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余年》一经播出，便备受好评，原著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党同伐异的皇位之争，而剧中却偏带喜剧效果地为我们展示了小范大人的成长历程。刚开始时，小范大人只是户部侍郎范建养在儋州的私生子，可自红甲骑士将他接入京后，他便一遇风云化为龙般地成为了党权之争的关键人物。
剧中的红甲骑士，他们身披红甲，脚踏骏马，俨然是一支训练有素，战力惊人的军队。红甲骑士虽出场不多，但每一次都令人震撼，就连鉴查院（监察院）一处的朱格，也不得不避其锋芒。
红甲骑士归庆帝所有，负责保护皇帝安全，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在物阜民丰的唐朝，是否也有这样一支所向披靡，仅供皇帝所有的军队呢？
唐朝北衙禁军的创建
古代封建社会，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小到百姓生计，大到邻国外交，都与皇帝息息相关。皇帝的生活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危机四伏。他的危机来自多个方面，首先为奸作恶者，若想让国家混乱趁机捞取利益，最直接的方法便是解决最高决策者；其次邻国若想扩大版图侵占别国，最直接的手段便是刺杀皇帝引起国家内乱；新政实施违背多数人利益，被逼到绝境的人，最容易想到的方法便是刺杀皇帝，将新政从源头上解决。因此，皇帝的安危，也成为了古代封建王朝的头等大事。
为保证自己的安全，皇帝大多会训练自己私有化的军队――禁军。唐朝初年，百废俱兴，隋朝留下的弊端尚未解决，地方的起义尚未安抚，朝廷内外鱼龙混杂。
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皇帝为保证自己的安全，建立了北衙禁军。北衙禁军指的是屯驻于宫城以北，以保卫皇帝和皇家为主要职责的皇帝私兵。分别由左羽林卫、右羽林卫、左龙虎军、右龙虎军组成。所以，这四者又被称为“北门四军”。
唐朝北衙禁军的发展
唐朝初年，唐高祖于玄武门北门屯兵，行父子军制度，这便是北衙禁军的前身――北门屯兵。
《新唐书》记载：“初， 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民弃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后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号父子军”。
唐太宗时期，皇帝从府兵中挑选佼佼者，担任皇帝随身侍卫，于玄武门置“左右屯营”，又被称为“百骑”，以招募制和私属化为基本特色。
唐高宗时期，又将左、右屯营改为左、右羽林军。自此，北衙禁军有了自己的官职和内部制度。高宗执政中晚期，朝局不稳，极需培养自己的力量，羽林军的待遇也在此时达到顶峰。
天授二年，左、右羽林军又更名为左、右羽林卫，其中有两名官为正三品的大将军，有四名官为从三品的将军，两名将军各二员，两名正四品翊府中郎将，两名从四品的郎将。
羽林卫建立后，百骑并未废止，而是随着北衙禁军的发展逐渐强大，直至唐中宗时期发展为“万骑”，并协助唐玄宗推翻韦后政权，得到“龙虎军”的称号。
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与朝廷大臣、皇室宗亲关系紧张，为巩固自己的权力，武则天推崇武举，以此来选拔人才纳入羽林卫，为自己所用。
武周末年，武则天信任宦官，与羽林卫将领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武则天饕食李唐天下，本就被皇室宗亲不容，众人不反抗她，只是因为畏她怕她，如今武则天与羽林卫离心，朝廷上下群起而攻之。
除武则天外，唐朝还有一“指点江山”的女子――韦后。她吸取武则天失败的教训，致力于在羽林卫中培养自己的亲信。唐中宗死后，韦后变本加厉，打开了禁军的大门，让禁军成了韦氏一族的“后花园”。其直系亲属如韦播、韦睿之流，包括她女婿，都被安排进羽林卫担任重要职位。
以安史之乱为时间分界线，安史之乱前，北衙禁军虽有弊病，可却在不断壮大。安史之乱后，羽林卫龙虎新军几近覆没，北衙禁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神策军的建立
