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知识产权包含的内容较广泛，所以，涉及到知识产权的合同纠纷类型也就有很多，解决知识产权合同纠纷的方式一般有协商，调解，仲裁，诉讼，那下面我们来了解有关知识产权合同纠纷仲裁的知识！
知识产权合同纠纷
1、更易于实现公正。这主要是因为涉及知识产权的纠纷通常都有很强的技术性，审理起来远比一般的案件更为复杂。仲裁可以聘请技术专家参与，消除纠纷中的技术障碍，有利于实现裁决的公正。
2、更有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在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中，除了一般性的保密要求之外，还要求保护其技术秘密如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仲裁程序除了当事人有相反约定之外，其审理程序均不公开，这就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商业秘密和企业商誉受到损害的机率，有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3、更高效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和产品的生命周期愈来愈短，有些专利技术在保护期届满之前早已遭淘汰而失去保护的价值和意义。在版权上，一旦非法复制品被投入流通市场，便会广泛地在消费者中传播，权利人想要将他们全部收回以消除不利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典型的例子是当这部分作品被人不法上载至互联网，损害可能立即发生在世界各国。因此知识产权争议对处理时效要求很强。与诉讼方式相比，由于仲裁程序更为简化，案件处理的时间会大大缩短，当事人可以减少时间成本，及时得到救济。而且，仲裁还可以通过自身的规则来缩短案件处理时间，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中心”设立了一种“快速仲裁程序”，该程序对案件听审的时间进行了严格限制，如举行听证应在收到请求答辩书和答辩状后30天内进行，除非有特殊情况，听审不应超过3天。
4、更有利于维持双方正常的商贸关系。双方当事人在仲裁中的对抗性比在诉讼中的要小，对继续保持合作关系有利。知识产权交易中互相合作就更为重要，因而人们乐于将有关纠纷交付仲裁。
5、从国际角度看，知识产权仲裁裁决更容易被执行。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多为民间组织，独立于一国的司法体系外，在裁决的涉外承认与执行上比法院更为便利。因为1958年纽约公约《承认和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公约》对此专门作出规定，参加和承认的国家有包括我国在内的150多个国家，因此我国的涉外仲裁裁决可通过该公约的规定在外国得到承认和执行。
6、其他优点。如：比诉讼方式费用低。与协商、调解相比，仲裁依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有更强的操作性，仲裁结果具有终局性和强制执行力等。
知识产权纠纷分为合同类纠纷与侵权类纠纷两大类，对于合同类纠纷，如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转让合同，专利转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技术服务合同，技术咨询合同，保密协议等等合同纠纷，当事人可以在订立合同时约定仲裁条款，理论上不存在障碍，实践中也有这样的仲裁案例。
但是，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方面，仲裁方式是否能够成为纠纷解决途径，还面临着理论障碍需要加以突破。
以仲裁方式解决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主要的理论障碍有两点，第一，依据传统理论，仲裁方式只适用于合同纠纷，不能适用于侵权纠纷。第二，知识产权往往需要通过行政授权方式取得。因行政权授予的权利产生纠纷，适用仲裁方式解决时会面临着仲裁如何与行政程序进行对接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的逻辑层次是，第一个能否做的问题，也就是仲裁方式解决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可行性。第 二个是怎么做的问题，也就是在具有可行性的前提下，如何创新仲裁制度以适应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的特点。
侵权行为是侵害他人财产、人身以及知识产权等绝对权的行为。侵权行为与合同行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侵权法保护的对象主要是绝对权，而合同法保护的对象是相对权，也就是合同债权。
有人认为侵权纠纷应该排除在仲裁之外，理由有二：一是侵权纠纷由于行为人侵犯的总是绝对权利，总是与行为人过错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像在合同关系中空间是哪一方的过错常常需要作出判断，因此侵权关系中一方享有绝对权利，是受侵害的一方，另一方由于实施侵害行为而有过错，双方地位不平等，不适于仲裁解决。二是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包括人身权，而人身权案件是不在仲裁适用范围之内的。因此，侵权案件也不应该在仲裁的适用范围之内了。
1、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经济成因
知识产权侵权，顾名思义，侵犯的是知识产权，而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是，在一定期限内赋予知识产权所有者排他权以获得超竞争的利润，补偿发明人在使产品进入市场时所做的投资。
为什么会产生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呢?有学者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他的关注点落在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的无形财产权上：“对于侵犯无形财产权的行为，传统理论给予了充分的道德谴责和法律评价，但常常忽视这一行为发生原因的经济分析。行为人为什么放弃直接交易行为而选择侵权行为，原因之一是交易成本过高。在无形财产权交易中，诸如当事人、标的物、价金、履行期限与办法、违约责任等问题，都需要双方进行足够的信息交流和行为合作。‘这些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而任何一定比例的成本都可以使许多在需要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经济学家证明，由于存在着对信息的广泛需求，一旦无法进行谈判，或谈判不成功，侵权使用就会代替授权使用或其他合法形式的使用。”
当然，侵权行为本身也有成本，其成本包括实施行为过程中所作出的物质耗费、实施违法行为造成的社会后果，以及由于违法行为所承担的社会制裁。这个成本既有必然成本，又有法定成本。前者是指基于侵权行为本身而产生的资源耗费，是侵权人实施这一行为所作出的现实支出，后者是指因实施侵权行为而依法承受的代价，包括侵权人以财产或其他经济利益给予受害者的补偿，如罚款、没收非法所得、赔偿损失等。侵权者投入一定的成本，实施特定的非法使用他人知识产品行为，是为了谋取收益。在“产出”多于“投入”情况下，该项行为才被视为有“效益”。
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与仲裁的契合点有二：一是平等主体。二是财产内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识产权侵犯行为的目的是在于使用知识产权，它与知识产权合同行为在同样属于对知识产权的使用，区别只不过在于形式的合法性不同。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两种行为可能互相转换。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预先认定为“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也就是说，人们衡量各种行为方式的成本与收益，从而选择效益最大化的行为。当侵权行为的经济效益大于合同行为时，人们选择侵权行为，反之亦然。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知识产权侵权和知识产权合同具有相同的平等主体，侵权者常常就是潜在的可能的合同主体。
同时，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私权，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是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的财产性权利，只要这种处分不违反法律、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既可。
基于这两个特征，根据《仲裁法》第二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有可能作为“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而适用仲裁方式解决。
另外，随着知识产权观念在社会的普遍形成，恶意侵权的比例将会逐渐减少，加之社会成员各方面的素质日益提高，人们对选择何种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将更趋于理性，因而经济性会成为人们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最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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