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概念上进行比较，两者似乎泾渭分明，但在实务上多将好意施惠关系当成无偿合同来处理。实际上两者权利义务相差甚巨，准确理解和掌握二者区别至关重要。
1、判断标准一——效果意思。
考查当事人之间是否有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效果意思。此处的效果意思专指表示上的效果意思，即以书面或口头形式的表示行为所推断的效果意思。表示上的效果意思实为对内心意思的一种猜测，具有不确定性。例如，甲驱车到A地办公，因乙是A地人，近日将返家，便邀其同行，甲是否有意与乙缔结无偿运输契约之合意?无法明判。有学说认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意思，当事人得明示之，如表示其所约定的乃属“君子协定”。将“明示”作为区分好意施惠与无偿合同的标准之一是可行的，但显非唯一标准也不宜将其绝对化，因为它隐含着将大量的好意施惠关系归入无偿合同之嫌。假如乙在运输途中因意外死亡，则甲将因《合同法》第302条、第290条所确立的无过错归责和安全运输到目的地义务的违反而承担赔偿责任，这是显不公平的。
2、判断标准二——公平原则。
解释当事人之意思表示应斟酌当事人利益关系和公平原则。
3、判断标准三——交易习惯。
结合交易习惯来理解。交易习惯，是指某种存在于交易中的行为习惯和语言习俗。这种习惯或者习俗通常出现在某个特定的交易参与人阶层，该交易阶层的成员通常都遵守这些习惯和习俗。对好意施惠与无偿合同区分之关键，是对当事人主观意思的识别。施惠人为意思表示时知道或应知道而没有明示排斥交易习惯者，可以认为意思表示者愿意遵从交易习惯，从而使双方之间本为好意施惠的关系变成无偿合同关系。当事人自愿负法律上之义务，法不禁止，这也符合意思自治的原则。
二、其它情况
好意施惠关系既然不属于契约，无法律上的拘束力，相对人自不能基于施惠之表示而请求施惠人履行。但纯粹的施惠关系，也不能完全排除契约以外的责任存在的可能。对于好意施惠的情况下侵权责任是否可以缓和或减轻，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好意施惠的无偿性决定所施之惠与侵权行为法所保护之法益不具有对价性，施惠之价值不足以使侵权人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主观状态下免除或减轻责任。但在行为人主观为一般过失或轻过失，且所损害之利益不大的情况下，考虑到好意施惠为道德所弘扬，可以酌情减轻或免除赔偿责任，此符合公平原则之精神。
所以赠与合同和好意施惠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赠与合同是一种契约关系，可能是无偿的也可能是附条件的，并且受赠人还享有请求权，赠与合同不能随意撤销，但是好意施惠却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好意施惠行为导致对方受到人身伤害或者经济财产损失的行为，我国法律中对这种情况的处罚一般可以认定为好意施惠所造成的，但对于赠予行为则是比较普遍的，特别是涉及到财产的赠予的，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的情况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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