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教育”这个话题，总是很容易引起中国父母的焦虑。70后的周轶君，她身上的标签很多，主持人、战地记者，同时她还是3岁娃和6岁娃的妈妈。已为人母的她，和中国的许多父母一样，提起孩子的教育问题，脑袋里也会悬起来很多问号，最明显的就是当孩子抛出一个问题，她不知如何回答。偶然间被人问起是否想拍纪录片时，周轶君在咖啡厅用笔在餐巾纸上写下了《他乡的童年》的标题和目的地，几乎只思考了十分钟，看起来酝酿了很久，实际上，只是多年职业留下的习惯，但凡有了疑问，就去大世界里解惑。
成长的烦恼
Growing Pains
九月，一部名为《他乡的童年》的纪录片火了。刚开播，豆瓣评分9.2。
网友们纷纷评论：
“看了节目，突然想要当一个母亲了。”
“教育，真不是随便说说那么简单，这个纪录片应该会让所有思考者父母会感同身受，受益匪浅。”
“ 暑假刷《小别离》《小欢喜》《少年派》，然后陷入了如何教育好孩子的死循环了，关于孩子教育，感觉是个严肃，深远，没有标准答案的大题，突然觉得孩子教育是个思考题。”
豆瓣电影截图
说起这部片子的导演周轶君，
大多数对她的印象可能停留在
《锵锵三人行》、《圆桌派》里，
她长得眉清目秀的，给人感觉特别知性，
说起这个70后上海姑娘，
履历可以说超酷，
她曾是新华社惟一常驻加沙、
亲历了加沙战争的战地记者，
还担任过凤凰卫视资深国际记者。
70后上海美女记者妈妈周轶君
因为职业原因，常年在世界各地东奔西跑，直到有了孩子，周轶君才会偶尔停下脚步，但她总会发现孩子随便抛出一个问题，她都无法给出一个完美的回答，比如：“妈妈工作是为了什么？”
类似于“不工作怎么有钱养你，给你买玩具呀”这种显然是一种不太对劲的答案，怎么摆脱这种一代代父母流传下来的“套路”和惯性教育？我们下一代真正需要的教育又是什么？
周轶君想解开心中的问号，或者这个题太大了，没有标准答案的话，至少能到哪里去找一找启示吧，她把目光瞄向了大世界，这是她多年国际记者生涯留下的“职业病”。
图片源自微博@周轶君
放眼周围，每个中国父母几乎都被圈在了应试教育的藩篱之中，前段时间大热的《小欢喜》可以说刺痛了无数中国父母，孩子教育这道题是道思考题，还是特难的那种。
为了给自己的困惑一个交代，周轶君走访了五个国家，芬兰，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国。
图片源自微博@周轶君
在出发之前，她脑海里同样悬着几个问号——
“芬兰学校不考试，孩子在国际测试中成绩怎么会那么好？一个小国家，全球知名创意设计师还那么多，对他们来讲，竞争意味着什么，成功又是如何定义的呢？”
“日本人做事完美到变态，小时候也这样吗？日本人的‘集体主义教育’，究竟和我们理解的是一个概念吗？”
“印度人口多，大环境里的公共教育也算不上好，为什么世界500强里印度籍的高管那么多？”
“以色列是个四面树敌的国家，怎么还成了‘创业治国’每年那么多中国企业去考察犹太神话，有没有看过那里的孩子是在怎么样的观念里长成的？”
“现在这么多中国家庭选择英国留学或游学，当我们谈论‘英式贵族教育’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摘自《一部“致童年”的纪录片：周轶君跨六国的解惑之旅》自述
正如这位行走中的母亲自己所讲的，她追求的并不是育儿经，而是从“社会”这个更大的层面，寻找到一点启迪。
让跟她一样身处高墙之内的父母，看看教育还可能有哪些形式。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国家，有各种美丽的地方，但是相对来说，日本通常会被称赞为做事严谨且漂亮的国家。”
《他乡的童年》第一集镜头对准了日本。
集体主义盛行的日本，国家不算大，但凝聚力超强，做事严谨，讲究秩序和纪律，追求完美，这些让整个日本社会能以一种有序的状态运转下去，而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对小孩的教育上。
图片源自周轶君纪录片《他乡的童年》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日本的小孩大多很乖巧，
就像清晨被妈妈叫醒的小花，
她揉了揉眼睛，
自己踩着小板凳洗漱，穿衣服，叠衣服，
跟家人说早上好，吃饭礼仪也很到位。
图片源自周轶君纪录片《他乡的童年》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这都跟家庭的“训练”有关，
小花妈妈说，
“她不高兴的时候就不会太听话，
也不乐意做这些事，她拒绝时不逼迫她，
