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卢旺达大屠杀惨剧导致100万人惨死，这种极端的毫无人道的大屠杀，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该事件是于胡图族极端主义领导组织阿加祖（Akazu，即胡图族理事会，相当于胡图族长老联合会）策划，其目的很简单：使卢旺达这片土地上再无一个图西族人，整个屠杀持续了100多天。
几个世纪以前，胡图族和图西族是基于阶层和部落而非种族才被划分为两个群体。胡图族人普遍是乡下的农民，而图西族人多数拥有牛畜，这使得图西族人变得富有并掌握了政权。当欧洲人，特别是比利时人，来到非洲时，他们与图西族人一同合作加深了这一制度化的鸿沟：基于容貌和身高，胡图人被视为低等的种族。在比利时传教士的帮助下，图西族人强迫胡图族人工作，同时否认其政治地位并剥夺其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到了20世纪50年代，胡图族的不满和愤怒在社会革命中不断发酵、膨胀，最终爆发。人数居多的胡图族赢得了所有的选举，曾经的受压迫者如今得以翻身成了压迫者。图西族人，堕落的精英阶层，纷纷逃离了卢旺达。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超过2万图西族人惨遭杀害。图西族的流亡者们建立卢旺达爱国阵线（RPF，the Rwandan Patriotic Front），胡图族政府便回应以卢旺达内战（即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由胡图权力运动主导的反图西族人宣传，为实施对图西族的屠杀推波助澜。当全国首位胡图族总统被暗杀，将图西族人视为胡图族人的敌人这一观念愈加深入人心、采取“最终方案”的想法愈加强烈。后来，载着下一任总统的飞机被击落，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对峙更趋于白热化，由此揭开了对图西族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序幕。
二十年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我们又能从中学到什么呢？以下是关于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我们所要知道的十件事。
10.缘起：神秘的飞机失事
1992年4月6日(据查证为1994年)，一架载有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 和布隆迪的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Urundi Cyprien Ntaryamira ，胡图族人)的飞机在基加利(Kigali)被一枚火箭击落，无人生还。然而真正的袭击者尚未找到，于是卢旺达爱国阵线和胡图族极端分子都受到了指控，卢旺达政府声称胡图族极端分子就是罪魁祸首。无论是谁犯下的罪行，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事故便是导致卢旺达大屠杀的催化剂。
飞机坠毁后不到半小时，总统卫队的成员便开始持枪扫射机场外图西族平民。胡图族民兵设置了路障以识别图西族人以及随后被有组织地杀害的温和派胡图族人。这些民兵分为Interahamwe（胡图族联攻派民兵，意思是“那些聚体在一起攻击的人”）和Impuzamugambi（意思是“那些有相同目标的人”）两派，在屠杀过程中他们得到了卢旺达军队的帮助。
第二天，种族主义广播电台：千丘自由广播电视电台（RTLM，Radio Television Libre Des Mille Collines ）声称是卢旺达爱国阵线击落了飞机，并且图西族“蟑螂”（图西族人被称为蟑螂）必须被“消灭”。
两天后，对包括政治领导人在内的无数温和派胡图人和图西人的杀戮，为胡图族极端主义领导人打开了控制政府和军队的权力之门。
9.放任：冷漠世界冷眼旁观
卢旺达大屠杀本可以被阻止，但国际社会并未及时施以援手。）国际社会对这些暴行的反应是非常微弱又令人失望的。
联合国维和行动中，联卢援助团的十个比利时士兵在飞机坠毁后不久便遭到折磨并被残忍杀害。正因为如此，比利时撤军了。4月8日，罗密欧·达莱尔将军请求将联卢援助团的力量增加一倍，达到5000人，但他却被告知不要再插手此事。驻扎于卢旺达的为数不多的联卢援助团士兵被命令不能擅自行动，于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们横尸街头。那时，已经有约8000人被杀。法国和比利时通过空运撤侨，救了在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但竟未帮助一个卢旺达人。
一个星期后，已有大约64,000人被杀害。尽管人权观察组织（the Human Rights Watch）号召将这一情况定性种族灭绝，需要联合国进行官方干预，但百分之九十的维和人员被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撤回，全然不顾人权观察组织的呼吁。到了4月21日，联卢援助团仅剩不足300名士兵还留在卢旺达。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中，只有捷克，新西兰和尼日利亚为联合国在卢旺达的维和行动投了赞成票。
当被问及在卢旺达发生的武装冲突是否属于种族灭绝时，美国国务院的女官员克丽斯汀·雪莱（Christine Shelley）说，“尽管这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判断，但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时有着非常精确的法律意义，其中还包含其他因素。”换句话说，她完全在回避问题。
