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 陈某与周某原来系夫妻关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做生意欠下了近十万元的债务。后两人做法院主持调解下协议离婚，只是在法院调解是双方并未提及十万元债务问题。五年后，该院在一起陈某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发现陈某和周某在协议离婚时隐瞒了债务，认为陈某、周某的协议侵犯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遂启动了再审程序，对离婚案件中的财产部分及债权债务部分进行再审。再审中，陈某和周某均称当初确实存在十万元债务，但两人当时已经协商好了分担份额，即此债务负担并无争议，故无须法院审理。目前双方对十万元债务已归还了大部分。再审庭审中，陈某与周某表示将继续想办法按当初的约定归还欠款，不愿意让法院审查并确认债务负担。
案例二 ： 李某与王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共同生活所需欠下他人许多债务，后两人感情破裂，女方李某起诉要求离婚。在人民法院调解下，双方达成离婚协议，其中就债务五万元约定由王某负担四万元，李某负担一万元。一年后，人民法院在另一起由李某与王某的债权人起诉的案件中，发现其中有一笔债务就近八万元。人民法院遂认为李某某与王某的离婚协议有规避债务的情形，决定对离婚案件中的财产部分进行再审。再审中，法院发现李某与王某的债务也不止八万元，李某讲大约有十五万元，而王某讲或许有十八万元甚至更多，具体数字，两人都说不清楚，也无法就债务承担达成协议，导致法院很是为难。
案例三 ： 原告古某诉被告丁某、傅某债务纠纷案。 1997 年至 1998 年间，傅某与古某做生意欠下古某 4.2 万元债务，立有字据议长。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拥有价值 5 万元的一套住房及其他财产。 2000 年六月间，两被告办理了离婚手续，约定财产归女方丁某所有，债务归男方傅某所有。 2001 年 4 月，丁某将房屋登记至自己名下，并声明共有人为傅某。后丁某用该房屋作抵押担保向银行借款。法院认为，傅某与丁某协议离婚时，约定房屋、家具等财产全部归女方丁某所有，侵犯了债权人古某的合法权益，两被告转移财产的行为无效。遂判决傅某前古某货款 4.2 万元，由丁某在房屋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看完上述三则案例，总让人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似乎法律的运用是非常呆板的，人民法院对离婚案件的裁判似乎也没有确定力。于是，自然而然地便会产生一些疑问：夫妻协议离婚一定得就债务负担进行协商吗?如果协商一致了，其效力如何?而若协商不成，人民法院应否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负担进行分配，其依据是什么?效力又如何?
关于夫妻离婚诉讼中的法院分配债务负担问题，多年来一直为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有人甚至主张让债权人作为离婚案件诉讼中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以解除法官裁判时的困惑。然而，这终究未能得到立法的认同。其实，法院分配夫妻债务之妥当性问题，至少在十年前就有人指出来并提出了建议，主张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不应涉及具体的债务处理。直至近日，仍不断有人呼吁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没有必要审理夫妻对外债务。但为何时至今日，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仍然对分割夫妻债务念念不忘而难以割舍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 增补了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具体内容，其中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由此可见，夫或妻有将财产约定之内容告知债权人的义务，否则其债务仍及于夫妻二人。这样规定与我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关于“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精神是一致的，体现了民法沉浮是信用的原则，既能保护夫妻的合法财产权益，又能维护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但是，《婚姻法》也同时留给我们一些遗憾，如：在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内容中，对于夫妻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及债务清偿责任等可否约定未予明确规定，而且，《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往往有可能侵害夫妻一方本人或该方的债权人的利益。因为夫妻共同生活，彼此之间互有日常家事代理权，故一方对外所负债务也可能是共同债务。再如，《婚姻法》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未规定责任形式。实务上仅是依据民法上的理论而进行的推导，从而认为夫妻应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却并无婚姻法上的明确规定。根据民法原理，离婚时夫妻对依双方协议分别负担的共同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当人，这些问题中，有的并非本文所论述的话题，但我们必定要将作为夫妻财产制内容一部分的夫妻共同债务，放在整个《婚姻法》的框架内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