陪她一起做或跟她比赛，
这样一天下来她也会努力争取做到最好。”
图片源自周轶君纪录片《他乡的童年》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不过，18年拿18个诺贝尔奖，日本的教育体系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关键还是得去学校看一看。
在日本有很多网红幼儿园，东京的藤幼儿园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间幼儿园里，设计和教育的考虑是合二为一的。
小孩到了幼儿园，第一件事就是玩。
不用在教室晨读，不用早自习，动起来就对了，“发散燃烧自己的能量，感受身体中生命的苏醒。”
学校是圆形的，透着禅意，这样的设计可以让孩子们放开手脚玩耍，除此之外，“孩子们可以自主选择与他人的距离，而不是被安排。”
在藤幼儿园，信奉自然是孩子的老师。
这里的大蒜是那种从土里拔出来的，上面还有泥土，还可以看到小虫子在爬；
这里除了有菜园可以种菜吃，
还养着小马驹，
如果孩子生日，
可以坐在马驹的身上绕着操场跑一圈。
因为，
“让他们看到真实的东西，他们会学到更多。”
如果你有留心会发现草坪不平整，
里面还会冒出小花，
故意造不平整的草坪，
是因为设置“不方便”能促使孩子思考。
日本幼儿园的集体主义体现在这些“设置小障碍”细节里——
在进教室的门口，会有拖鞋的地面标志，提示孩子们把鞋放好。
教室的门故意设计成坏的，
是为了提醒后进来的孩子，
随手把门关紧，以免风吹进来冷，
让他们学会多考虑
坐在门旁边的同学的感受。
户外的水龙头特意拿掉了水槽，
这样水很容易溅到身上，
孩子们就会关紧水龙头，
从而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
吃饭的时候，除了感恩食物之外，自带便当和吃学校配餐的孩子，可以共享一桌子所有的饭菜。
但是校长会时不时来桌子这里“捣乱”：“今天有鱼啊，我能不能稍微尝一尝味道？”
每一回都会被小朋友拒绝、阻止，
每天安排这样的训练，
是为了让孩子们明白：
“懂得与其他人分享的同时，
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食物（和东西）。”
除了孩子被“折腾”，
老师也是被“折腾”的对象，
教室与教室只用木板和书柜相隔，
这样一来，老师得使出浑身解数，
设计课程来吸引孩子，
不然孩子们的注意力就全被隔壁吸引过去了。
如果说日本是个讲究秩序感、规矩，
用一遍遍不留痕迹的训练
和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设计细节，
来培养孩子们的坚强、严谨的品质
和为他人着想的品格的话，
芬兰就是个放养型的教育。
芬兰是一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小国家，却有着全球最顶尖的人才储备，在国际学生评量计划对于15岁学生能力的评估测验中，芬兰一直名列靠前，也多次被联合国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
家庭教育这块，在芬兰非常看重孩子的人权，家长打骂小孩被严厉禁止，一旦发现，儿童保护部门走一遭吧。
芬兰的学校里，则是避免一切形式的竞争，
从小学到初中都没有考试不说；
他们还没有规定的校服，
上课你想怎么穿都行，
人手一个IPAD当课堂工具，
课上肚子饿了还可以随时吃零食，
简直是小孩的梦想课堂了。
课间休息的时候
你可以用自己最舒服的姿势躺着，
没人会呵斥你“没家教”。
这里的课程形式也是打破了我们的认知。
芬兰现在教育体系里主要是“现象学”的课程，外加保留了几种常规的课程，在现象学这门课里，会出现老师结合数学、艺术、生物、芬兰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科，对同一个主题进行讲解，也就是说，一个课程里，学生会同时学到几种学科的知识。
除了在校内上课外，
学生还会到户外上课，
比如去森林里上课，
去闻一闻苔藓和泥土的味道，
观察一下森林里的树，
作业嘛，为你见到的植物想一个名字吧，
随便什么都可以。
不用背书，做题目，交作业，
“我们教的东西是三年级学会了，
五年级还让孩子们记在脑海里。”
但是如果学生在一方面就是比较弱呢？“那我们会反思自己的教学方式，不会觉得是孩子的问题，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本来就很擅长。”