科菲·安南（Kofi Annan），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负责人感叹到，“我们在这里看着人们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但我们却帮不上任何忙……”
六月下旬，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一个有着3000名士兵的独立法国代表团到卢旺达行动。不过那时，已经有超过60万人被杀害了。七月底，大约已有80万到100万在这场大屠杀中丧生，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种族灭绝行动。
8.震惊：屠杀速度如此之快（位于布塔雷的乱葬坑：在卢旺达大屠杀中有一百万或者更多的死难者被抛尸在此）
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屠杀记录简介如下：1885年到1908年，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统治的23年间，刚果全境有五百万到二千二百万人被杀害。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十二年间，有四百万到二千六百万的人丧生。二战期间日本的战争罪行导致了三百万到一千万人的死亡。换句话说，这些大规模的屠杀活动都持续了数年。
但是，在1994年4月到6月，这短暂的近里一百天，卢旺达大屠杀夺走了五十万到一百万人的生命。军队用弯刀、手榴弹、步枪等杀害图西人。他们推倒或者轰炸图西人避难的教堂。临时军队鼓励甚至强迫当地居民杀死他们的邻居。人们如果拒绝，就无异于自寻死路。恐怖暴动席卷了城市，乡镇，村庄。然而纳粹分子详细地记录了死亡人数，但卢旺达大屠杀中却没有相关记录。
如果卢旺达政府统计的1174000为死难者这一数字正确，这便意味着卢旺达的人民以每天10000人、每小时400人、每分钟七人的速度被杀害！
7.嚣张：卢旺达大屠杀从未秘密进行（卢旺达大屠杀的暴行早已为公众所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直秘而不宣，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隐瞒这一秘密。大多数受害者被安置在位于波兰的死亡集中营，以期避开德国民众的视线。为了避免头发燃烧时所产生的强烈气味引来关注，尸体在火化前都会被剃光毛发。在战争将要结束之时，纳粹德国预见了自己的失败，他们销毁证据，挖掘大量的墓穴来埋藏尸体，为隐藏其斑斑劣迹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即便时至今日，仍然还有大屠杀否认者，他们坚持犹太人大屠杀从未发生过。
但是，卢旺达大屠杀却未曾掩饰分毫。联合国曾被警示过要关注这场胡图族暴动及其毁灭性目的。卢旺达的广播电台肆无忌惮地宣扬反图西人思想。人们为隐瞒大屠杀真相所做的唯一尝试就是用香蕉叶掩盖尸体，以避免其被航拍拍摄下来。
西方媒体常因过分关注负面新闻被指责，然而在这一事件上，它们则被指缺少揭露真相的勇气。《新闻媒体与卢旺达大屠杀》一书的编辑亚伦·汤普森（Allan Thompson）指出，广播审判辛普森杀妻案的时间都比广播卢旺达大屠杀的时间长多了。从四月份到五月初，也就是大屠杀开始之时，竟未有任何报道关注这一正在发生的发展中国家人道主义危机。直到六月，媒体才聚焦卢旺达，开始报道那些存活下来的难民的故事。
6.漫长：正义遥遥无期（卢旺达大屠杀之后，取得公正之路异常漫长）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ICTR）是联合国安理会为审判和惩罚那些参与卢旺达大屠杀的人员专门设立的国际法庭。自1994年11月设立至今，该法庭已经起诉93人，花费17亿美元。但成千上万的人策划和参与了卢旺达大屠杀，现在揭发的93人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包括千丘自由广播电视台的老板斐利西安·卡布贾（Félicien Kabuga）在内的许多人，都还可能躲藏在非洲或者其它地方而未被发现。
据卢旺达政府估计，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可能要花200年时间，才能为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受害者伸张正义。他们向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提出了一种更加简便，经济和接地气的替代方法——盖卡卡程序（the gacaca process，一种传统审讯方式）。这是一套由社区审判当地居民的传统审判体系。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将近两百万人出席此类听证会。“盖卡卡”鼓励罪犯自首并取得受害者家属的宽恕。不过，由于该程序被指控太过混乱无序，且有失偏颇，已于2012年废止。虽然要比预期花费更长的时间，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政府一直致力于为大屠杀的受害者谋求和平与正义。
