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人们碰到“教育”、“未来”这样的词汇，有的人对此不屑，有的人为之憧憬并努力奋斗，有的人刚刚长出希望的苗头就被现实击溃。
曾经，湖北一家自考学院的招生老师王振祥在一次招生会讲座上情绪激昂的说，“读书，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最好出路。至少在中国，这肯定是的。”
话虽这么说，但他心里清楚，这套说辞只能哄哄望子成龙的家长们。
教育越来越不能改变人的命运了，因为现在竞争太大，越来越多的人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纪录片《出·路》用了7年时间追踪记录3个不同阶层的孩子的不同人生，引起大家对“教育能否改变命运”的反思。
目标和起点
纪录片中，来自山村的马百娟将揣在裤兜里的纸币掏出来，小心翼翼用手指撵着将钱一张张放在小卖店的柜台上，柜台里的小卖部老板收了钱，确认钱数对了，才允许马百娟将柜台上的两个本子和一个自动铅笔芯装在书包里带走。
那是2009年，12岁的马百娟刚刚上小学二年级，当时她的梦想是将来能够去北京上大学。
和马百娟的愿望相同，湖北的小镇青年徐佳也有一个大学梦。
其实在徐佳老家村子，最常见的人生选择有两种：务农或打工。在村里人看来，出一个大学生，那是相当了不起的事。
徐佳的父母对他的教育只有一个态度，就是考大学。徐佳妈妈的想法很简单，“即使是打工，也肯定是要文凭高的，不要低的。”徐佳爸爸则一直希望自己儿子能念大学，这也成了徐爸爸最后对儿子的遗愿。
徐佳希望能把大学通知书拿到父亲坟前，因此面对前两次的高考失利，他继续选择了参加第三次高考。2009年6月7日，徐佳第三次走进了高考考场，很幸运，这次他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他的第一个愿望实现了。
“农村的孩子都有这样的憧憬，读书是改变他们的命运，或者让他们获得更好一点生活的一个比较好的途径。”《出·路》导演郑琼在谈到自己拍摄的感想时说。
然而“考上大学”这样一个让马百娟和徐佳梦寐以求的梦想，在北京姑娘袁晗寒手里却轻易放弃了。
2009年，袁晗寒妈妈帮她办理了央美附中的休学手续。要知道，央美附中，是全国学艺术的小孩，家中几代人努力挤破头也想进的。而此前，袁晗寒已经留级一年，并且有好几门课程不合格。
休学之后，袁晗寒在17岁那年辍学，紧接着，她花两万元租金，租下南锣鼓巷的一间铺子。
当问她妈妈为什么要给2万，让她去做一件打水漂的事，她妈妈的回答是“就当交学费了。”
当有的孩子小心翼翼数着自己手里三块五毛钱，只为买笔芯和本子时；当有的孩子连续三年走进高考考场，只为考上大学时；有的孩子可能早已厌倦学校，在家庭的庇佑下去追求自己的生活。
看吧，人生来不平等，你以为的目标，可能对别人来说可能才只是一个起点。
差异
其实《出·路》里的三个主人公分别是三种不同阶级人群的不同缩影，而这种阶级差异是与生俱来的。
高晓松曾经在《奇葩说》里提到他当年高考。
当年高晓松本来是被保送到浙江大学，但是不巧被家里人发现，于是家里人给他两个选择，大致意思说“要么按东方的教育制度，参加应试考试；要么按西方的，你以后都自己选择。”
尽管最后他还是选择参加高考做清华学子，但至少他是可以选择的。他既可以选择去山清水秀的浙江大学，又可以选择和家人成为清华校友，反正无论怎么选对他都无害。
而我们普通人呢？我们整日埋头在各种教材辅导和练习册中，整天被家长催促着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我们的目标从小就被既定了，那就是——考大学。而且没有选择。
这就跟当你还走在上学的路上，你的同学已经开着凯迪拉克进校门了一个道理。
有些差异还来自上一代人的努力。
我认识一些很多不同年代的“一代北漂”，有几十年前就来北京的，有来北京十几年的，还有刚来北京的，如果把他们放在同一个时空里，他们的起点都是一样的，都是一穷二白的人。
曹叔是我同事的父亲，也是我认识最年长的一代北漂。他在北京打拼三十多年，卖过摄影器材，开过超市，也是过着汗流浃背的生活，后来在2008年房价大涨前投资了房子，如今在北京有三四套房。
而曹叔的子女，也就是二代北漂，比他轻松得多，他会无条件支持孩子出国留学，孩子一结婚就有100多平的房子住，想创业就给投创业基金，不想工作就待在家里。
和那些同龄的二代北漂相比，我们这些新一代的一代北漂和他们父辈一样，需要拼尽全力去生活，去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环境和基础。
二代北漂的起点就是追寻梦想，同辈的一代北漂却还在努力工作，为自己的孩子创造追寻梦想的基础。
这些差异，我们不得不承认。
很喜欢高晓松写的一句歌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然而所谓的“诗和远方”并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更多时候只能想想，我们要按照既定目标考大学，然后找个稳定的工作，再然后挣钱、养家、养孩子......
