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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二十六章·老子》原文及鉴赏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注释〕 躁:帛书甲乙本作“趮”,《管子·心术》说:“趮者,不静。”“躁”与“趮”义同,指“急躁”、“躁动”。君:主宰。 辎重:古代军中载军需物资(衣粮军械)的车。 观:读作“官”;“官”即古“馆”字。荣观:荣华、繁华的生活。 燕处:指安居;宋林希逸注:“燕,安也;处,居也”(《老子口义》)。超然:指不陷在里面,超乎物外。 万乘之主:古代大国发动战争时可以动用万部战车,一部车叫做一乘;“万乘之主”即喻指大国的国君。 以身轻天下:轻率躁动以临天下;苏辙说:“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轻其身则不足以任天下矣”(《老子解》)。 根:王弼本作“本”,《永乐大典》本作“根”。根据上文,作“根”是。当改“本”为“根”,以便与前句相应(采俞樾说)。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言人君纵欲自轻则失治身之根;急功好事则失为君之道也”(现代蒋锡昌《老子校诂》)。

  〔鉴赏〕 本章老子列出轻与重、静与动(躁)两对矛盾,发表了对这两对矛盾的看法,认为轻与重对立,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躁与静对立,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并由此喻人道,也即将此推向人生日用——“道”用,要人们像圣人一样“终日行不离辎重”,重静而戒轻躁,以免招致祸灾。

  对于老子从“重轻”、“静躁”相对,引出“道”用——“重静”的思想,南怀瑾《老子他说》评价说:“重和轻、静和躁都是相对两种现象,重和轻是物理现象的相对,静和躁是生态现象的相对。但从原文文字上看来,老子侧重‘重’和‘静’的重要,只偏向一头,而舍置它们相互影响的关系。”任继愈《老子新译》说:“《老子》举出轻和重、静和动(躁)两对矛盾,发表了对这两对矛盾的看法。认为轻与重对立,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躁与静对立,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可以看出老子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动与静的矛盾,应当把动看成是绝对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老子虽然也接触到动静的关系,但他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弄颠倒了,也就是把事物的性质弄颠倒了。因此,他把静看作起主要作用的方面。所以老子的辩证法是消极的,是不彻底的,有形而上学因素。”

  对任继愈先生对老子的批评,有人又作反批评,如张松如《老子说解》中说道:“如果不论什么情况,不看时间、地点、条件,总是把动看作矛盾的主要方面,把静看作矛盾的次要方面,这也就不免沾染某种形而上学因素,我们是不应该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批判老子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的。”这说明,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强调“重静”是不错的;“这一定时空条件”就是指社会领域的人生日用,所以南怀瑾《老子他说》又说:重(厚沉)静“专从人生日用的道用上立论了,虽然是偏向一面倒的理念,但是可以强调地说它没有错”。

  正因为“重静”于人生日用的道用上立论,有用没错,所以曾国藩就强调“重厚”,他在《谕纪泽》中说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家书》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也因为强调“重厚”,所以老子以此喻说:“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

  由“重厚”也必定“恒静”,所以王力《老子研究》第四章《道动》第六节《主静》中说到:“重者恒静,轻者恒躁;重静相关而轻躁互为表里,是以贵静亦贵重,戒躁亦戒轻。”由此,韩非子却又在《喻老》之同时,将此引申,为君主侯王提供“南面之术”,这就是“制在己曰重,不离其位曰静”,“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并以主父赵武灵王为例说明“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赵武灵王身体尚健时,即传国于其次子何为惠文王,并自己带兵“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惠文王三年取得“灭中山”的军事胜利;这时赵武灵王又怜其长子章,“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计未必决而辍”,结果引起内乱,公子成、李兑起兵杀了公子章,并把主父赵武灵王围困三个月,使赵武灵王活活饿死(《史记·赵世家》)。这就是韩非子《喻老》中所谓的“生幽而死”和所谓的“轻则失根,躁则失君”,即指君主侯王一旦失去国家机器和权势,离开君位去做臣下所做的事,就可能被逐被弑。

  而这种君主侯王脱离君位、失去权势被逐被弑的事大概在春秋时代屡见不鲜,所以老子会发出“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的叹息,并由此老子会在《三十六章》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样的话,来喻说一国之主不可轻浮躁动,一人立身行事也同样不可草率轻躁,而要“重静”。也因为如此,所以老子会在本章首句强调:“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这就是《老子》本章之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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