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香刑孙丙的人物形象分析
1、身份占有：文化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冲突
传统上讲究“士农工商”四民，“戏子”作为三教九流的身份，实际上暗示着在中国封建历史结构中，其社会地位的卑微和文化地位的势单力薄。“戏子带有轻视、取笑之意，身份低微，多贬意” 。
而在莫言的《檀香刑》中，猫腔是高密东北乡里一个封闭的剧种，它有着独特而优美的剧唱形式，同时也是高密东北乡人的“精神写照”。乡民在猫腔文化的熏陶下，将对这门艺术的热爱衍变成对孙丙的尊重。因此，孙丙作为高密东北乡猫腔艺术的大成者，行业绩效让他在高密的群众中树立了一定的威望。但猫腔并不是高密东北乡生活的全部，跟普通百姓一样，高密县的生活也充满了油腔滑调的饭后余谈和浮世艳情的市井文化，同样架构了三六九等的社会结构。因此在《檀香刑》中，孙丙靠猫腔艺术赢来的社会尊重和认可，一旦远离戏台或者猫腔唱词，就会逐渐消弭甚至荡然无存。孙丙对这一点觉察得非常清楚，因此生活中的孙丙，总是会将猫腔唱词当作社会名片一样随处搬演。这就使唱戏和没有唱戏的孙丙在面对不同的人和事时，会展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比如孙丙第一次见到县官钱丁时，孙丙唱到“兄弟们相逢在公堂上，想起了当年事热泪汪汪……”。此刻的孙丙自信、豪情洋溢，他甚至觉得自己与钱丁如同失散多年的胞弟，同样有着县官钱丁般的意气风发。猫腔戏与胡须在孙丙心中拉近了他与钱丁的社会距离、消解了官民之间社会地位的代沟。而在孙丙第二次见到钱丁时，情况却完全相反。弃戏从商的孙丙代表乡民前往县衙敬献万民伞，此时他的“戏子”身份是隐性模糊的，因此进城期间孙丙的心理状态自卑而又畏首畏尾。“碰到熟人，未曾开眼他的脸就红了”，“他几乎从熟人们的每一句话里都听出了暗含着讥讽和嘲弄”。待见到钱丁时，想到自己唱戏用的得意美须变成瘌痢头下巴，本来想说一句“有骨有刺”的话最终却变成了恭顺的“小民受东北乡人民委托，前来给大老爷献伞……”。
叙事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决定了人物行动的社会尺度和文化范围。“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 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然而在《檀香刑》中，孙丙在猫腔领域构筑的文化地位始终无法帮助他逾越社会地位带来的禁锢，对胡须和猫腔戏盲目的自信和骄傲，最终导致他冲撞了社会结构中的权威——官僚阶级钱丁。而在他文化地位在与钱丁社会地位的博弈中，力量对比悬殊的差异，使得孙丙在这场异质话语权的碰撞下，遭遇人生中第一次完败。他的个人悲剧也因此开腔上幕。
身份有着自我辨别和他人辨识的二重功能性。“无论是文学叙事作品中的人物还是现实中的人物都具有复杂的复合身份, 多重身份与角色决定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及行为方式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一旦原有的根深蒂固的身份认同被剥离，人物就会陷入个人行为方式和个人价值自我怀疑的泥潭。
孙丙在经历斗须败北、长须被捋等生命污点后，出于性格上与生俱来的软弱，他借势远离剧台解散戏班转身经营起了茶馆。他一下子从一个三教九流的戏子一跃成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一。“他丢了胡须，就如同剪掉了鬃毛和尾巴的烈马，没了威风也减了脾气，横眉竖目的脸，渐渐变得平和圆润。如今的孙丙，过上了四平八稳的幸福生活。他满面红光，一团和气，俨然一个乡绅”。
孙丙解构钱丁话语地位的失败，实际上是孙丙传统的乡土方式面对现行社会体制反抗的失败，这一失败直接导致了孙丙由戏子身份向商人身份的转变。他再也不用粉墨登场在台上哼唱戏文，而是能够本真的扯着嗓子吆喝生意。但是戏子身份对孙丙来说既是精神导向也是精神枷锁，在孙丙的人生舞台上，他一直陷在猫腔带来的精神困境中难以自拔。猫腔与孙丙的生存信念是形影不离的，所以孙丙之前从未想过也从未敢想，脱离戏子身份后，他自己到底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因此，身份转变之后出现的幸福人生让他所料未及，也让他对之前猫腔表演那种嘈杂的、割舍不掉的生存方式产生了怀疑和否定。正如莫言这样描述孙丙的幸福感知“孩子们发出了咯咯的笑声，孙丙的心里彷佛融化了蜜糖，甜到了极点后，略微有点酸”。一个“酸”字，既表达了孙丙“苦尽甘来”的感动，也表达了他抛却戏子身份后的悔悟和心酸。
