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速来客》剧情深度解析
电影开场，就营造了一种脱离现实的舞台感。特写镜头下，范伟(以及其后的各色人等)进入房间，仿佛进入了一个舞台。与此同时，男人与女人在门井中的画面，被广角镜头俯拍，也同样呈现出一种并非完全现实的舞台感。范伟等人进入的这个房间，正是人性复杂性的展现舞台：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在这里无法轻易分辨，而每个人也都有着各自的目的，面目混杂，善恶难分。
房间本身的状态，也被赋予了这种暗示。平时处于自然的光线与色调之下，而在每一个新人物登场、冲突再次激化的人性考验瞬间，都会切换到阴暗厨房的画面：藏着死尸的环境里，色调是浓重的黑与深色的红，由窗外红色字体、略显突兀的“光明”灯箱映衬，宛若地狱。生活化与地狱化的共存一房，赋予了这个舞台上人物以相同性质。
在高潮来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电影始终在试图建立一种人物之间的对等性。范伟和窦骁都肿了眼睛，且分别是左眼和右眼，形成了镜像一般的对应。而在范伟和张颂文之间，则是行为上的：先是范伟用胶带捆绑张颂文，而后宾主易位，张颂文捆绑范伟。更明确的，则是窦骁在不同优劣形势的情境下，对范伟和张颂文分别说出的“大哥，你是好人”。这种对应，发展到影片的高潮段落也依然存在：窦骁在伪装凶案现场的时候，被刺伤的范伟说出了电影开头部分、范伟曾经对他说过的那句话，“你信我，我什么都不会说”，而也同样地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无法看透对方的真心，那么信得过的，就只有自己。
这种对等性，其实就暗示了这场凶杀案之中，所有人物的属性统一：无论杀死女人的是谁，“杀死”张颂文的是否是窦骁，窦骁是否故意，乃至于每个人进入这个房间的初始动机与目的如何，他们的内心都是高度利己的，行为也随着自己的利益而不断变化，因此，谁都说不上是好人。
在剧情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窦骁为了自己的安全，反复无常地认情况有利者为“好人，大哥”。范伟则先是想自行逃脱，不愿为当时视角下“自卫杀人”的“无辜者”窦骁脱罪，以免自己的小偷身份暴露，而后又在看到钱后改口和窦骁“分工”，拿走这笔钱。而随着尤老板真身的曝光，女人与窦骁的合作也开始复杂化，曾经看似相对简单的她，在对张颂文的勾引中，流露出了更多的不明确——她对尤老板图财，却又在听说对方有老婆后做出一副真情错付的样子，而尤老板也在“真爱”和“你是我什么人我带你来这“之间反复横跳。
在这样的剧情之下，某个人物在其他人物眼中的形象，相互之间的合作、依赖、对抗关系。也在不停变化，在偶然进入事件的倒霉者、被厉害的无辜者、有预谋的关联者、直接杀人者之间，不停切换。而造成这种形象变化的原因，则是人物的利己。例如，第一阶段里，范伟对窦骁从“置之不理，自己脱身”到“你我分工”的变化，是为了自己给儿子做手术，需要悄悄拿走屋里偶然发现的钱财。
而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于两个杀人事件的倒叙式处理方法，也构成了对人物身份模糊化的表达辅助。导演采取了反复多次的倒叙闪回，一次次地将时间轴回滚，补足事件的背景前导，而正顺序的时间点则保持在“杀人事件”的结果状态。以倒叙不断给予观众更多信息、刷新人物形象、更改现有认知的手法，本身并不稀奇。在本片中，基于第一阶段的表达方向，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纵然多次闪回，导演始终回避着关键的杀人瞬间，如此一来，谁杀的、怎么杀的、是否故意，完全未知，而一次次闪回带来的新信息，则只是让人物的形象在暂时状态下刷新，而后马上迎来下一次改变，定性真相的杀人瞬间则被掩盖了。闪回带来的，不是惯常的“愈发清晰”，而是人物形象的愈发混沌。
随后，从尤老板真身的出现为开端，影片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升级表现：人物的形象模糊化开始后退，让位于人物形象明确后、围绕“摇摆中的善恶选择”的第二层表达。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情况，依然来自于“杀人瞬间”——是尤老板在视线模糊间错打了女人，从而导致了女人的死亡。两宗事件中的第一件，第一次明确了。
