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25日，在朝鲜待了一个月的李奇微发动了代号为＂霹雳行动＂的大规模攻势，希望借此重新夺回朝鲜战场的主动权。为防止被再次打穿插，李奇微让第1军和第9军缓慢推进，以免冒进让自己成为猎物。 因不断有情报称发现了一些中国部队，所以他派遣一支侦察队对双联隧道地区进行侦察。 唯一的无线电失踪了 罗德·穆勒：这是一支规模很小的混合部队——只有4名军官和56名士兵，但重装上阵：8支勃朗宁自动步枪、2挺重机枪、4挺轻机枪、1支火箭发射筒、1门60毫米口径迫击炮、57毫米和75毫米口径无后坐力炮各1门，还有1辆3.75吨重的卡车和9辆吉普车。头上还有1架负责联络的小型侦察机，如果地面部队没有及时发现已经现身的中国军队，这架飞机就会向我们发出警报。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双联隧道＂。到此为止，似乎一切都还顺利。吉普车在最前面，始终与部队保持50码的距离，运载重型武器的卡车远远地跟在后面，这样一旦前面的吉普车遭到袭击，后面携带重武器的部队可以快速插上支援。 由于天冷路滑、雾气浓重，整个部队的行进速度非常缓慢。这也让侦察机在早晨的作用非常有限。主道旁有一条通往附近村落的小路，作战参谋梅尔·斯泰上尉自告奋勇进入村落一探虚实，他驾车走了一半距离后把吉普车停到路边步行进村。当然，他随身还携带着唯一一部能与侦察机进行联络的无线电。但他的吉普车很快遭到袭击，车被炸毁，司机被打死，梅尔·斯泰和我们的无线电一起失踪了。 这时，侦察机发现大批中国士兵正从453号高地的斜坡上向我们靠拢，但无法联系到我们地面部队。 实际上，侦察队一踏进空旷的山谷就掉进了中国人精心设计的陷阱，大批中国军队虎视眈眈地等着我们陷得更深。就在我们准备吃午饭的时候，第一颗迫击炮弹落在附近；几乎就在同时，枪炮声四起，各种武器随即向我们开火。一名军官命令驾驶员立即掉转车头，但道路狭窄，车辆很难驾驶。刚调转方向，最前面的吉普车就中弹了，惊慌失措的驾驶员把车停在了路中央，整个队伍的前进因而受阻。这时，中国人的机枪向我们猛扫，而吉普车是它的主要目标。随后大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这样的声音那时恐怕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声音，那肯定是防冻剂从散热器里喷出来的声音。避免全军覆没的唯一机会就是冲上前面的高地，然后在那里构筑阵地。 中国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双方都拼命地向那座山冲，以夺取制高点。但是，抢夺这座山的关键在于时间，我们必须扔下大部分重武器以便轻装步行。最终，我们只带了一支火箭发射筒、一挺轻机枪和几支勃朗宁自动步枪。我们从北坡向山上撤退，这里的雪更厚，地面更滑，而中国人是从南坡向上爬。这时我注意到山脚下拥着七八个人，而且都是第一次执行巡逻任务的新兵。我向他们大声喊：快走，滚蛋！快走！但他们一动不动。 求求你，别喊！喊也没用！ 威尔逊：中国士兵就在相邻的山上构筑阵地，向我们猛烈开火。特遣队的士兵冒着中国人的机关枪火力爬上了山顶。我被命令带上两箱弹药，当时感觉每只胳膊额外增加了20磅的负荷，我异常焦虑，觉得这次是躲不过去了。在爬到距离山顶还有三分之一的位置时，我停了下来，觉得筋疲力尽，一步也不能动了。在我用尽最后一分力气爬到一处临时防御阵地时，已经力气全无。尽管寒风刺骨，但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我觉得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就算中国人没逮住我，严寒也会要了我的命－－即使爬到山顶，也有可能会被冻死。但我还是活了下来，恐惧心理的极端刺激最终帮助我克服了身体的极限。令人欣慰的是，我一直没有扔下弹药，尽管在爬山过程中，我曾数次想过扔掉这些东西。 后来，我很庆幸自己没有那样做，因为就在那天夜里，我们很快就打光了所有子弹；如果没有他的这两箱子弹，或许我们真的会全军覆没。最后大约有40人成功爬到山顶，随身携带的武器只剩下一挺轻机枪、八支勃朗宁自动步枪和一门火箭筒。勃朗宁自动步枪始终是步兵最亲密的伙伴，因为它既可以单发，也可以连发。每支枪需要两个人共同操作，一个人负责射击，另一个人负责上弹，一个弹夹装20发子弹。我负责上弹，与我搭档负责射击的战友来自另一支部队，我后来忘记了这位战友的名字。多年之后，我还在为此事后悔，因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两个人的生命是如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我们共同战斗，紧紧地贴在一起，怎么就没有交换一下姓名呢？ 