但是孙丙毕竟是个唱惯了帝王将相骨子里有着强烈英雄主义的戏子，因此反而正是安逸、殷实、天伦般的生活，使其产生了对戏子身份的怀疑，以及对目前商人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所以，此时孙丙对身份的自我认识，实际上处于一种半商不商、半戏不戏的尴尬境地。对安逸生活的渴望，对英雄形态的幻想使得此刻孙丙的精神追求剧烈的矛盾化，此刻他是一个商人，但是猫腔和戏剧的肢体表演又已经融入到他的日常行为中。“现在他把戏台上的功夫用在了做生意上，吆喝起来，有板有眼跑起堂来，如舞如蹈”。他意识到戏子身份的完结，但又无法抵抗现实生活中潜意识的戏剧表演，所以他不得不下意识的将戏台上的功夫用在了做生意上。
戏子与商人这两种身份在孙丙身上重叠，使其日渐老迈的双肩上承受着着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双重重压。无法分清自我也就为他后来无法分清戏与人生埋下了逻辑上的伏笔，这种无法清楚的进行自我身份识别的精神缺陷，让最后孙丙失去了抵抗突发性人生危机的能力，从而成了孙丙人生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3、身份复归：人生悲剧和历史悲剧
孙丙骨子里的英雄主义情节与岌岌可危的时代格局让孙丙固守安逸稳定的商人身份成了泡影，德国人对孙丙妻子小桃红的凌辱彻底激发了潜藏在孙丙精神深处的戏子身份。妻子受辱与戏子身份意识的苏醒让孙丙的精神境界濒临崩溃，尤其是对大祸临头的恐惧感“使他丧失了复杂的思维能力”。也正是这种精神危机和现实的压抑感让孙丙潜意识地呼唤戏台上的英雄形象来帮自己渡过难关，孙丙希望将戏台上的身份搬到现实中来武装自己。同时预感个人悲剧即将到来又让孙丙感到人生如戏。“他恍惚觉得，自己一家，彷佛置身在一个舞台的中央，许多人都在看他们演戏” 。
而孙丙戏子身份的彻底回归，则是在目见妻儿枉死的惨状之后。家破人亡的剧痛彻底释放了孙丙一直压抑着的戏子身份。在他感到极度痛苦的时候，“他的耳朵里，就响起了急急如烽火的锣鼓声，宛如一场即将开幕的猫腔大戏的前奏”，这种“猫腔的前奏”，正是孙丙对猫腔与戏子身份灵魂般的呼唤。此时他痛苦、彷徨、压抑，只有阔别已久的猫腔才能让他的灵魂找到归宿和依靠，才能麻醉、抚平他心中巨大的创痛。“这些伴随了他半生的声音，钝化了他心中的锐痛”，“使他的痛苦成了漫漫高原”。
精神上的创痛，与戏子身份的流失到复归，让孙丙从一个戏痴恶化为一个戏癫。孙丙已经无法简单的分清戏与人生的界限。他希望活在戏台上，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想逃避人生中真实可感的悲痛。由于本身力量的弱小和思想的狭隘性，复仇对他来说又难于登天。所以义和团的出现让他的灵魂和身份终于找到一个完美栖息地，在抗德的过程中，义和团那种戏文式的开场白，让孙丙在英雄与戏子、人生与戏台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契合点。他此后的人生就是一场表演，无论是面对钱丁、乡民还是德国人，他的人生对白只剩下戏文，他的身份只剩下英雄岳飞。甚至孙丙在行刑前夕直截了当的对小山子说“他们正在上演第二台猫腔大戏，这台戏的名字也许就叫《檀香刑》”。
孙丙认为他此刻的人生就是一场猫腔大戏，他将戏台上的大义搬到现实人生中来，所以他的从容受刑的举措变得顺理成章。也正是孙丙这种将人生唱成猫腔的态度唤醒了乡民，他们也涌上“戏台”，用猫腔替孙丙的人生大戏拉下帷幕。但是被孙丙唤醒的乡民，并不是对现实的醒悟，他们唱着猫腔，实际上他们也成了戏子。戏子要将道义搬上历史舞台，夺正统文人士子之功，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不允许的。身不正，则事不成。孙丙为戏而生，也为戏而死。他模糊的身份意识，在那个山河动荡的年代，注定是其个人的人身悲剧。以他为代表的义和团起事，他们扶清灭洋的理念，也是一种摇摆不定的身份意识，他们无法在历史的戏台上认清自己的身份和戏份，所以他们必然要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