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地“三权分置”对宅基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启发，可以说，打破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困局，出路就在于实行宅基地“三权分置”。
总的考虑，就是参考承包地“三权分置”办法，进一步明晰、丰富和细化宅基地产权权能，将宅基地权能由目前的“两权”(虚置的集体所有权、无限期的农户占有和使用权)进一步细分为“三权”(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并按照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占有权、放活土地使用权的思路推进改革，形成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平等保护的格局，充分发挥“三权”的各自功能和整体效用。综观农村改革实践和土地产权制度建设需要，实行宅基地“三权分置”意义重大。
(一)实行“三权分置”可以丰富宅基地用益物权，激活存量土地资产，促进农民增收。
2007年颁布的《民法典》虽然赋予宅基地用益物权，但只规定具有占有、使用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相比少了收益权，更没有明确出租、转用权，且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
上述规定的出发点是要保障农民基本居住权，特别是防止集体经济组织外的城镇居民到农村购地建房，改变农村社会结构。但相关规定也否定了宅基地的财产权利，既不公平，也不符合农村现实，实际上，在广大沿海地区、城乡接合部宅基地私下出租、转让已很普遍。实行宅基地“三权分置”，在坚持和强化宅基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允许农户宅基地占有权自愿、有偿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宅基地使用权自愿、有偿在集体经济组织内外有条件流转和抵押，既可以显化宅基地财产价值，激活大量“沉睡”的农村土地资产，规范宅基地流转行为，有效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又能有效维护集体成员权利，防止非集体成员侵占集体所有土地，保证农村社会稳定。
(二)实行“三权分置”可以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促进用地节约，推动农村发展。
我国目前宅基地无偿无限期的福利分配制度，一方面，助长了农户多要、多占宅基地，加剧违法占地、违法建房，导致宅基地不断扩张和蔓延;另一方面，大量进城农民的宅基地缺乏合法退出渠道，处于闲置、固化状态，农村不能更新又进一步导致新增用地需求难以满足，加大农民建房困难。随着人口城镇化进程加快，每年有1000万以上农民转移进城，但村庄用地每年还要增加一二百万亩。历年农村建房违法用地宗数一般占违法用地总宗数的八成左右。到2015年底，全国村庄面积2.87亿亩，是城镇面积的2.09倍，其中大部分是宅基地。
实行宅基地“三权分置”，农户宅基地可以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有偿退出和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有限期流转，既有利于盘活利用闲置、空闲土地，减少农民建房难和农村违法用地，又有利于发挥土地资源的要素功能，助力农村经济发展。
(三)实行“三权分置”可以明晰宅基地产权关系，维护土地权益，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我国农村宅基地无偿分配、无限期占用的制度，造成宅基地权利边界模糊、权能关系混乱，由此导致集体所有权事实上被虚置，集体经济组织失去了对宅基地必要的处分权和收益权，集体所有的权利无从体现;农户宅基地使用权事实上成为农户私有权，有的农户还通过私下交易掌握了收益权，但无论是转让、出租人还是受让、承租人，其利益都缺乏法律保障，具有不确定性。
实行宅基地“三权分置”，在法律和政策上明晰“三权”权能边界、权能关系，有利于坚持和巩固集体所有制，维护所有者、占有者、使用者各方权益，既可以增加集体和农户经济收入，稳定经济预期，促进新农村建设;又保障了农户长期保留或自愿退出宅基地的权利，解除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促进新型城镇化。
(四)实行“三权分置”可以协调推进相关改革，形成改革合力，放大改革效应。
实行宅基地“三权分置”，对于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来说，破解了流转一律限定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制度障碍，农户在更大范围内流转宅基地收益将显著增加，流转动力和活力将全面激发;流转收益增加后，集体财力会相应增强，将促进宅基地有偿退出;有偿退出和有偿流转的扩大，充分显化宅基地价值后，将倒逼宅基地有偿使用的全面实施，从而有力推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对于农民住房财产权和宅基地抵押担保转让试点来说，不再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限定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有利于对抵押物处置权的实现，这将显著激发金融机构开展抵押业务的积极性。
另外，同步推进承包地“三权分置”和宅基地“三权分置”，对于举家迁往城镇、希望同时转让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农户来说，也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之，实行宅基地“三权分置”，可有效化解相关改革面临的难题，协同推进改革，取得更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