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老师，非常感谢您能花那么长的时间来倾听并记录我流水账一般的往事，并给我那么多的鼓励。多少年来，我是第一次向人道出不堪回首的过去，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悔悟。我希望把我的故事公之于众，能警示我的同龄人，也是对自己过去的一个交代。——摘自小元发给曾琦琦的短信
口述 元荣 整理 曾琦琦
父母天天吵。最狼狈的一天，米桶见底了，我翻箱倒柜找到一包番薯丝。一半煮煮当饭，一半炒炒当菜。吃了后，三兄妹都肚子痛
2001年的冬天，我在美美发廊当徒工。
下班后，我去迪巴跳舞。我踩着奔放的节奏跳着，跳着。前面的女孩蹦跳着转过身，正好与我面对面。我对着她扭动，恰巧被师兄看到了，问我，是你女朋友吗?我摇摇头。师兄这一问却为我壮了胆，我鼓起勇气问她，你是一个人吗?她点点头。
女孩大概十六七岁，相貌、身材都不错，看不出她是学生还是打工的。音乐一停，我对她说，等会我请你跳“慢四”好吗?她笑笑，挺清纯的样子。
“慢四”的旋律响了。我请她跳。结束的时候，我问她要电话号码。她说没有。我正要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她，一个姑娘过来把她拉走了。
过了几天。刚下班，师兄打来电话。他说他看见那天同我跳舞的女孩又在迪吧了。
我急忙赶到迪吧，直奔那女孩子。我主动约她一起跳舞，和她交谈。原来她叫小莲，比我小3岁，在宾馆当服务员。分手时，我把手机号码告诉小莲。这天晚上我觉得特别开心。
第二天，快到下班时间，小莲电话打过来了，这天晚上我们又去了迪吧。就这样每天快下班时她都会打电话给我，我们便一同出去玩。十几天时间一晃而过。
可能太累了吧，我患了感冒。咳嗽越来越厉害。由于我从小没得过什么病，根本没有在意。发廊的洗、吹、剪都得站着，我一直到站不住了，才去看病，原来是肺炎。我每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挂吊瓶，挂了一个星期还是头重脚轻，只好一个人窝在出租房里休息。
我父亲开的买卖杂货兼修理家电的店铺就在附近，而我却独自花钱住出租房。这是为什么呢?
我生于1981年。老家在江西省的大山里。改革开放后，父亲不种地了，出去修理钟表。父亲聪明能干，生意很好。他赚了钱便在镇上买地盖房子。我上小学之前，家搬到了镇上。我们家有三间店面。那时，父亲的偏分头梳得油光光的，穿着时新的衣裳。他带着我和弟弟妹妹走在街上，到处都是羡慕的眼光。
有了钱，父亲到湖北做木材生意。开始还赚了点钱，后来把赚来的钱全赔了，还欠了
一屁股债。听他讲，最困难的时候，他在广州睡在人家的房檐下，捡人家扔掉的破皮鞋穿，赊了一包方便面熬过七天。
从这时开始，父母天天吵，互相指责，闹离婚。为了还债，母亲到外地打工，父亲关了铺子，借钱买了辆货车跑运输。
开始跑运输的时候，父亲是天天回家的。他给我们三兄妹带回来蔬菜，关照他的徒工小关给我们烧饭。
后来渐渐地，我们放学回家经常不见关哥，只好自己动手。最狼狈的一天，米桶见底了，关哥又不见踪影。我翻箱倒柜找到一包番薯丝。一半煮煮当饭，一半炒炒当菜。吃了后，三兄妹都肚子痛。父亲晚上回来流了泪。他同隔壁小饭店老板商量，饭搭在店里，菜我们自备。这期间我收到过母亲的信，说非常想念我们，她在建筑工地烧饭，一边往灶里塞柴火一边流着眼泪给我们写信。