5.痛心：强奸是最大的战争罪行之一，其不利影响旷日持久（在卢旺达大屠杀中发生了大规模强奸，无数妇女感染了艾滋病毒（HIV）或者患上了艾滋病（AIDS），这一暴行的影响久久不能消除。）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报道，在卢旺达大屠杀中，成千上万的妇女被强奸。几乎每一个12岁以上的女性幸存者都是强奸受害者。她们被单个人强奸，被轮奸，遭受枪棒等尖锐物的攻击，被酸灼伤到体无完肤，甚至是被当作性奴。在卢旺达，将强奸用作一种恐吓或折磨女性手段的现象是如此之猖獗，以至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首次将强奸视为一种国家行为。塔巴的前市长让·保罗·阿卡耶苏（Jean-Paul Akayesu），是历史上第一个因将强奸作为种族灭绝手段而被判有罪的人，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但事实是，不管有多少强奸犯被关进监狱，大规模强奸带来的可怕后果至今仍影响着卢旺达人民的生活。如今，数以千计的在大屠杀中被强奸的妇女患上了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毒，因为那些HIV呈阳性（HIV检测成阳性就意味着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强奸犯故意将艾滋病传染给她们。大屠杀期间，胡图族极端分子故意将艾滋病患者从医院释放并且让他们组成强奸小队。男人们很快就被刽子手们杀害，而女人们的遭遇却更加悲惨，她们先被强奸，而后又被告知自己会因被传染了艾滋病而慢慢地在痛苦中死亡。如今，超过67%的在大屠杀期间被强奸的女人都是HIV阳性患者。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平均有8%的人是HIV阳性患者，而卢旺达地区的这一比例却是11%。
4.共犯：广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卢旺达大屠杀期间煽动性广播激起了多起暴动。）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为了给这次种族大屠杀中的受害者伸张正义，确认了判决千山自由广播电台高层领导费迪南多·纳希马纳(Ferdinand Nahimana)与让·博斯科·巴拉亚格维扎(Jean Bosco Barayagwiza)有罪。他们二人均被指控在卢旺达大屠杀以前及期间犯有灭绝种族罪、煽动灭绝种族罪及危害人类罪。他们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倍感内疚。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一个广播电台？这能造成多少伤害？事实证明，伤害巨大！千山自由广播电台播报反图西族的宣传信息和误导性信息，散布图西族要对胡图族展开屠杀的恐怖信息，同时以图西人为目标找出他们的确切位置，并鼓励对图西族实施种族灭绝行动。
1994年8月12日，千山自由广播电台播报了下则资讯：
“你们这些住在筎衮戛(Rugunga)附近的人从家里出去吧！你们会看到沼泽地里的草房布满了蟑螂(Inkotanyi，此处指图西人)。我认为那些有枪的人应该立即去围剿了他们。”
另一条威胁图西人的广播则更为直接：
“你们这群蟑螂不过是肉体凡胎，我们不会让你们给杀了！我们会杀了你们！”
据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UNAMIR)负责维持和平的特派指挥官罗密欧·达赖尔(the General Romeo Dallaire)所言：“如果能够简单地干扰下电台的广播内容，代之以和平与和解的消息，就会对事态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困难，如成本、言论自由权以及国际法等方面的问题，美国拒绝关闭卢旺达电台。
3.帮凶：杂志上也刊登了反图西族言论（在卢旺达大屠杀期间，不当宣传很大程度上成了引发暴力事件的帮凶。）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同样要求对康古拉报社的(Kangura,原意为“唤醒它”)社长及总编辑哈桑·尼格兹(Hassan Ngeze)定罪。尼格兹因其出版的杂志而被指控犯有灭绝种族罪、煽动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康古拉报社同千山自由广播电台一样，都是煽动胡图人仇恨图西人的工具。该杂志把图西人同毒蛇和蟑螂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早该被灭绝。
早在1990年，即发生卢旺达大屠杀事件的4年以前，康古拉就刊印了“胡图族十诫”(the Hutu Ten Commandments, 涵盖了反图西族的全部信息)。“胡图族十诫”包括了禁止与图西人通婚，甚至禁止雇佣图西人的戒条。他们认为所有的政府、军事和教育工作都应主要由胡图人担当。图西人被认为是不诚实的、自私的且不值得被同情。
正如千山自由广播电台鼓励种族灭绝活动一样，康古拉也发表了诸如此类的言论：
“让我们看清那些图西人（Inkotanyi，指卢旺达爱国阵线支持者）的嘴脸，让我们把他们消灭得一个都不剩！有什么武器可以用来一劳永逸地打败蟑螂？一只蟑螂只能生出另一只蟑螂……卢旺达的历史清晰地向我们表明图西人总是完全相同，他们从未改变一丝一毫。”
针对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该杂志还刊印了一些针对图西族人漫画，其中充斥着种族主义和暴力色彩。漫画里的图西人看上去嗜血无情又淫乱不堪。其中一幅漫画形象地描绘了一副图西族妇女向联合国士兵摆出挑逗姿势的画面，凸显了所谓的图西人淫乱至极的一面。这样漫画和图片直指图西人和同情图西人的胡图人，不遗余力地去侮辱他人、挑拨离间、加剧分裂。
