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罚行政听证流程为：（一)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
(二)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三)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
(四)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五)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
(六)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
(七)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人们经常将权利分为两种：公权和私权。行政权显然是属于公权的一种。狄-骥说过“不存在一种因国家权利存在而不同于私权的所谓公法精神，法只有一种精神，那就是公平精神。”而在法律体系中，维系这种公平精神，平衡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法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体法，另一类是程序法。实体法用以规范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程序法则使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得以实施。一个国家即使实体法律再健全，没有严格的程序予以保障也等于零。前些年，与西方国家重视法律程序的现象相比照，我国的法学家在考察法制建设时，过多地强调令行禁止，侧重于法的实体性方面，而对于在现代法制中理应占据重要地位的法律程序却缺乏应有的关注与理解。
因此，行政听证程序制度的设立，使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免受侵犯。同时，也保障了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将行政主体纳入相对人监督的范围内，以防止行政专权和武断。最大限度的限制了行政主体公权力的滥用，在公权利与私权利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平衡点。
产权经济学家科-斯认为,生产者的目标就是试图节省交易费用，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润。同样，在行政法领域仍然存在着成本问题，即行政效率。行政法之所以产生，从经济学角度讲，可以归因于理性配置社会资源。行政活动的效率取决于各种因素：行政行为方式的选择、环节的合理安排、过程的科学组合。最重要的当属程序的设置。表面上看，行政听证程序的设置非但没有减少成本，反而增加了行政机关的负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秩序是协商而定的，而非通过服从赢得。”
一项行政决定对一部分人利益的剥夺，必须得到相对人的理解和认可，使相对人在程序完成之后，能够情愿地服从决定。行政听证程序在行政机关违法案件调查承办人员和相对人的参加下，由行政机关对其决定的依据进行举证，当事人质证。通过双方举证责任的合理分担和当事人对其意见的陈述、申辩，进一步核实证据，查清事实。这样，相对人可能了解到一些此前自己并不清楚的事项，对整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当相对人认识到自己确实违反了相关行政法律规定时，便可能放弃行政复议或诉讼，这并非意味着对相对人权利的限制，而是在保留了当事人原有的行政救济权利的同时，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同时，由于行政机关在做出最终行政决定之前，通过听证程序进一步查清事实，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事前救济，将相对人权益的保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也尽可能地避免了因违法行政而导致国家赔偿造成的不必要的成本增加。也就是通过提前支付较少的交易成本，置换更大的因违法行政而耗费的交易成本，同时，有效的推动了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有助于行政预期的增值。
整个行政法律制度大致可分为四类：行政许可制度、行政处罚制度、行政强制制度和行政程序制度。其中行政程序制度可分为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和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程序。行政立法程序主要由《立法法》规定;司法审查程序主要由《行政诉讼法》加以调整，而对中间的一部分具体行政行为程序的规定我国尚不健全。行政听证程序无疑是行政程序制度的核心部分，是行政程序公开原则的具体体现。行政公开原则一般要求：(1)事前公开：即行政机关事前要公布有关的行政法规、规章以约束相对人的行为;(2)事中公开：主要就是指行政处理活动中采用的听证程序和资信(情报)公开程序;(3)事后公开：即行政决定要向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公开。由此可见，行政听证程序是行政程序制度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行政听证程序的缺漏必将导致整个行政法律体系的重大破坏。
在我国依法治国的方略中，依法行政是核心。如果抽去依法行政的内容，依法治国就会变的空洞和残缺。有法可依固然重要，但现代法治国家，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之所以能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程序法治。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就应当认真审视其程序法治是否健全。听证是程序民主化的产物，在没有设立行政听证程序之前，大部分行政处罚决定都是在行政机关调查之后直接做出，加之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固有的局限性，很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暗箱操作”，腐败得以滋生。通过行政听证程序，行政过程的公开性、透明度得以增加。在有效地保障相对人权益的同时，政府的声誉也得到提高，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架构起一个双方能够沟通与合作、引导与接受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公民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得到了加强。
(五)我国加入WTO与国际化接轨角度看行政听证程序的意义及完善
随着我国加入WTO，行政法制如何与国际接轨变得十分重要。WTO规则主要就是行政法规则，其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就是透明度原则(transparentprinciple)，这就要求我国行政听证程序的范围应进一步扩大，不能仅限于行政处罚方面，而应扩展到行政立法、行政许可等多项制度当中。同时，听证程序在规范程度上应进一步加强以适应国际化的需要。
1.行政听证参加人范围的扩大：目前，我国行政程序的当事人仅限于行政机关和相对人，而在西方国家一切与该处理决定有厉害关系的人均可参加，这对于相对人权益的保障和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更为有利。
2.听证笔录制度：《行政处罚法》第二条仅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盖章。”至于笔录当中应当涉及哪些事项未予规定，这样宽泛的自由度无疑会使听证程序形同虚设。而西方国家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以《联邦行政程序法》为例，其第556条规定听证笔录应包含下列事项：(1)任何口头的、书面的或其他形式证据的记录;(2)行政机关拟定的事实的裁定、法律结论的裁决;(3)听证程序中提出的全部文书，申请书。这样明确的规定无疑为此后的行政决定奠定了基础。
3.案卷制度：在我国，行政机关做出最终处理决定时的依据是什么，是限于听证笔录中的内容还是要结合其他内容，法律未予明确。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的“案卷排他”原则值得我们借鉴。即“听证笔录、证物以及在该程序中提出的全部文书、申请书是做出裁决的唯一依据”.正像**德·施瓦茨所说的那样：“在依法举行的听证中，行政庭做出裁决时，不得考虑审讯记录以外的任何材料。若不遵守这一原则，受审讯的权利就毫无价值了。”因此，在我国的行政听证程序中明确这一点非常必要，是其准司法性的体现。
4.在行政许可和行政强制制度中建立听证程序：行政机关在实施许可行为时，应允许利害关系人提出自己的观点、陈述自己的理由。以防止行政机关在行政许可中的偏私。此外，在行政强制中，如果对行政机关滥用行政强制的行为不采用事前的预防，不但给事后的救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增加负担，也会使处于弱势地位的行政相对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总之，行政听证程序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程序，必须将其置于整个行政程序制度，整个行政法律体系、整个社会发展过程的各个领域中考虑其意义，这样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行政处罚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要依据听证的情况，作出决定，所以行政决定是在听证结束之时作出的。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讼法》
第四十二条 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听证依照以下程序组织:
(二)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三)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
(四)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五)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
(六)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
(七)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
所以说，处罚行政听证流程首先从当事人要求进行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为开始，直到听证应制作听证笔录，当事人在确认听证笔录无误后签字或盖章为结束，一共是六项步骤，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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