比方一个孩子数学不好，他如果喜欢乐高就用乐高积木去教......能做到针对每个学生的特性去教学不容易，正因如此，芬兰对教师的要求是很高的。
在芬兰，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教师都必须硕士以上学位，师范学院入学比例控制在1:10，专业知识过硬还不够，还会有心理专家评估你是否有爱心。
一旦走上教师岗位之后，学校内部老师间却完全不存在竞争，5年涨一次工资，不用写报告之类的，也没有考核压力，这样，老师把所有精力放在了学习如何更好地教孩子上。
提倡的“不竞争”的教育，是跟芬兰的福利体系配套的。
比如，政府会给每个新生儿家庭提供一个免费育儿箱，里面装着宝宝衣服、婴儿用品，可以说实很贴心了。
学校的午餐是免费的，
学生和老师都不用付饭钱。
这里的孩子即便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
还有其他出路，
从小受教育的氛围，
让这样的观念植入了他们脑海里，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任何工作都是好工作。”
《他乡的童年》最近一期片子镜头对准了印度。
印度和中国一样，
在过去20年经济增长特别快，
许多人的命运和阶层也发生改变，
有个有趣的事实是，在世界500强跨国公司里，
印度高管的人数多、比例高。
他们有个很有趣的思维Jugaa，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凡事都有替代方案，
比如家里没有花洒，用铁桶戳一些洞，
挂在水管上，就变成了花洒。
因为印度资源有限，有贫困匮乏的一面，这个思想就显得特别必要，当标准答案不可行时，Jugaad就出现了，尽管在解决老问题时，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
在教育上，这种思想的影响就是：印度学生不接受正确答案或标准答案，他们一旦发现了不认同的东西，会在课堂上当面和老师辩论，挑战老师。
而在印度老师的眼里：“课堂上挑战老师很常见，当一个老师的观点被挑战时，这堂课的目的就达到了，教育的目的是把马带到水边，并让他觉得口渴。”
简单点说，就是让学生获得自主学习的能力。
从1990年起，一位名叫苏卡塔的教授在贫困地区安装电脑，让孩子接触互联网，“云中学校”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诞生的。
这地方有点像网吧，但是孩子们不是在这里打游戏的，每天下午，学校会接通世界某个角落的志愿者，让孩子和世界通话，这里很穷，孩子们连衣服和鞋袜都穿不起，却用上了电脑。
“偏远地区的孩子没有机会接触互联网，会严重落后的。”这就是云中学校的创立初衷。
最开始，来这里的孩子用电脑看动画片，学电脑怎么用，把它当玩具，一年以后，他们已经会搜索网络了。
因为看不懂英文，他们又开始自学英文，
只消给孩子留个问题，
他们就会用视频网站找到相关的问题，
听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谈论它。
而这些穷到没钱穿鞋子的孩子
拥有了与世界联结的机会，
这种积极影响是长久性的。
除了让学生自主学习外，印度对孩子有最大限度的宽容。
陈子齐，一个台湾小孩，患有轻微的多动症，在台湾她曾经是老师眼里的“熊孩子”，甚至一度被老师打击到怀疑自己不配留在这个世上。
跟着妈妈到了印度，孩子还是好动，但无论出门还是在学校，当他玩闹时，妈妈担心他打搅到别人，上前制止，立马会有人说：孩子就是这样的，玩是他们的天性。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陈子齐变得开朗乐观，玩乐高的天赋也被激发出来了，现在他会说英语，会唱歌，最主要是自己觉得“我还挺不错的。”
印度社会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有人用奇怪的思维去改善掉那个问题，脑洞还很大，这些改善虽小，但为孩子们带来的积极影响却是巨大的。
就拿阿尔德库布塔来说吧，他是“废物变玩具”的倡导者，1970年代，工程师的他发现许多穷孩子没玩具，花钱给这些孩子买玩具太不切实际了，他就从废品和垃圾中找材料亲手造玩具。
他写教程，免费发布到网上，
做小视频发布到网上，
这样一来，
即便是最穷的人也可以玩得起玩具了。
再比如，在印度有工厂会回收废弃电子元件，
把需要的物质通过化学提取的方式
提取出来再拿去卖，
这个产业链会雇佣童工，很多小孩因此患癌，
有学校就想到把电子元件回收，
用到了手工课上，
废弃的点子元件变成了漂亮的耳环、
冰箱贴、小人偶......