虽然没人管，但我们读书还是用功的。初中毕业后，我考进了县城的普通高中。第一学期学费是父亲交的，第二学期他这个人就找不到了。我只好给母亲写信求助。母亲把她的工资寄过来给我交学费，又托人到处找我父亲。这时，父亲与一个开发廊的女老乡住在一起。母亲恳求父亲回家，希望他回心转意。得到的却是一张决意离婚的纸条。
高中毕业我考上了江西一所专科学院。一年学费一万三。我的弟弟妹妹还在上学。尽管母亲说如果我考上了大学就算卖了房子也要供我，但是我却不想读了。记得老师讲过，不一定上大学才能成才。我决定不去上大学，社会就是我的大学。
我想学企业管理，学广告设计……这些都需要很多钱，只好进发廊当徒工。美美发廊的老板待徒工和气，所以我有心思出来跳舞了
我很想挣钱养活自己。可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待在家里很无聊，我想搓麻将解解闷，身上没有一分钱，小搞搞都不行。
这时，高中同学从广东清远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在那边学电脑，学好后就能分配工作。有这么好的事情!我迫不及待地去了广东。原来是搞传销。
我初出茅庐，不懂什么是传销。被他们洗脑后，确信会发大财，别墅、轿车在向我招手。我打电话给妈妈，告诉她我在学电脑，学成后有工作，要她马上寄学费给我。妈妈凑了6000元寄来。我交出了3800元。这时，工商来查了，我才知道他们是非法的。我吓了一跳。可是，钱是妈妈借来的，我得把交出去的钱赚回来呀，我拼命给同学、朋友打电话，可是，三个月下来，一个下线都没有发展成功。钱花光了，我只好离开。
我灰溜溜地回到江西，心情很是恶劣。
关哥来了。他告诉我，父亲在浙江，修理家电，他说我爸爸让他把我带出去。
但妈妈不同意。她叫我不要认这个没良心的爸爸，她恨死了那个女人。我不顾妈妈的竭力反对，决定去看一看。一是我在家待腻了，二是我内心深处也不怎么恨爸爸。我始终记得家在大山里的时候，过个十天半月，爸爸就会翻山越岭回来看我们。他手里提着人造革的黑包，里面装着很多糖果。我小时候隔几天就会站在村路口盼爸爸。那是很温暖的回忆，而现在我的生活中是多么缺少温暖啊。
而且，我已经三年多没见到爸爸了，我也想他。
我跟着关哥到了浙江。路上关哥对我说，爸爸开店的本钱是那个女人出的。爸爸在广州最困难的时候，是那个女人出钱“救”了他。
见到了爸爸后，我没有叫那个女人。实在叫不出来。这时是六月中旬，爸爸身上穿着几年前在家里时买的旧衣裳，脚上套着脏兮兮的拖鞋，看上去很落魄。
爸爸叫我先玩上个把月再找工作，我说我闲不住的，他说要不学点手艺什么吧，你想学什么呢?
我想学企业管理，学广告设计……这些都需要很多钱，不现实。爸爸建议我学美发。他说有个老乡在上海搞美发，一年赚十几万呢。看来我也只能学学美发。因为学美发只要交几百元钱金，条件好一点的发廊包吃包住，技术学出来以后老板会给工资，还可以自己开店。
我进了一家发廊当徒工。洗了两个月头，老板不肯教技术。我换了一家，学到了最基本的吹剪。后来又跳槽了。美美发廊的老板待徒工和气，师兄对我也很客气，我干得比较愉快。所以我有心思出来跳舞了。
那几天肺炎还没好，不去发廊上班，白天一个人待在出租房里很闷，我便出去逛街。谁知这一逛就逛出毛病来了。
我逛进一家手机店，玻璃柜展示的一款手机跟我用的一样。营业员告诉我，外观一样功能不一样，新款功能多多了。她拿出新手机给我看。我拿在手里比较，外表是没有区别。
走出这家店，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当时只要换一下，新手机就到我手里了，不花钱就能得到最新手机多好啊!
