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仔细去查阅法律中关于我们所拥有的权利就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叫做信访的权利，一般人在实践中的确很少用的这个权利而以至于没有多少人对这方面的信息有很多的了解，但其实信访在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那么，公民权利中的信访是做什么的？
一、公民权利中的信访是做什么的？
信访，是指公民个人或群体以书信、电子邮件、走访、电话、传真 等多种参与形式与国家的政党、政府、社团、人大、司法、政协、社区、企事业单位负责信访工作的机构或人员接触，以反映情况，表达自身意见，吁请解决问题，有关信访工作机构或人员采用一定的方式进行处理的一种制度。
信访方式
办转信
国务院1996年《信访条例》规定了办理信访的总的原则是“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2005年新《信访条例》又强调“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其中分级负责、属地或归口办理就产生了一个信访机关是以办信为主还是以转信为主的问题。 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2003年指出，群众信访问题，“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分级负责”意味着，除基层之外，上级信访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向下转信而不是办信。
各省市自治区《信访条例》都对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具体信访职能作出了具体规定，最完备的一个归口管理的规定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问题归口分工处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1991年〕19号通知)，其中对党纪、组织、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监察等三十五个方面的信访职责作出了规定。
上级工作以转信为主，这些信访转到基层，基层无法再转，无口可归，有的地方就形成一个以党政领导为主要责任人的工作格局。
“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归口办理”，最终落实在地方党政领导人身上，专门的信访部门和信访工作人员则负责信访信息上下左右的转送。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信访部门是二邮局”、“信访制度是典型的人治”的诟病。新《信访条例》赋予信访部门更多的协调、督办权，但其以转信为主的功能不会改变。 [3]
新《信访条例》列举了信访的形式为“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并处处透出不鼓励“走访”，而鼓励书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狭义“信访”的信息。但是，实际中人们一提到“上访”，想到的却总是千里迢迢的“走访”，要求各级政府要“向社会公布信访工作机构的通信地址、电子信箱、投诉电话”，尤其是要“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为信访人在当地提出信访事项、查询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提供便利”。如果这个信息系统建立起来，人们真的就会在家里坐在电脑前“上访”，不用到政府门口、到北京、到天安门上访了吗?
实际上，许多上访者之所以选择“走访”，尤其是“集体走访”、“重复走访”，并非是他们不了解信访部门的联系方式，也并非是他们缺乏通信手段，不会上网，其中的奥妙，无非是在政府对游行、示威严格管制的情形下，“走访”尤其是“集体上访”不过是民众以上访名义进行的游行示威，一种公开施加压力的手段。其他非走访的“信访”，最多只能传递信息，而不能施加压力。没有附加压力的信息，其重要性、紧迫性只会排在附加压力信息之后。
上访者明白了这一点，就越发不会选择最便捷的通讯手段。一封电子邮件是最没有压力的，最不耗费信访部门和领导人的资源，但最节约资源的方式，就是最无力、最没用的方式。与其发这样一封电子邮件，还不如在人气旺盛的网上论坛发一个帖子，有时候还能产生舆论压力，引起领导人的重视。其实最有用的，仍然是集体上访、反复上访。可以预计，即使这套全国信访信息系统建立起来，千千万万的上访者仍然不会去使用这种方便。在信访问题上，光提供方便是没有用的。
新《信访条例》对走访过程中的潜在压力传递机制进行严格管制，规定上访者不得“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不得“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第二十条)，试图以此把走访者驱赶到设计好的狭义“信访”的轨道内。但是，即使这样做成功了，没有压力传递方式，如何促动各级官员重视信访?没有压力传递方式传达的事件严重程度的信息，在潮水一样涌来的“信件”、“电子邮件”中，又如何判断轻重缓急?
视频接访工作
2014年年5月，最高法院制定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远程视频接访规则》，指导全国法院开展远程视频接访工作。通过远程视频接访，申诉信访人员可以在申诉信访案件的一审法院或者申诉信访人员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通过远程视频接访的方式向最高人民法院表达诉求。
总之，信访可能在我们的法治生活中并不会经常发生，因为信访的发生通常是因为政府对公民的侵害而引发的公民想要通过信访的方式去告知和监督国家机关作出相应的措施加以回应。
延伸阅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信访工作规则
检察院立案监督期限有多久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