唐肃宗即位后，在这内忧外患之际，再次建立北军，神策军应运而生。神策军一经成立，便四处招募新军，逐渐有一家独大的气势。北衙禁军也逐渐从原来的“北门四军”发展成“北衙十军”――左羽林卫、右羽林卫、左龙虎军、右龙虎军、左神武军、右神武军、左神威军、右神威军、左神策军、右神策军。
神策军于唐肃宗时期便开始统筹建立，直到唐德宗时期才逐渐完善。神策军的发展，历经三任皇帝，终于成为北衙禁军的顶尖者。
北衙禁军规模越来越宏大，可其发展却不是统治者主动进行的，而是在一步步试探中发现问题被迫改进的。禁军的发展往往在宫变前后，李世民在唐高祖眼下轻而易举地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得皇位后，发现宫中军队制度漏洞颇多，这才开始整顿“百骑”，训练禁军。
而羽林军的建立则是，武则天为与皇室宗亲博弈，扩大自己势力的成果。唐中宗与韦后夺权时，龙武新军又应运而生。然而在和平盛世，北衙禁军却没有什么发展。随着几次宫廷政变的爆发，北衙禁军越来越规范化，可北衙禁军也因发展过快，留下了很多弊端。
神策军的弊端
以北衙禁军中的顶尖者神策军为例，它的创建，给唐王朝带来了新的军事活力，让安史之乱后衰败的王朝起死回生。可从长远来看，神策军内部逐渐腐朽，它的落幕，给唐王朝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灾难。
首先，神策军的核心指挥权在宦官手中，皇帝的本意是神策军的权力太大，很容易让人诱生谋反之心。而宦官没有子嗣，杜绝了他谋反的可能，且宦官与皇帝接触最多，能让皇帝更了解神策军的情况。
可宦官终究是凡人，在七情六欲的驱使下，宦官也妄图将这种权力永存，于是宦官开始行无血缘关系的父子制，用养子来满足自己终身有权的欲望。
《新唐书》记载：“世籍神策军，家胜业里，为天下高赀。父宗，巧射利， 侈靡自奉，僮千人，以此奋，累除检校司空、金吾大将军，遥领兴元节度使。”
由此，宦官父子相传，俨然成了一个军事世家。这样的世家祸福相依，在朝廷上占据有一定的地位，给皇权带来了一定的威胁。且宦官干政，皇帝易受近臣蒙骗，逐渐与朝局脱轨，继续让宦官恣意妄为下去，终将会君不君，国不国。
其次，宦官不仅干涉朝政，还插手地方节度使的相关事宜。
据《旧唐书》记载：“自大历以来，节制之除拜，多出禁军中尉。凡命一帅，必广行赇赂。禁军将校当为帅者，虽无家财，必取资于人，得镇之后，则膏血疲民以偿之，及高瑀之拜以内外公义，缙绅相庆，韦公作相，债帅鲜矣。”
中央节度使本就有掌管军事之权，可在宦官于神策军中当道的年代，他们只能处处受制于人，为获得应有的权力，他们不得不行贿。而这些本该清廉的官员，为了做出让宦官满意的“成绩”，只能向百姓大肆索取。这不仅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还恶化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苛刻的剥削，加剧了百姓与朝廷的矛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使得大唐王朝逐渐日落西山。
北衙禁军成立之初，为保护皇帝安危，巩固皇权做出巨大贡献。可随着发展，逐渐地成为了发动政变，篡夺权力的工具。直至后来，北衙禁军彻底违背本心，成了宦官的囊中之物。
尤其是唐朝后期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让皇帝的私家兵，变成了宦官的私家兵，也使得宦官逐渐掌权，最后难以制衡。北衙禁军被宦官掌管后，就相当于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权，皇帝的废立，国家大事的决策，基本都已掌握在宦官的手里，这也导致了唐朝后期的大多皇帝，虽坐在龙椅之上，却毫无实权，成为了有名无实的傀儡。
随着后来的朱温篡唐，北衙禁军也随着唐王朝的灭亡，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因此，北衙禁军是唐朝皇帝私人需求凸显的产物，既生于唐朝，又止于唐朝。北衙禁军的创建，原本是为了让唐朝皇帝不受制于权臣，却没想到最终却受制于宦官，这也真是一个历史的悖论。
而《庆余年》中的红甲骑士，实则太过理想化，它无论处在何种环境下，其实都是皇帝的私有物，真正的历史远比现实更残酷，而对于唐朝的北衙禁军来说，也实在是命运多舛。
参考资料：《新唐书》《旧唐书》《唐朝禁军制度》《北衙禁军发展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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