我走进一家手机店，花20元钱买了一个新款的手机模型。再走到另一条街上的手机店，假装选购手机，让营业员拿出一只一模一样的、价格近3000元的新款手机。我想用手机模型换新手机。
我……我当然知道这是偷，我也知道偷是犯法的。可当时我心里只有手机，头脑发热，根本想不到后果。我自作聪明，以为万无一失。
毕竟我不是惯偷，“调包”当即被营业员发现了。老板气愤地把我扭送到派出所。
高三，我升任文学社社长，满怀作家理想。我走过看守所一道又一道铁门，只见爸爸和一个中年男子站在寒风里，我被保释了
被识破的刹那间，我觉得天旋地转。
我被拎进派出所，关了起来。我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只有一块铺板，一床被子，一个大小便的蹲坑。
我想“逃”，可是，门口有人看守。我的裤腰带被抽掉，鞋子被脱掉，我在斗室里团团转，像一头困兽。
晚上，我躺在铺上翻烧饼，睡不着。天亮了，从唯一的小窗口看出去，远处高高的脚手架上工人在砌墙。
广播操的旋律传来了。哦，附近有学校，一定是学生们在做课间操了。
想到学校我的心颤抖起来。读书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事，学生时代是我的幸福时光。
从小学一年级起我就当上班长，一直“红”到小学毕业。进了初中，学校每年举行作文比赛，我都是年级第一名。三连冠啊。初一的作文还被编入正式出版的中小学生作文选，题目我现在还记得，叫《毕业欢送会致词》。高二时，我又当上了学校文学社副社长、校刊编辑;到了高三，我升任文学社社长。那时，老师当面背后都夸我聪明，前途无量;同学们羡慕我。我满怀作家理想憧憬美好未来……
可我，可我居然进了这种地方。是在做梦吧?我的脑子一片纷乱。
第二天下午，我被一大汉提着后脖颈拎到院子里，让我看前面、看左面、右面，问看清楚了吗?又被拎回小间。
第三天上午，我被提到审讯室，两位警察审讯我，做了笔录。他们问我有什么要求?
我说想给爸爸打电话。拨通电话后，我有气无力地告诉爸爸我被关在派出所了。
傍晚，看守给我送来了钙奶、火腿肠等食品。我估计是爸爸送来的。
又挨过了漫长的一天。我的事情结案了，他们把我送到看守所。
看守所不肯接收，因为我咳嗽，肺炎还没有好。送我的警察说，你先待在这里，我回去请示一下。
下午，那人回来了，拿出一张纸对我说，你父亲把你保出去了，你在这上面签个名就可以走了。
我走过看守所一道又一道铁门。到了门口，只见爸爸和一个中年男子站在寒风里。爸爸说第一句话是：儿子啊，你吃苦了，他们有没有打你?
我摇摇头。爸爸指指旁边的人说，多亏这位叔叔帮忙托关系，我花了两万多啊，钱是阿姨拿出来的。他还告诉我，接到电话，他和阿姨马上带了吃的东西来看我，进不来，只好求他们转交。
回到家里，我第一次对那个女人叫了声“阿姨”。爸爸痛心地对我说，这几天他吃不下、睡不着，拼命想办法。快过年了，牢里有人，这个年叫他怎么过!
我原本打算回江西过年。但回家得有路费，这样一来，我怎么还开得了口向爸爸要钱?
