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和他的皇后的皇陵，很多人都知道当年挖定陵的事件，而定陵也是最后一个被人为挖开的皇陵，自从挖了定陵之后，就再也没有主动挖过皇陵了，基本都是因为不小心发现之后抢救性的挖掘保护。那究竟为什么要挖定陵，后来又是在定陵中挖到了什么，至于之后再也没有主动挖过皇陵?今天就让吾爱诗经网的小编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定陵里到底挖出了什么，其实压根不是秘密，定陵的挖掘简报就明明白白的刊载在《考古通讯》1958年07期上，但直到1990年，定陵挖掘的完整报告才出版成书。不过，计划开掘长陵，怎么挖成定陵了呢?答案很简单，就是找不到。
很多人对开掘陵墓的印象都来自于时下流行的盗墓小说，盗墓贼或者说摸金校尉拿个罗盘，神神叨叨念念口诀，就能找到陵墓的具体所在，挖个洞就能进陵墓。
确实，挖个洞确实能进陵墓，那个叫做“盗洞”，这种方式会不会对文物造成破坏可想而知。考古学家需要准确的找到陵墓的入口，以便保护文物。一大帮人忙活了几个月都没能找到长陵的入口，气的吴晗要“大揭顶”。
但没成想定陵一角的几块砖意外脱落，让考古人员找到了入口。这才转而开掘定陵。
其实定陵本身的开掘并没有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定陵被视作遗憾的原因大致上有四点。
其一，出土很多丝织品因为技术限制以及经验问题保存不善，损失惨重。当时很多丝织品被装裱处理以便保存，研究此道的行家里手沈从文来看匹料，却发现织品全部是反面，气的拂袖而走。只留了一句话“做这样不负责任的解释，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有意欺骗!”。
其二则是帝后的木质棺椁被遗弃，随意的丢到山沟之中，被村民当做上好的金丝楠木抢光。
其三则是在运动期间，三具出土帝后尸体遗骸被焚毁。
最后则是材料整理进度一拖再拖，原始资料有所丢失。
但不能光看这四点，就说定陵开掘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定陵的开掘首先弄清楚了定陵玄宫结构，包括砖隧道、石隧道、金刚墙、隧道券、前殿、中殿、后殿、左配店、右配殿等等各处结构，有图样有文字，结构描述准确、记载详实。其次，弄清楚了帝后的葬式，包括孝靖后王氏、孝端后王氏、万历帝三人的随葬品、入葬姿势、棺木情况等等。而且还出土了一大批文物，包括各种冠服、金银器、玉器、葬仪用品、瓷器、漆器、铜镜、武器等等。
在这里面出土的金丝翼善冠，目前是堪称国宝级的文物，是至今为止唯一出土的皇帝金冠。另外还出土了四顶凤冠分别是“十二龙九凤冠”、“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和“三龙二凤冠”。各个都精美异常。这些文物都没有在研究之后被尘封，1959年定陵博物馆开放，很多定陵出土的文物都存放到了这座博物馆之中。几十年来，这座博物馆一直面向公众开放，让无数人增长见识、开拓眼界。
简单的将定陵视作灾难，我看有不妥之处。真正的考古灾难是什么，是花了钱、挖了遗址，但一没出报告，二没保存好一手资料，弄了几个标本或者别的什么放到博物馆里还要沾沾自喜。从这个角度来看，开掘定陵起码不是雷声大雨点小的喊口号式考古，也不是名为考古实为盗墓的破坏性开掘，它离被称为灾难还很远。
但它也远远算不上成功，尤其是以考古人的身份来看。50年代的考古人都在干什么?1949年的北京，裴文中、贾兰坡、刘宪亭等等考古学前辈在发掘周口店遗址，这是古人类研究的重要起步。1950年，中科院考古所于琉璃阁、固围村等地，此次辉县考古发掘，确立了考古学中的田野考古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模式，数年后出版的《辉县发掘报告》，也成了我国第一部考古报告，一次考古，确定了两个范本。
1951年，苏秉琦、石兴邦、王伯洪等人，在西安一带，研究史前以及商周遗址，将关中地区分出了仰韶、龙山、周三个文化。1952年，国内第一个高校的考古学本科专业在北京大学正式开办。这一年还在北京进行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的训练班，前后四期学员总数高达369人，号称是考古界的“黄埔四期”，授课的老师几乎包括了当时内地全部的历史专业的大牛，将近400名学员几乎全部在授课结束后立刻被分配到了任务，时至今日，战果磊磊。
为什么这么急?因为当时中国的考古力量就是如此匮乏，要研究的课题太多，要做的事情太多，考古学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什么都没有，正是给万丈高楼打地基的关键时刻。当时的调查和发掘工作还有很多很多，随便抽出一例，无论是学术价值还是学术意义，都恐怕比发掘定陵重要的多。
那个年代的发掘报告如今几乎都被视作经典，不是因为50年代的考古人员是最优秀的人员，而是他们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为后人竖立了一个典范，成为后世研究者的标杆。
当时的空白实在太多，有太多太多需要发掘的地点，尤其洛阳之类发展又快又是千古名城的重点区域，是需要全国去支援，否则就要坐视发生文物损坏悲剧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抽调大批人力去发掘定陵，难道是一个好的选择吗?汉唐都城遗址、元大都遗址、元上都遗址，这些遗址如果不紧着开掘，后果会怎样呢?
定陵之后，为什么到今天都没有再挖过大型皇陵了呢?有人说是因为定陵的教训触目惊心，有太多文物都没能保护好，也有人说是因为“上面”下了死命令，暂不许开挖。其实都有，最关键的是，那个时代的考古人本身也对挖皇陵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夏鼐先生写过一篇文，叫做《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在里面提到了他对开掘定陵的看法:“郑振铎同志反对这件事，以为当时考古工作很忙，这些不急之务(指开掘定陵)可以暂缓。我还替郑同志作说客，知道吴晗同志是此一举的发起人，亲自劝说他不要急于搞这项发掘工作。”
在真正的考古人眼里，开掘定陵其实是不急之务，开掘定陵像政治活动多过像学术活动。定陵开掘之后，各地都热火朝天，闹着要开各地的皇陵，这些人是谁呢?我只知道这些人里没有夏老，也没有郑老。
定陵开掘确实是一个悲剧，它的悲剧之处在于，中国考古人的信誉在后来的指责声中被严重的损毁了。定陵确实有风雪，凄风苦雪，都像刀一样吹到真正的考古人的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