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虽然从九子夺嫡中胜出，但即位后的他面对的处境变的更加艰难。既要稳住朝局，又要想办法推行改革，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等政策，在推广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挠。雍正基本上继承了先帝鼓励开荒的策略，所以他对农耕工作十分看重，但却造成重农抑商的现象，使得工业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从雍正皇帝对老农的态度大概就能了解他的政策根本，究竟是怎样的。
雍正登基后除了大力推行新政扭转数十年颓势外，又加大了道德风化的引领，包括宣传奖励拾金不昧和提倡妇女守节等风气的带动。按照雍正的想法是，扭转帝国风气是整治人心的重大举措，是从根本上改造颓势，治天下以治人心为本，如果社会出现大幅度道德滑坡和人心沦丧，整个帝国治理的成效势必大打折扣。
除了多次亲自下发谕旨外，不断拓宽教化范围。雍正对于农耕工作始终给予了高度关注，仅凭他的《耕织图》便可看出他想要亲自带领示范农村工作的热烈场面。这幅画生动展示了雍正“参与”犁地、播种、锄禾、收获等多个角度，完整再现了他热爱农业工作和寄希望于农业兴国的治国理想。
在登基不久他就对老农工作提出具体政策布置:“恩诏农民有勤于耕种务本力作者，令地方官不时嘉奖，以示鼓励。是岁又奉谕旨劝课农事，于每乡中择一、二老农之勤劳作苦者，优其奖赏。”
这是对乡间老农进行表彰的初级模式，接下来的第二年，雍正正式将标准老农进行了一次制度摸底，仿效汉朝，“孝悌力田科”的古意，首次跨越数千年再度对农民地位给予空前奖励，认为他们“勤劳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赋，养父母育妻子，其敦庞淳朴之行，虽宠荣非其所慕，而奖赏要当有加，其令州县有司择老农之勤劳俭朴，身无过举者，岁举一人，给以八品顶戴荣身，以示鼓励。”按照雍正设计就是通过民间选拔吃苦能干对地方有表率的老农给与八品荣誉性的顶戴，但是只限于州县一年保举一人，显然象征大于实际意义。
此后各地开始出优秀老农标杆，甚至表彰人数常常突破规定人数。到了雍正七年时，河南、山西两省各州县经过请示特别增加保举两名老农的名额。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担任河南总督的是田文镜，几年来推行新政有功，且连年丰收，增加表彰名额，也含有肯定和推重田文镜的特殊政治含义。此时由于雍正特别信奉“祥瑞”，山西巡抚石麟奏报多地出现“庆云”，到了十二月又向雍正报告林晋县“卿云丽日”，当地布政使也补充奏报地方出现渠水。
雍正收到奏折非常高兴，随即下发谕旨保举老农，因此这一年获得八品顶戴的老农人数再度增多两倍。由于各省地方官调动频繁，甚至不能从高度上认识到保举老农的重要政治内涵，因此遭到雍正严厉申饬。浙江巡抚法海颇知此项政务的重要性，对各地州县官吏耽搁上报老农一事，以“事件延迟不结”罚俸三个月处理。甚至山区地带想找个种地的人都不容易，让贵州巡抚发出“黔属汉少苗多，老农诚难多得”的感叹。那么老农摇身一变戴上了八品官帽后，出现了怎样的现象呢?虽然这只是名誉性头衔，但是老农能够戴上朝廷顶戴，在历史上绝对是罕见现象，甚至也只有雍正敢这么设计。在官本位的年代，一个又贫又苦的老农行业，突然因为贡献突出成为大清基层农业风向标人物，不得不说是“祖坟冒青烟”的出人头地。
此后老农开始展现出一定的政治影响，与地方乡绅一道参与基层政治活动，向着更为广度渗透。当时直隶有一个叫霍才的老农因为表现出色被授予八品顶戴，除了“务本力田，惜粪如金，自少至老，勤于农务”的职业道德外，还被表彰为“天性孝友，善事双亲”的孝顺模范。除了一家兄弟四人同居一个大锅饭外，这位叫霍才的老农社会公德也非常突出，遇到谁家婚丧嫁娶出现苦难他都“施棺椁，助嫁娶”遇到种地没钱的百姓则给种给粮，成了典型的地方全方位道德模范的代表。
无独有偶，安徽老农周文俊除了农业生产出色外，“尝捐资伐石”带领当地百姓修路造桥，还免费给百姓提供喝茶纳凉休闲场所。与此同时，甚至出现了老农联名为地方官求情的事件。如广西知州刘德健的表现让巡抚一直很不满意，并将相应情况上报雍正。但是该州老农六十余人极力称颂刘德健，说他“身在行间六月有余，军兴用度一切不取于民。目击该州清苦，情愿公帮冻银八百两。”广西布政使特意将此情况向雍正汇报，雍正对刘德健的印象发生扭转，可见“老农”已经深度影响了地方官的命运，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朱批谕旨》
此后甚至出现了“老农”参政议政，多次出入地方衙门的事件，甚至头戴八品顶戴的“老农”逐渐出现大面积负面影响。雍正曾惊讶地收到奏报，一些地方“老农中竟有击鼓升堂，传见耕丁者，又有乘轿建旗，设军牢捕役，自称某先左堂。”显然这样的“老农”已经成了一个县的副手，有的甚至于盗贼来往，形成了一条地方黑恶势力链条。
如陕西绥德的“老农”“藐法营私”，有的仗势欺人，如同恶霸。雍正特意列举了一个几年前被地方官推举出来的“老农”标杆，“蓄养家奴，不能严禁约束督率力田，听其逸出为盗，以至各盗纷纷指扳，殊玷名器”。
甚至出现“老农”勾结地方势力，“诉讼蛊毒，酿成人命”的恶性案件。此外，还有另外一种“老农”，在没有顶戴之前做人颇为本分守法，但是后来却开始膨胀，“侍顶戴为护身符，怠惰偷安，竟不勤督劝课，且恭遇神农耕籍大典足迹不到，何堪为农民表率?”《张廷玉吏科》本质来说，雍正所遴选的“老农”绝非纯粹的种地农民，更多的是地主一类人物，且资本雄厚，由于垂涎“老农”政治地位，逐渐出现了在保举时蒙混假冒的现象。有的落地举人由于没有考取功名，于是打起了“老农”顶戴的主意，以此曲线走上做官路子。几度出现了“本是举人家仆之子，并非终身力田之人”“本是县衙衙役，不是种地之人。”等等相关记载。
执政的第七个年头，他专门针对这一现象发出谕旨“朕闻直省之举老农也，州县凭绅士之保举，绅士纳奸民之货财，上下相蒙，苟且塞责。而强有力者幸邀顶戴之荣，遂成暴横之势。”最后雍正要求各省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将冒充和滥举的“老农”全部革退，并警告说:“从前有举报不公，或因贿嘱情面营求而得者，准老农本身及保送之官员自行出首，朕从宽免其治罪，但革去老农顶戴。
若此时不行自首，各州县官员又不行查出，日后发觉，定从重治罪，该督抚一并议处。”《清世宗实录》此后的雍正七年后，决定将“老农”一年一选变成三年一选，以此杜绝保举过滥，到了雍正去世后，这项“老农”曾经火热的制度也随之结束。或许雍正的本来好意被地方歪嘴和尚念错经，造成了他想澄清地方风气未能有良好收效而留下巨大遗憾。
撰文/赵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