2.太迟：西方国家在大屠杀发生后表示对其的痛惜（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说：“卢旺达大屠杀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是南斯拉夫内战的10倍。”因为国际社会至少关注南斯拉夫内战，并参与其中。而卢旺达的这场屠杀竟无人关注。）
在卢旺达发生这场席卷全国的种族屠杀时，许多人置若罔闻，而同样是这些人，又在事后深表愧疚与遗憾，自责竟容许如此可怕的屠杀降临到那些无辜之人身上。
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说：“卢旺达大屠杀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是南斯拉夫内战的10倍”。因为国际社会至少关注南斯拉夫内战，并参与其中。而卢旺达的这场屠杀竟无人关注。
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的指挥官罗密欧·达赖尔在其回忆录——《与魔鬼握手：人类在卢旺达的巨大失败》中写到：
“我们可以阻止内战和种族大屠杀的继续进行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UNAMIR，The UN Assistance Mission for Rwanda）能在我们提出请求的第一周就适当地增加军队人数和增强军事武器配备，那么我们可以停止这场杀戮吗？是的，完全可以。”
达赖尔本人为劝服联合国进行援助进行过无数次尝试，但都无济于事。而就是这次维和任务的失败，让他深陷忧虑，甚至想要自杀。
当时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称卢旺达大屠杀为“人类巨大的失败之一”，更是“我个人的失败之一”。
当时有许多将发生大屠杀的警示迹象，散布仇恨的公开信息以及来自卢旺达的援助请求。但是，全世界都没有人去理会，直到做什么都为时已晚。
1.期冀：卢旺达仍在复原（想要从卢旺达大屠杀造成的创伤中复原，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也许永远都无法真正恢复过来。）
整个大屠杀结束之时，卢旺达已经被洗劫一空了。医院和政府机关被摧毁得空荡荡。基加利，卢旺达的首都也是最大的城市，在这场屠杀后尽然减少了近85%的居民。整个卢旺达满是腐烂的尸体，25万女人变寡妇，10万儿童成孤儿。而今，整个国家的成年男人只占总人口的20%。大约2/3的卢旺达人挣扎在贫困线下，许多家庭由年仅10岁的孩子当家。为了准确描绘出大屠杀幸存者所要忍受的创伤后痛苦及压力，一个新词被创造出来：依哈汉乌克（ihahamuke）.
卢旺达正在从历时100天的仇恨和杀戮中慢慢恢复过来，村庄，公路，社区都在重建。正如荷兰大使保罗·申豪（Paul Schonherr）所说：“在种族大屠杀之后，卢旺达人民在短时间内所取得的成果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国家。”
曾经互相厮杀的两个民族——胡图族和图西族，现在并肩生活。离间种族的言论已经被明令禁止，激化种族矛盾的政府已被推翻。卢旺达人更希望被外界视为团结而统一的卢旺达民族，而不是胡图族与图西族两个民族。卢旺达人的平均寿命已超过60岁，比1994年时翻了一番。虽然卢旺达人民需要花时间来治愈身心，但该国也已慢慢地从卢旺达大屠杀的灰烬中涅槃，重获新生。
后记：
卢旺达大屠杀缘起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建立起来的民族分化。早在几个世纪前，卢旺达人民只是根据劳动方式的不同被分为农民和牧牛人，但当比利时的传教士进入卢旺达以后，将这种差异制度化并不断加深这种鸿沟，于是这两个民族便被进一步的分化了。到了20世纪，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已经逐渐认为自己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种族，开始出现了民族的两极分化。当曾被压迫的胡图族通过民主制度上台执政后，人数较少的图西族就成了靶子，胡图族的巨大仇恨、种种负面宣传乃至于最后发动的大屠杀都直指图西族。
联合国及其成员罔顾来自卢旺达的报信人和联合国维和指挥官达赖尔的大量紧急函件，没有去干预这次屠杀。种族歧视主义者、散布恐慌者、传递着误导性信息的报纸、杂志和无线电台，都被允许继续散播强劲的反图西族信息，使得胡图人的箭矢直指图西族人和温和派的胡图人。胡图族极端主义者用砍刀、枪炮或其他武器接管了这个国家，杀戮或者强奸自己的同胞，并命令其他人也必须如此行事，如果他们不这么做，自己就会被屠杀。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有100多万人惨遭屠戮。
20多年过去了，卢旺达仍在复原之中。那些对这场大屠杀袖手旁观的国家一定心存愧疚。大屠杀的幸存者必须在痛失父母家庭的情况下，拖着一副因受重创而伤痕累累的身体，继续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里坚强地活下去。在发生了大屠杀这种可怕的事情之后，唯一的一种积极的、能够重新前行的方式便是两个民族团结起来，携手奋进，重建家园，让大屠杀留下的创伤被时间抚平。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埃利·威赛尔（Elie Wiesel）曾说：“为了死者和生者，我们都必须勇敢得活下来，见证这一切”。对于卢旺达大屠杀的死难者和幸存者，我们都应铭记并为之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