中国人的进攻一浪高过一浪，在冲击我们的防线时，可以看到中国士兵的头在面前上下起伏，时隐时现。勃朗宁枪手坐在地上耐心等待，然后看准机会抬头射击。我们总共有8个弹夹、160颗子弹，也许是我们一生中的最后160发子弹了。枪手没有浪费一颗子弹，或许是老天爷一直在保佑我吧。中国人的火力异常猛烈。后来，一颗子弹击中枪手的右手，打断了他的几根手指，但这并没有让他停下来。我帮他包扎好伤口，他又拿起枪继续开火。在如此充满血腥和充斥绝望的战斗中，这个家伙还在用士兵们常用的讽刺语在吹牛：这个伤口价值百万，他的战争结束了，他会收集其他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等回到美国，他就可以给他们深爱着的人打电话，尤其是他们的女朋友。后来，中国人的火力愈加猛烈，我不时地照顾其他人，包括有些受伤的人。我告诉大家，一定会胜利，一定要有信心，决不能在精神上垮下来。 受伤的右手让枪手无法继续射击，于是他就用左手射击。当很多中国士兵冲过来时，他站起来打光了枪里的最后几发子弹，这时他第二次中弹，不过是在胸部；另一名战友匍匐着爬过去，把他拖回战壕中央。此时，又有一颗手榴弹落在他的双腿中间，他痛苦得惨叫了一声。米切尔中尉说：＂求求你，别喊！＂枪手大叫：＂我的腿被炸掉了。＂＂我知道，可喊也没用！＂米切尔回答。不一会儿，枪手第4次中弹，这一次没有给他再留下任何生存的机会。 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得到了有力支援，一架侦察机先锁定中国军队的几个阵地，随之而来的美军战机用火箭炮、汽油弹和机枪对目标进行狂轰滥炸。之后，又有一架小型飞机向我们的阵地投下一些弹药和急救药品。大多数空投物品偏出我们的防御阵地，但还是有一箱弹药顺利地落到阵地里。飞行员一次次地在上空飞过，试图把弹药尽可能地扔到他们面前。飞机飞得很低，很低，以至于地上的人都能看到飞行员的脸。我觉得他应该进入万神殿。飞行员最后一次超低空飞行，扔下一条黄色的条幅，上面写着：＂友军正从南面赶来，马上到达。＂但是，＂马上＂又是多长呢？如果那是一个很漫长的＂马上＂，我们也许永远等不到那一刻了。我们知道，一旦黑夜降临，中国人将会再次发起进攻，而且按照以往的经验，夜间攻击的间隔更短，火力更猛。正如我们预测的那样，中国人在那天夜里再次发起猛攻，到处都是机枪、手榴弹和冲锋枪的射击声。最后，我们撤离小山丘的制高点。现在弹药所剩无几，我们不想浪费一发子弹，只有在看到中国人的头时，我们才会开枪射击。 越来越多的人丧失战斗能力，不断有人牺牲，有些受伤的人陆续死去，活着的人忙着从死者身上取下子弹。那时，最让我难过的就是我也许永远也看不到自己的女儿了。 有一次，中国人已经冲到山顶，我拔掉最后一颗手雷的保险销。就在这时，中国人突然停止进攻。那时的弹药太宝贵了，于是我趴下来，用手攥着手雷，没有扔出去。后来，我觉得自己可能在战壕里不知不觉地昏睡过去了。那一夜的情形让我永生不忘：当蒂勒尔带着救援人马站到我面前时，我仿佛身处梦境，既是明明白白的现实，但又迷迷糊糊，似梦似真。我一直认为有一部分中国人进入过我们的阵地，甚至还有人向我的肋骨上使劲踢了一脚。我记得，中国人占领了山顶，中尉告诉手下装死，中国人没逗留多久便离开了。随后几天，我确实感到身体一侧疼痛难忍，好像的确被人踢了一脚，但我还是不敢肯定，我的记忆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我还记得重武器震耳欲聋的轰响声，那是蒂勒尔正在率部向山顶冲锋。随后是一片宁静，这死一般的寂静让我担心：救援部队是不是又被敌人消灭了？之后，在晚上11点左右，我听到了说英语的声音，尽管看不见人，但听得很清晰，他们在大声喊叫：停火，他们是美国步兵。 我被俘了，但中国人对我不感兴趣 福克勒尔：对于困在山脚的人来说，那是一个噩梦：第一次品尝战争味道的9个新兵发现自己脱离了大部队，茫然不知去向。我们不了解战争，也不了解自己所在的部队，又与集体脱离，更没有指挥官告诉我们该怎么做，除了恐慌还是恐慌。慌乱之中，我们奔向附近的几间茅草屋，似乎那里能给我们带来一点安全和庇护。后来据称有一些士兵过度惊慌，拒绝执行上山的命令。其实我们不知道命令该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还不熟悉战争。尽管我们的名字都印在团部的花名册上，甚至可能一个挨着一个，但彼此不认识。其中有一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小伙子，刚刚结婚，他说自己还没付清结婚戒指的钱。