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存在的犯罪证据由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人同意，第二点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已意识到时犯罪行为，他们主动同意有罪的处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怎样判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达到了认罪的标准，依靠上面这两种情况来选择，行为人所实施的一种特殊行为不止要自己同意，而且对自己所做的这种行为触碰的刑事罪还要同意，这两种情况哪一种都不能缺少。我们所说的“认罪”并不是说被追诉的人可以明确的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认知到犯的是哪一种详细的罪名，这仅仅是大体程度上的认罪，行为人不需要明确自己犯了何种罪，仅仅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意识到触碰了刑法就可以，国家并不要求行为人要明确自己犯了那种罪行，纵然被追诉的人无法确定自己详细的罪名，已经存在确定的认罪是不会因此就受到干扰的。
“认罚”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主要针对的事件是人民法院做出的刑法类型、程度还有刑法执行的措施，在这里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对这些量刑建议表示同意，同时主动承担司法机关刑事处罚之后的不利结果。在此我们需要重视的是，“罚”并不仅仅只有刑法，通常包含一些程序化的解决措施，比如说拘留、提起上诉等。
处于侦查过程中，“认罚”体现在承担自己认罪之后的结果，比如说被提起上诉、没有起诉或者是法院判定的刑法。
从这里体现出，诉讼的每一个过程不同，那么所体现的认罚也就不同。另外，犯罪嫌疑人能够主动的退还脏款并且赔偿，这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认罚”表现，认罪认罚体制制定的出发点是要犯罪嫌疑人个人诚心悔改，悔改罪行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个人主动的退脏、退赔，而且对于被害人来说还能安抚他们对抗的心里。
从宽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即实体从宽、程序从宽，实体从宽针对的是犯罪嫌疑人或者是嫌疑人在比较利益的得失以后从认罪认罚中所获得的同等价值，这里主要是指审判过程中的减轻、免除处罚。程序从宽针对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比较有利的过程化解决，包含了三种方式。
辩诉交易的时间限定在法院开始审理前，主要是两个关联方之间的商议，包括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协商进行的条件是检察官决定对指控撤销或者是要求法官对所判定的刑法从轻，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被告人能够换的有罪答辩，然后两者之间能够商议出均可接受的结果。
另外是在内容上的辩诉交易制，详细的可以把它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称之为罪名交易，也就是说被告人有主动权，只要他自己主动认罪，就可以得到检察官的承诺，在起诉被告人时使用相对轻的罪名。第二个方面针对罪数的交易，这种交易是被告人不仅仅犯一种罪，但是检察官不能全部指控，只有一部分的罪行才能被指控。第三种的是针对量刑上的交易，也就是说检察官把量刑的程度有所减轻，目的是让被告人自主认罪。这项制度中，被告人让出自己的一些权利，最终的目的是承担较轻的法律惩罚，在一些没有确凿证据、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被保人只要是自主的承认了自主所犯的罪行，那么就能够对他定罪处罚，这很显然的与无罪推定的原则相违背。通过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它的使用必须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则”，裁判要有证据，纵然犯罪嫌疑人已经有了主动认罪的行为，公安机关也必须要获取充足的确凿证据，在整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各项罪行都要有所依据，保证案件清楚明确，证据充足。
对被告的犯罪行为已经掌握了完整的客观证据就可以直接对其进行定罪量刑，但是法律并不是以惩罚为最终目的而是期望罪犯能够得到主观上的悔改和教育，所以都会争取能够在被告认罪之后尽量为其减刑。
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实际上是体现了的法律法规中人性化的一面，此时我们如果是不小心触犯了刑事法律的规定的，一定要注意积极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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