工作要求,同时他自己也是秉承这一理念来治国、治民、治官。

康熙以宽为本的治国方略,的确为清朝从战争创伤中恢复国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其对待官员的宽纵态度,实为用力过猛,到后面逐渐失控,留下了不少后遗症。

首先,康熙在位时经历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承平日久下,官员们的惰性越来越重,热衷于夤缘攀附,因循疲玩,行政效率也越来越低下。另外,康熙认为官员不贪污就办不好事的错误想法,以及多次公开“鼓励”官员贪污的举动,让当时的官场形成了非常不好的风气。上下官员明目张胆地贪腐,甚至肆意侵吞国家财产,导致康熙末年时一度形成了全国各地财政亏空的危机。

到后来雍正皇帝登基,一反康熙以宽仁治国的做法,上来便采取严厉手段整饬财政和吏治,一扫康熙末年迟暮腐败的官场风气,算是对康熙晚年犯下的这项失误进行了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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