还有一个刚满17岁的孩子，在慌乱之中扔掉了武器，结果在回头捡地上的枪时中弹身亡……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个机枪手侥幸逃生，因为他是关岛人，长得很像亚洲人，中国士兵把他误认为是自己人，于是他趁机溜走了。 最后，我终于知道了大部队去向，于是和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佩特拉塞维奇打算横穿那个小村庄，跑回到山上。我的右腿被子弹击中，几分钟之后，我们两人被俘。我一直觉得我们可能被一个团的中国人包围了，但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小队。我努力撑起身子，站起来投降，佩特拉塞维奇也跟着我举起双手。他对我说：＂我在等着看你怎么办。＂由于伤势严重，我无法自己走路，于是佩特拉塞维奇就成了我的拐杖。我们走进村子，看到一队中国士兵，我说：＂嘿，佩特，看看，这里到处都是担架。＂＂但不是给你准备的，福克勒尔，别想了，不是给你用的。＂佩特拉塞维奇回答。这也是老朋友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进村之后，我们就被分开了，两人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我可以肯定，佩特拉塞维奇被送进了战俘营。战后，当军方公布遣返人员名单时，我一直在寻找佩特拉塞维奇的名字，但第2师的官方记录显示，没有人再看到过佩特拉塞维奇。 现在，已经成为战俘的我躺在地上，中国士兵从我身边走过时，拿走了我的手表，却没人动我的钱包。手表对中国士兵的价值更大，因为他们好多人无法确定时间而不能统一协调，而钱包则毫无价值。我看着这些中国士兵开始毁坏美国人丢弃的车辆，他们掀掉茅草屋房顶的干草，撒在吉普车和卡车上面，然后撒上汽油，一把火烧掉。之后，他们径直离去，没人对我感兴趣。后来我一直认为，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我还没有一块计时器有价值。 我爬进茅草屋，钻进一个草甸子下面，等着被敌人打死或是被战友救起。 第二天，我爬回了似乎有几英里远的那条公路。就在我爬到原以为会得到帮助的位置时，一架美国飞机俯冲下来向我扫射，我滚进路边的沟里，在那里静静地等着，后来一名乘坐吉普车经过此处的美军上尉发现了我。 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依旧无法忘记那悲惨一幕，我会像唱颂歌那样念叨着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这７个人＂都死在1月29日，都死在1月29日……都死在1月29日……＂ 上帝保佑，让中国人只有少得可怜的重武器 蒂勒尔：得到侦察队遭到中国主力袭击的消息，我受命带领167名官兵前去救援。 我们这支救援部队在下午5点半左右到达指定地点。一到目的地，中国人就用两挺机枪从山谷对面的453号高地向我们开火。我的驾驶员把车开进路边的一个深沟，对我大喊：＂上尉，我们最好先待在沟里面，否则中国人会打中你。＂＂这些该死的中国佬。＂我回答。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占领山谷的制高点453号高地，否则我的部队将被彻底压制在谷底。我派出两个排从两翼夹攻453号高地，然后由第三个排用迫击炮和重机枪正面进攻。这样可以在发起侧翼进攻之前，先消灭中国军队的一部分有生力量。如此猛烈而致命的火力对这支小部队来说绝对不可思议，对中国人来说也绝对难以招架，中国人最后放弃了高地。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在许多时候会战至最后一人，但那天在453号高地上没有，不知为什么。 最初，我想在453号高地坚守到第二天凌晨，然后在早晨发起进攻，但是一名医务兵在夜里偷偷穿过敌人的火力封锁来到我们的阵地。他说，被困士兵已经处于绝望状态，弹药打光了，3/4的人阵亡或受重伤，于是我决定当夜发起进攻。 最终花了将近４个小时才把所有人都弄下了山，既有活人和伤员，也有死人。威尔逊还攥着那颗没爆炸的手雷，脚下一滑，手雷掉在了地上，他马上拾起手雷扔了出去，好在没人受伤。 在最初执行侦察任务的60个人当中，23人死亡，5人失踪，20人受伤，很多人伤势严重，只有12个幸运的人没有受伤，其中就包括威尔逊，他终于幸运地看到了他的女儿。 虽然我带人把他们救回来了，但我见识了中国人的攻击力，他们勇猛顽强，上帝保佑我们，让中国人只有少得可怜的重武器，如果他们用我们的武器，我能平安回来吗？不可想象。我觉得我们很难赢得这场战争，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