关在派出所的日子里，我最想念的人是小莲。回来后，我迫不及待地给小莲打电话。小莲知道这件丑事，她不想理我了。但是我给她打过几个电话后，她又被我粘上了。
唉，这么好的女孩，是我害了她，她当初真该坚决地不理我。
我咬咬牙把手提电脑卖掉。肚子饱了几天，又断顿了。小莲说，我去找工作吧，她在宾馆找到工作，实际上还是当坐台小姐。
小莲读过几年书，父母务农。她刚出来打工，不知道我的底细。有人把中学生比喻成青苹果，我这个外表光洁的青苹果，内心里却有虫眼——我还在学生时代，就已经与初恋情人偷尝禁果。相对单纯的小莲，我可以算情场老手了。
在小莲的交友圈里，我算文化高的，普通话讲得好，谈吐不粗俗——小莲爱上我了。我借口身体不好不去发廊上班，小莲也不去宾馆上班了，我俩在出租房同居了。
两个人都不工作，懒觉睡到中午，双双逛到父亲店里，说是帮忙看店。其实我们两个什么都不管，也不会做生意，只是在店里闲坐蹭饭吃。几个月下来，父亲烦了，骂我懒，不懂事。
正在看不到任何出路的时候，一位老乡来劝我。他说，小莲这么年轻漂亮，你让她去坐台嘛，一个月挣一万元钱没问题，现在吃软饭的多了。我也是，什么活都不用干，每天舒舒服服打 麻将……
我估计这可能是父亲的意思。父亲曾对我说过，那个阿姨曾经是开发廊的，用小姐坐台招徕生意。所以，她有钱。
是的，我清楚小莲是爱我的。我竟然亲手将爱我的姑娘推入万丈深渊，真不是人。现在我是非常非常的后悔了，可是当初……
说实话吧，当初我竟然没有羞耻感。自从派出所出来后，我有点破罐子破摔;我懒，不想干活;再说，你们这些有正当职业的人可能难以想象我们所处的环境，周围的老乡、熟人中，确实有不少靠老婆或女友坐台养活着，大家见怪不怪。
小莲对我说，曾经有好几个人劝她干那个，有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还对她现身说法，但这种事情她不干。
我无奈，便对小莲说，那么，我走，我离开这里找工作去，否则我们两人都得饿死。
我虽然没有直接叫小莲去坐台，但说这样的话，是用小莲对我的爱来要挟她，把小莲往火坑里推。
小莲抱着我哭了。哭了很久。她对我说，只要我不离开她，什么事她都肯做。不过，她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她是本地人，这事不能在当地做，万一家里知道了没脸见人。
一对老乡夫妇带我和小莲到一个海岛上，进了一家美容店。当小莲把她第一次“坐台”挣的钱交给我的时候，她哭了，说对不起我。
钱在我手里发烫，我的心像被刀戳了，我不敢看小莲，眼泪情不自禁流下来。我说，是我对不起你啊，小莲。
在海岛待了一段时间，我和小莲去了安徽一座名山。后来听老乡说，省城“生意”好做，我又带小莲去了省城。
到省城后，小莲在美发厅当坐台小姐。过了半个月吧，美发厅的人来通知我：昨天晚上小莲被抓进去了。
小莲仍然是爸爸用钱保出来的。她出来后很感激我和父亲，说这种事情再不能做了。
我们回到县城，还是待在父亲店里蹭饭吃。父亲很生气，骂我没有用。他骂我，我便责怪小莲。
我们又离开了，来到一个中等城市，想租一间出租房。房东问我们要暂住证，我们没有工作办不出暂住证，只好到老乡那里，与他们混住在一个大房间里。
仅有的一点钱很快花光，一天只能喝一碗稀饭。小莲肚子饿了，我摸出最后几个钢镚买了一碗面条端回去给她吃。她问我吃过了没有，我说吃过了。她不相信，不肯吃。我们俩抱着哭。直到这时，我们依然相爱，只不过这爱已经千疮百孔。
有钱的时候我买了台手提电脑，一直带在身边。我咬咬牙把手提电脑卖掉。肚子饱了几天，又断顿了。小莲说，我去找工作吧。
小莲在宾馆找到工作，实际上还是当坐台小姐。我又有钱花了。
慢慢地，我觉得小莲变了。她经常给我不认识的男人打电话、发短信。我打手机找她，却联系不上。我怀疑她没有把钱全部交给我，她却埋怨我对她不好。我们开始吵嘴，越吵越凶。也许得到小莲太容易，我不懂得珍惜。我和小莲磕磕碰碰地过了一年，分手了。
这时的我，已经完全堕落成一条不知廉耻的大蛀虫，我懒惯了，玩惯了，哪里有心思找工作上班?不上班就没有钱，可是，我又要花钱。
我搭上了小莲饭店工作时的小姐妹小珠。我并不喜欢小珠，虚情假意地跟她好，想利用她挣钱。小珠也是个单纯的农村姑娘，被我的甜言蜜语蒙住了，我把她带到我和小莲去过的城市。小珠当坐台小姐，我又吃上了“软饭”。