当然，导演留出了一个“过渡缓冲”的余地，依然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人物复杂化处理。范伟和窦骁的身份，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更进一步混乱状态：尤老板认为范伟等人是警察，范伟也装成了警察，而后，又为了应付交易，装成了尤老板。而张耀忠二人的出现，也有着一个细节的处理：同样的气宇轩昂，张为手下点烟，一瞬间让人无法分辨他们的上下级关系。
然而，在电影的前半段，它已经建立了数次形象切换，但从这里才开始，“从零到一”的本质性变化出现了。它推翻了张颂文的基调身份，从“尤老板”变成了“姓闫的”，这就让此前围绕他是否杀人的悬疑升级，更重要的是，从一个黑方变成了警察，而后又进一步发展，变成了打击犯罪的“侠客“。此时，张颂文的身份开始基本明确为“善”，而尤老板则呈现为一个功能化的“恶”形象。一直模糊处理的全员，开始流露出了一丝明晰的曙光。
由这一丝质变为开端，电影马上进入了彻底的第二层次表达，迎来了时间较短、意义重大的高潮部分。一个对高潮的引领段落是，当张耀忠拿出孩子完成交易时，窦骁阻止了想要从冰箱里取钱的范伟，而是拿出了自己藏在外卖箱里的那一份。此时，他的形象保持在“体谅为了孩子手术的范伟”的好人形象。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完全的推翻——他只是为了拿到更重的外卖箱，用它打翻张老板等人，私吞所有的钱财。
在这个精彩的段落里，窦骁展现出了全片中效果最好、也最贯穿的形象切换：从一个对女人痴情而参与进来、本能撤退却为了女人而返回、从而被动地卷入事件的无辜者，以及一个通篇表现出的“范伟的同情者与伙伴”，彻底变成了完全的黑化存在——因为前女友的负心而堕落，在进入这个房间之前已是杀人犯的恶者。
同时，这也带来了影片对“恶”的升级：面目模糊、身份切换、形象变化，在此前，房间里的活人，多呈现为正邪的莫明，这其实应和着人物在其间的好坏兼容。除了此前已经基本明确黑白的闫之外，范伟固然谋私，但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也在被拐卖的小女孩面前良心发现。哪怕是胡耀忠，也在与手下在门口“为他点烟”、认出干小舅子窦骁后想提携他、给“殉职”的大舅重金办葬礼的片段里，流露出一丝善意。而从窦骁个人而言，此前也是“想要活命的见风使舵”为主，还在“听不得别人侮辱女人而殴打他”时，带出了一丝真爱的味道。在”房间”这个人心复杂的表演舞台上，进入房间的所有人，都保持着善恶共体的本质。
而此时，窦骁在进入房间前便已然沦为的极恶属性，无疑让他成为房间中的“霸主”，带来了“恶”之一面的升级。房间爆炸，去除了生活化的部分，成为了燃烧着的废墟地狱，而善恶混合的人也都倒下了，只有极恶的窦骁，成为了“压倒善”的胜利者。与此同时，前半部中含糊其辞的杀人连环，在窦骁的总结中迅速清晰，标志着叙述从“善恶的莫辨”到“压倒善的纯恶”的升级。
这种升级，也带来了影片在主题表达上的同步进阶。此时，影片隆重地给出了一组对比：窦骁与张颂文同伴的对应。张颂文的伙伴，在远处监控着房间。从他吸鼻子的细节来看，他显然是一个瘾君子，是一个初始状态下的“恶人”，这与窦骁在初始时的“好人”形成了对比。而到了高潮段落，瘾君子被困在厕所中，竭力地想要脱身，将房间中的犯罪画面传输出去。而在一组平行剪辑中，窦骁也在竭力地推动着封死在冰坨中的钱财，哪怕明知时间不多，也不肯放手而去。同样的“竭力”，就此构成了对比——一个是初始的瘾君子，想要努力地弃暗投明，做一些好事，另一个则是初始的善良人，想要努力地弃明向暗，用杀人的方式，捞到足以扭转自己憋屈的善良人生的一笔钱。
到了这个阶段，在原有寓意的基础上，房间事实上也成为了一个“现实生活”的呈现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的所有人，都有着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范伟无钱治孩子，张颂文丢失了女儿，女人面对着不爱自己的尤老板，连张耀忠也一笔笔地计算着财务账，违法经营如履薄冰。而在剧情层面里的窦骁，也同样明确了这一点，由于一个持续的回溯，更是所有人里最完整清晰的：想要以奋斗而落实的一腔爱意，被前女友如洒水一般辜负背叛。正是面对这样的不如意，人心才会反复在善与恶之间摇摆不定，在舞台上表现出来。
然而，窦骁的被捕、瘾君子的脱身，分明地点出了这种摇摆的最终结果。选择努力向善的、会得到回报。选择努力堕落的，也会收获恶果。最终救范伟一命的，是他在医院看到女孩被拐卖后拿走的女孩照片，以及他为孩子捐肾后的“非要害部位”，是他的善意。前半段的人物形象摇摆、模糊，正是为了高潮部分到来时，对“摇摆后的选择”而做出的前置铺设。