孩子们多了手工工具，
电子垃圾对社会的危害也减少了。
在印度，很多青春期女孩因为“月经”辍学，
还因为相关知识匮乏，
月经一来她们以为自己得了癌症，
一对设计师专门为女孩设计了
“月经”相关的绘本，
又去相关部门呼吁，
给女孩们免费发放护垫和护垫焚烧炉等配套工具，
这样，因为月经羞耻而辍学的女孩也能减少了。
正是因为看似微不足道的改变，印度才在历史洪流中缓慢却超前行进着。
印象深刻的是，片中提到，“中国人很擅长‘完成’事情，不像印度人，能言善辩，不羞于表达意见，即使这些意见只考虑了一半，印度人不会等待自己有了完美的想法，才会去做，而是在做的过程中完善它。”
就像导演周轶君说的，这部纪录片注定无法解开中国父母的补课焦虑，升学压力，但她“很愿意跟所有人分享这一路上遇到的惊喜、感动，与观念刷新”。
回忆起在芬兰的户外课堂，周轶君跟学生们一期去拜访当地康复中心的老人时，有个画画环节她很不安，“我不会画画，被人笑话怎么办？”尽管已经成了老母亲，这个念头还是立马闪现出来，老师的一句“画画的目的不是比赛看谁有天赋、看谁画得好，而是让每个人用画笔表达自我”戳中了她，瞬间泪崩了。
因为她想起儿时喜欢唱歌的自己经常被人说“你唱歌像念经，别唱了”，比起习惯性被否定，芬兰课堂的这种“去竞争化”，让她感觉很不一样。
而在印度和老师们聊天时，
当她提出上网可能会让学生减少阅读的时间，
有老师直接说了个观点颠覆了她的认知：
“我自己就从小不爱看书，
有些孩子生来就是视觉型的！”
而在我们的认知里，
爱读书的孩子才是值得鼓励的，
其他的，看小说，画漫画都是不务正业。
13岁的以色列孩子，
他们小小年纪就可能是CEO、Founder，
这里的教育告诉孩子：
失败并非终点，
不停尝试就是英雄。
在英国私立学校，
这里的老师会花更多精力
在教那些我们通常说的“没有用的东西”上，
比如戏剧表演，修汽车……
要说最让周轶君动容的，
是日本校长的手写的那句：
孩子是大人的父母。
为人父母不需要考试，这漫漫路途，就像是无证驾驶在路上，错一步，就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在教育孩子的旅途中，常常让中国父母感到崩溃焦虑，有位网友的留言让人印象深刻：
“我常常问自己，我能否做好母亲，似乎没有做好准备就已经开始了这趟旅程，有时甚至觉得孩子似乎比自己更像一个大人”。
成长永远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不断地拓宽认知的疆界。好的教育，在于大人也变成学习者，不停成长：“当你眼界宽阔，看待问题时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
纪录片花絮《他乡的童年》
本文图片主要源自微博@周轶君
微信公号@所以然工作室
周轶君导演纪录片《他乡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