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时，台谏官李伯玉因为发表过激言论，受到降官处分。但降官的制书，舍人院一直不肯起草，以此抵制皇帝的决定。过了一年，降官制书仍未能颁布。后来牟子才兼直舍人院，觉得拖下去也不是方法，终于将降官制书草拟出来，但牟子才却用他的生花妙笔对李伯玉大加褒奖，看起来哪里是一份谪词，分明是表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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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理宗找牟子才商量：“谪词皆褒语，卿且改改如何?”宰相也过来说情：“小牟，给皇上一个面子，修改修改。”牟子才强硬地说：“腕可断，词不可改!丞相欲改则自改之!” 这么有脾性的士大夫，宋后不多见了。
再来看一个比较没骨气的士大夫。神宗朝的王珪，擅长阿谀圣意，“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又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人称“三旨相公”。此公大概可以算是宋代最窝囊的宰相了，但比起清朝“宰相”来，还是小巫见大巫。清代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秘诀，是“多磕头少说话”，比“三旨”更卑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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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即便是这么一个“三旨相公”，也有他的脾性。王珪曾向神宗三次推荐张璪，神宗都不用。王珪便提出辞职：“臣为宰相，三荐贤三不用，臣失职，请罢。”我们知道，宰相有任百官之权，在这一权力不获君主尊重的情况下，王珪以辞职要挟，也算是表现出了一个宋朝士大夫的气性。
中国的士风是在清代才遭到严重摧抑的，经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江南士风出现了严重的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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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清初的读书人观察到：“迩来士大夫日贱，官长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备极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礼献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辈风气愈盛，视为当然，彼此效尤，恬不为怪。” 时代的风气已变，士子的脊梁骨已断。直到清末，士人才略恢复宋朝士大夫的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