我们还有那么多温饱要解决，什么时候才能走向诗和远方？恐怕还得用几倍的努力吧，这就是现实啊。
为什么努力
《寒门再难出贵子》一文中有个调查，调查显示不仅各阶层之间有差异，不同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在实习单位也存在差异：
1、农村家庭的孩子普通不会交流。当处于一个部门的新人的时候，不会去交流，不会去拉近，更谈不上和什么拉近关系。虽然不是绝对，但是这个比例超过农村家庭的90%，这些孩子有个很大的优点，都很勤快，很少找借口，大体属于那种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2、经商家庭的孩子是受到夸奖最多的。比较活，在实习的时候，和老员工的互动能力比较强，有的家庭个别吐出不差钱的，甚至可以请老员工吃饭，有的还能在解决问题弄出个新点子。属于那种不会让人讨厌的类型，和收到赞誉最多的一个群体。
3、家里在党政机关做干部的孩子，最大的优点是有礼貌，会说话。不太会唐突，比较有眼力见儿，个人气质比较好，但是有时候会耍小聪明。
4、家庭知识分子的孩子，这几个孩子无一例外的在工作一段时间后，都不太受实习部门的待见。原因有那么几个：一是没有眼力见儿，二是相对自我感觉比较好，但是有时候会因为言语不懂得分清场合，和年龄差别，说出一些比较固执，和一些让实习部门尴尬的事情。
上面提到的差异，其实所有人心里都清楚，只是不敢面对。
《出·路》则为我们揭开了残酷的现实，把我们的梦幻泡影一个个戳破。
这部纪录片的最后，每个人的结局都不同。
当初心心念念到北京上大学的马百娟在2014年嫁给了表哥，她像个大婶一样，挺着肚子和别家的女人谈论孩子、尿布和丈夫，讨论谁的肚子大。那时她才16岁。
袁晗寒南锣鼓巷的小酒吧开了没多久就倒闭了，2012年，她去德国杜塞尔多夫就读艺术方向的硕士。2015年，她回国，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对她家人来说，她开心就好。对她来说，这个目标不行，随时可以换下一个目标。
徐佳算是三个人里最稳定的那个了。他念了大学，过着和多数学生一样的大学生活，实习时在一家保险公司做接线员，后来勉强在一家电力公司找到工作养活自己，再后来他在武汉结了婚、买了车、有了房，挤进了城市中产队伍。徐佳说“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我会努力去改变。”
尽管他达到的这些，还远不如袁晗寒的起点，不过比起马百娟家庭的封闭和她最后的认命，徐佳已经成功许多了。
我们没有办法不承认，我们的阶级已经被固话很深了。
当普通人家的孩子开始上英语班，有钱人家的孩子已经可以和外国人流利对话；
当普通人家的孩子计划好暑假去当地哪个地方玩的时候，有钱人家的孩子说不定已经在参加好几个国际夏令营了；
当普通人家在考虑是否为孩子买一张游乐场的门票时，有钱人家已经为孩子修建一座游乐场......
出身普通人家的我们拿什么跟人家比呢？
教育不能改变个人的命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尽我们所能去培养我们的孩子，孩子再努力培养孩子的孩子。教育是可以改变一个家族命运的，前提是必须一代一代的努力。
也许你的奔跑不能改变个人的命运，但是你也要一直努力奔跑，放弃就一定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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