每天我要到下午才起床。起床后，不是与老乡打 麻将赌博，就是玩电子游戏，或者玩电子麻将游戏赌博，玩到深更半夜。有时，跟老乡一起去偷东西……我过着黑白颠倒、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不巧，小珠与小莲碰见了。当小莲得知我和小珠鬼混在一起时，怒不可遏。她找上门来大骂我没有良心，欺骗她。叫小珠不要上我的当，不要同我好。她还动手打了我和小珠。我那时俨然已是行尸走肉，但看到小莲我仍然心虚，只得躲避她。
小莲搅散了我和小珠。爸爸明确表示他不能养白吃饭的人。我没了经济来源，一时又找不到肯上钩的姑娘，只好再进发廊干活。
青春是美好的，我的青春却病灶累累;爱情是甜蜜的，我的爱情却是一场情欲的溃疡。向你们倾述，是为了与过去彻底决裂
一段时间后，我老觉得身体疲惫乏力。进医院检查，结果是我得了传染病。拿着体检报告单，我差点晕倒。
高考前我参加体检，那时，我的身体可棒了，一点毛病都没有。我心里清楚，我的病应该是那段生活糜烂的日子传染来的。
“病”如同霹雳把我炸醒了。我在走向深渊。我在歧路上已经走得很远很远。我对不起小莲、小珠;我对不起生养我的父母，对不起对我寄予厚望的老师和同学。在社会这所大学里我好失败啊。
我追愧莫及，思前想后，甚至萌发了死的念头。
你问我假如没有得病，我会不会清醒过来?这很难说。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陷入那种腐败生活的泥坑，就是毁灭自己。得病，我向来没有怨过什么，我觉得很正常，甚至是应该的，这是报应。
毕竟，我才24岁，人生的路还很长。我该怎么走?
我算是个有文化的人，文科理科都不差，前年年底，我终于在杭州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家公司不大，条件比较简陋，但我有了一张办公桌。我在电脑上输入数据，还做一些编编写写的文字工作，工作是忙碌的。我每天早出晚归，享受休息天，这正是我想往的工作，这才是正常的生活啊。
我现在月薪1000元，虽不多却是劳动所得，是干干净净的。在杭州一个月，我要花费200元房租费、100元通讯电话费、50元公交车费、250元左右伙食费。还要添置衣裳、日常用品等等，钱紧巴巴的。然而，钱不够花了，就是借，我心里也有底，那就是，下个月发了工资我可以还上。我内心是坦然的。
我找回了生活的信心，找到了自食其力的快乐，身体也渐渐好起来。
青春是美好的，我的青春却病灶累累。爱情是甜蜜的，我的爱情却是一场情欲的溃疡。往事像噩梦一样不堪回首，向你们倾述，是为了与过去彻底决裂，重新站起来像个人样。你能相信我吗?
读稿人语：另一个人群
莫小米
该文的整理者是我的同龄人，是一名公务员。她和小元谈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说：
小米，昨晚我失眠了。
我能想象她失眠的原因，在她的人生经历中，很少交往、或者说从未交往小元这样的人。她听着一个比她孩子还小的年轻人讲述不堪回首的过去，她痛心疾首，他却波澜不惊——尽管他已忏悔，但他的平静仍然让她难以接受。
这不奇怪，因为对于一个向来兢兢业业工作、规规矩矩做人，政治权利和物质生活都有相当保障的国家干部来说，小元们，本属于另一个人群。
在那个人群中，道德、廉耻、法律这些概念都被模糊了，有什么对不对?有什么应该不应该?有什么可以不可以?人家都在做，我为什么不?
还好小元是那个人群的异类，他有文化，他曾经热爱文学，所以，那个人群与这个人群有了一次难得的对接。
琦琦整理完稿件后总结说：小元父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民工，小元则是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第二代民工。小元没有父辈吃苦耐劳的精神，但他有文化，向往白领生活。他们这些人务不了农，回不去了，城市又不能完全接纳他们。青春的“溃疡”，家庭、社会、本人都有责任。
小元，前面的路还很长，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