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约定的主体要合法。约定的主体只能是夫妻双方。约定时，双方必须为完全民事行为责任能力人。
2、双方意愿表示要合法。双方的意愿应是真实自愿的，任何一方不得采取欺骗、威胁、胁迫等手段，显失公平的约定也不得成立
3、约定内容必须合法。约定内容必须符合法律及社会公共道德，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凡逃避夫妻、父母子女法定义务的约定无效。
4、约定的形式必须合法。约定应以书面方式进行，口头约定如双方承认的也有效。只有符合上述条件的约定，才能按约定处理。
二、具体内容
新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①一方的婚前财产;
②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金等费用;
③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④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⑤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限定共同财产制，也称部分共同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一定范围内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之外的部分归各自所有的夫妻财产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共有财产的范围完全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分别财产制，是指夫妻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全部归各自所有，并各自享有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以及处分权利的夫妻财产制度。这始于罗马法后期的“无夫权婚姻”，旨在保护夫妻双方的独立人格，是“夫妻别体主义”的产物。这种制度不排斥夫妻一方以契约形式将其个人财产的部分或者全部的管理权交给另一方，也不排斥双方拥有一部分共同财产。分别财产制建立在夫妻别体主义基础之上，它充分肯定了夫妻是各自不同的独立之人，特别是该制度充分承认已婚妇女有独立的人格和财产权利，就反对夫权主义有积极意义。
理论界对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三种夫妻财产制(即一般共同制、限定共同制、分别所有制)认为是一种封闭型契约财产制，婚姻当事人只能在法律允许的三种财产制中选择其一，超过该范围的夫妻财产制约定将不被法律承认，对当事人也无拘束力。现行婚姻法第19条要求当事人只能选择所指定的夫妻财产制中的一种约定才有效，若以法律明文允许以外的夫妻财产制为对象则该财产约定无效，仍适用法定夫妻财产制。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违背约定财产制的价值取向，从而失去采用约定财产制的基本意义。
然而，司法实践中，如果当事人作出的财产约定不能被完全归类到这三种类型的一种当中去，法院往往并不会以该协议超越婚姻法规定的范围为由而认定其无效。相反，只要这种约定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法院就会认定其有效。司法实务界还普遍认为，目前的夫妻约定财产制立法仍然是一种开放式立法模式。由此可见，对同一法条、同一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在理解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长期下去在司法实践操作中势必将带来很大的困惑。
另外，通过对这三种财产制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它们也确实没有穷尽和涵盖财产约定的所有种类和内容，因而不能绝对的说这是一种开放式的立法模式。而且，在这种法律规定比较模糊的情况下，如果夫妻想做出不同于任何一种法定类型的特别约定甚至是更为复杂的约定，就可能会因现行婚姻法对财产制种类做出的列举而承担财产协议被认定为无效的法律风险，尽管这样的约定种类或者内容很有可能恰恰最符合当事人追求财产利益最大化的要求，这也无法满足当事人对财产约定多元化的要求。“我们圈定的这几种典型的财产制类型并没有穷尽婚姻当事人财产约定的方式与类型，即使将用作选择的约定财产制的类型数量再增多几倍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婚姻当事人对财产约定的需求。”
结合本人在司法实践中的亲身体会，建议完善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类型立法，在夫妻约定财产制类型的立法上应明确采用开放式的模式。因为一个国家采用何种约定财产制类型的立法模式，虽然受自身的立法传统、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因素的影响，但最重要的是由这个国家中的公民或婚姻当事人对约定财产制的需求决定的。从约定财产制的立法初衷来看，约定财产制正是在比较单一的法定财产制不足以适应现代婚姻家庭生活中夫妻双方财产关系的多样化、复杂化的情况下而产生的，那么就应当允许当事人在不违反民法、婚姻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自己的财产进行自由约定和处分，这也是约定财产制应当达到的目标。从我国婚姻家庭生活的实际情况来看，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市场经济活动的自由化以及私有财产的急剧膨胀都要求赋予婚姻当事人更多、更广泛的自由选择权，意思自治原则体现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更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目前，我国夫妻财产制种类较少且结构不完整，存在明显立法漏洞。
在我国相关的夫妻双方，已在夫妻存续期间通过合法途径进行办理。办理时还应积极的协商，协商意见达成后，到相关的公证处进行公证办理。一旦在离婚期间，就可以凭借这类约定协议进行办理相关的财产分割，保护自身的实际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