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外和解协议是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协商达成，没有法院的参与，其实质上仅具有私法的效力，也即契约的约束力，而对于属于具有公法效力的强制执行力，不能约定。那么，诉讼外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吗?律图为您解答。
案情：原告王静红为与被告顾存阳买卖合同诉至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义乌法院作出判决：被告顾存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静红货款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宣判后，被告顾存阳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期间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并约定一审判决王静红不再申请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顾存阳撤回上诉，但因双方对协议中约定另行交付纱线的数量质量产生纠纷，致使协议未能履行。后王静红向义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顾存阳则提出执行异议，认为双方已达成和解协议，在协议中双方约定王静红不能申请强制执行，且和解协议产生的纠纷应当另案处理，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王静红的执行申请。
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外和解协议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一方因达成和解而撤回上诉的，一审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应当执行一审判决。并且，诉讼外和解协议中排除一方强制执行申请权的约定有悖公平正义，应当无效。
根据民事诉讼法意见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达成和解后可以两种方式结案：申请法院制作调解书或申请撤诉。如果当事人没有将和解协议提交法院审查并制作调解书，从本质上看它仍然是私法上的行为。本案原告与被告虽然在上诉期内达成了和解协议，但该协议不过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契约，他们仅仅是因为自行达成了和解协议而申请撤诉，因此法院并没有赋予和解协议以强制力。
对于二审期间达成的诉讼外和解协议，法院在裁定撤诉时虽然也会审查，但该审查仅仅是形式审查，法院并不对达成的协议作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因而协议对法院是没有约束力的。实践中倘若债务人在不履行和解协议下的各项义务时，债权人仍不能申请执行一审判决，显然会助长不诚信的行为。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虽然在二审期间达成了和解协议，但该协议并不具有阻却一审判决执行的效力。
本案和解协议中关于原告放弃申请强制执行权约定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这涉及到诉讼契约的界限问题：一方面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诉讼权利，另一方面法律又会对这些处分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以实现程序的稳定、防止诉权的滥用。在本案中，双方尽管有关于王静红不得申请强制执行的约定，但若承认该约定的效力，王静红将陷入既无法要求被告顾存阳履行和解协议，又无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极端困境。因此，在本案中虽然可以从诉讼权利不得自行处分的角度来否定该约定，但从约定违反公平正义与诚实信用原则来立论更具说服力。
“吴梅案”是债务人全部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形，倘若债务人部分履行了和解协议，抑或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但债权人又向法院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又或者如王静红诉顾存阳一案双方就和解协议履行达不成一致时，应当如何认定和解协议的效力。此时，最高人民法院“吴梅案”中引入的诚实信用原则作用就可以体现出来：和解协议已经部分履行的，在执行一审判决时应当扣除已经履行的部分;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应当驳回债权人的执行申请;和解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应当允许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法院可以通过运用诚实信用原则来否定不诚信一方的行为，这是诚实信用原则在诉讼上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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