但是，从成片结果上看，这种两个阶段递进演变的主题架构思路，却显得野心过大，完成度不够完美。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两个阶段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一阶段对第二阶段的铺垫功能，都不算很好。二者更多的是互为掣肘，而非相反。
第二阶段的高潮段落，是影片最重要的部分。导演先用了一个“全员搏命”的慢镜头来凸显第一阶段的“形象莫辨”顶点，而后马上引爆房间，让范伟在慢镜头下救孩子，通过房间状态的变化和主角形象的明确化，向第二阶段切换。而如前文所述，张颂文与尤老板形象明确后，导演也给出了一个过渡的缓冲部分。
并且，在此前的第一阶段段落里，导演也很努力地试图给出一些对后文的衔接呼应。闪回里反复穿插的“发生新婚夫妻被杀事件”的广播声音，暗示着窦骁在进入房间之前既定的恶人形象，为第二阶段的表露做铺垫。而开场时，范伟差点点燃的油，也预示着房间的爆炸，第二阶段的到来，预示着“摇摆后的善恶终选”的必然发生。结尾处，张颂文与范伟再次产生了对等性：医院里，张颂文拿着女儿的照片，范伟也掏出了女孩的照片。这种围绕善念的对等性，应和着开头部分中二人相互捆绑而形成的模糊形象对等性，牵引出了由第一阶段的“善恶摇摆“到第二阶段的“善恶选择”的推进。
但是，导演的功夫，其实都下在了非剧情的环节。在剧情层面上，他没有办法优化任何事情。
第一阶段，为了人物形象模糊化的表现效果，导演几乎掩盖了所有可以明晰人物身份的信息。一次次的闪回，能够在当时表述目标下反复更新人物形象，但这种一味的叠加迷雾，就会浪费掉宝贵的时间空间资源，让人物的背景、动机、内心，得不到详尽具体的陈述机会。
这个手法对第一阶段很有效，但到了第二阶段的表述下，就成了负面资产。作为在生活的不如意之下人心摇摆的结果，选择善者、堕落恶者，无疑都需要大量且细致的内心世界呈现。只有导演具体地给出了他们面对的境况，让观众感受到了他们在其中的纠结，他们的选择才有背后的支撑，才能言之有物。事实上，第二阶段的表达，是一个对于人心的挖掘剖析。然而，第一阶段的表达，则要求正相反，是对于人心的模糊化塑造。
对此，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在第一阶段中，利用闪回等形式，在实现模糊化基础的前提下，也循序渐进地让人物的大体背景、人生，慢慢明晰，围绕具体事件的模糊与针对人物周边，同步进行。然而，本片在第一阶段的剧情处理，除了对范伟“救儿子”的台词铺垫——且也非常单薄——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第二阶段中可以用到的正向信息。尤其是非常重要的，张颂文的真正“善”之动机：拯救拐卖儿童，几乎没有剧情层面的任何清晰线索，哪怕碎片。
导演在非剧情层面做的过渡、对应努力，恰恰应该是下在剧情层面上。这当然非常困难，但却是这种表达模式的必备条件。否则，结果就会是本片这样。第一阶段全员模糊，完全不明，因此只能在第二阶段里调用闪回，将张颂文的动机、背景，以一种整块的形式抛出来。而更笨重的，则是对另一关键人物窦骁的表现：由于此前段落里对相关交代的毫无提及，导演只能在他明确犯案后，让他口头自述，来回放他的心路历程。
这样的陈述方式，以两个人物、涉及事件的关键性而言，无疑是失败的。前半段碎片化闪回的拼接形式，在这个关键节点上，荡然无存。并且，这种欠缺节奏和前后文的真相揭露手法，也必然导致交代信息本身的不完全。同时，观众面对形象如此的两个人物，此前全无跟随过程，对其内心的把握、感受，必然毫无共情可言。
信息的不完全、情感传达的不共感，便会导致影片最后“向善，向恶“表达的力度全无，宛若强行说教、生硬扭转的空中楼阁。
反过来说，作为第二阶段的起手象征，导演安排的两个形象明确化的人物：张颂文与尤老板，显然也对第一阶段的表达产生了负作用。为了两阶段的衔接，导演安排了一个上述的过渡部分。然而，这就导致，电影还停留在第一阶段，全员的模糊化状态却已经提前打破了：在范伟、窦骁依然拥有一个“警察，黑庄”的形象变化发展时，张颂文的形象提前明确了，而场景里更是多出了尤老板这样一个彻头彻尾单一形象的功能化人物。由于对第二阶段的引导考虑，第一阶段的氛围语境，也被削弱了。
这部电影的导演，体现出了一定的创作潜力，无论是双层的递进主题，还是对两个阶段间的过渡引导、整体对接，导演都展现出了一些想法，以及非剧情层面的不错技巧。这也让本片在非剧情层面上，拥有了相对的结构之美。但是，在剧情层面上，导演的手法却失之于顾此失彼的缺陷，不仅没有兼顾两个阶段，反而在只埋头当前阶段的聚焦中，造成了两个阶段在表现力度上的互为排斥结果。
作者：segel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