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袁迪宝，84岁，厦门人；妻子李丹妮，85岁，法国人。1956年，他们在杭州相爱，不得已分别，保持通信却再未见面，丹妮一直未婚。2011年，两人在中国厦门重逢，3天后结婚。这段爱情佳话里最动人的部分，是双方对道德和责任的坚守，以及深深隐藏但从未泯灭过的爱。传奇之后，这种爱就化为了两人相伴共度余生的绵绵深情。这比传奇本身，更有力量。
暮年牵手的夫妇
即将来到的9月26日，是84岁的袁迪宝与85岁的李丹妮结婚两周年纪念日。两年中，如果是平常的一天，他们会这样来度过：上午，袁迪宝要去游泳。过去他是去海边，在儿孙的劝说下，才挪进了一家室内游泳馆。李丹妮则会打扫房间，把丈夫的衣服和手帕从大到小一件件熨好。下午，李丹妮会做些备课的工作。每星期厦门大学法语系的学生要来三个人到她家，由李丹妮主持一个法语角的活动。袁迪宝有三个儿子。老大的孩子有时来找李丹妮辅导英语，老二的孩子准备去法国进修室内装饰艺术，会间或来补习法语。袁迪宝则在编辑和润色李丹妮的法文传记《混血儿》的中文译稿。晚上吃过饭，袁迪宝要和李丹妮在复式住宅的楼上一层来回散步。
下午工作的时候，两个人话不多。但是李丹妮告诉我，那有一种共同倾注精力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觉，“即使都沉默，也很美好”。散步的时候，也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老三袁维群和妻子欧阳鹭英常能听见他们热烈地交谈。袁迪宝的听力很差，凭借助听器，才只能听见依稀的声音，因此控制不好自己的音量，声音大如洪钟。“丹妮对我说，旁边楼的人都能听到你在讲什么！哈，我说怕什么？我们心里没有邪和鬼，我们就是两个顽童，两小无猜！”高兴起来，袁迪宝会对着李丹妮唱歌，经常是那首美国音乐片《翠堤春晓》的英文歌曲《当我们年轻时》（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当我们还年轻/在美妙的五月清晨/你说你爱我/那时我们还年轻。”这是在杭州的浙江医学院求学时，袁迪宝曾和李丹妮一起唱的歌。只不过现在人真的老了。“她说年纪大了，嗓子哑了，不愿意唱。我就照唱不误。”袁迪宝说。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调儿都跑到天边了。李丹妮笑倒在他身上，袁维群和妻子也笑成一团。
常有“粉丝”冒冒失失敲开他们的家门。“只为了告诉我们，他们看到我们的故事，觉得很传奇，也很感动。”袁迪宝说，“其实不可思议的只是这辈子我和丹妮还有可能再见面。其他的事情很平淡啊，就是互相爱慕、客观原因分开，又重逢。”袁迪宝记得，那是在2010年的春节，儿媳妇欧阳鹭英听到了他和丹妮那段遗憾的往事，便鼓励他给失去联系许久的丹妮重新写信。“70年代，我们全家从福建龙岩山区下放归来，我想恢复和丹妮在‘文化大革命’中断掉的通信往来。给她往里昂的原地址写了至少10封信，全部被退回，以为地址换了，再也联系不上。儿媳妇对我讲，她看过一个报道，讲的是‘二战’期间一位美国军人在法国认识了一位孤儿，若干年后再次来到法国，依然找寻得到。法国人很少搬家。”
袁迪宝决定重写。“我想了个办法，连续寄了5封信，每封信包括了一封给丹妮的中文信，还有一封给丹妮亲戚的英文信。这样房子即便是丹妮的亲戚在住，也能够转交给她。为什么是5封？如果邮递员看到，怎么有个人连续往这个错误的地址寄信，说不定会把信打开，帮助我这个傻瓜。”于是奇迹发生了，袁迪宝在2010年3月31日寄出第一封信，4月17日便收到了李丹妮的回信。李丹妮其实一直都住在那里。当年也许是中国方面的原因，她才没有收到。“除此之外，我和丹妮的重逢还有什么特别呢？现在地球就是个村，里昂到这里，只用12个小时。”袁迪宝想不懂他和李丹妮的感情为什么如此轰动。
他们牵着手出现在我面前。李丹妮的视力最近由于青光眼的原因下降得厉害，路看不清，步子也就跟着变得不坚定，她需要拉着袁迪宝。袁迪宝的听力几乎为零，每句话都需要由李丹妮把嘴唇贴在他的耳朵上，和他耳语来重复。“我是他的耳朵，他是我的眼睛。”李丹妮说。即使坐在沙发上，两个人的手也是紧紧地扣在一起，好像时刻都在共同面临着考验，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把他们分开。袁迪宝经常听不清她对我说了什么，却会把她的头搂到自己头边，说：“讲那么多了，歇歇，喝口水吧。”有时候他能听清一个词，就迅速做出反应。“他是我们班俄语最好的学生，每次都是满分！”李丹妮介绍说。“好学生？我是笨蛋！她那时同时掌握俄语、英语、法语和中文。我们都很崇拜她。”袁迪宝一边说着，一边亲昵地用额头来顶李丹妮的额头。他们不明白，巧合并不是这个爱情故事里最重要的元素。故事里最动人的部分，是双方对道德和责任的坚守，以及深深隐藏但从未泯灭过的爱。传奇之后，这种爱就化为了两人相伴共度余生的绵绵深情。这比传奇本身，更有力量。
“土包子”的内心世界
在知道公公与李丹妮年轻时的交往后，欧阳鹭英蓦然破解了身边那些袁迪宝对李丹妮表达思念的密码。袁迪宝的父亲是鼓浪屿教堂里的一名牧师，受其影响，袁迪宝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收藏有大大小小不同版本的《圣经》。其中一本常读的《圣经》里，夹着多年来收集的一些罗丹雕塑作品《吻》的图片，和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种说明。其实那是因为过去他在和丹妮聊天时，得知她非常喜欢这件艺术品的缘故。在较大版本的《圣经》，或者较厚辞典的扉页上，他都专门抄写过丹妮在里昂的地址。那是怕随便抄在一张纸上会丢，反复抄写也能不断强化记忆。”欧阳鹭英对我说。1958年，袁迪宝和妻子黄秀雪的第一个孩子降生，袁迪宝给他起小名“尘生”，之后的老二则有个小名叫“金星”。“尘生就是李丹妮的中文名字。她出生在北京的春天，正是漫天风沙的季节。和她父母相熟悉的散文家孙福熙说，名字里要有个‘尘’字。丹妮的母亲很喜欢这个字，说它代表着为人的谦卑和低调。遥望‘金星’来寄托相思，则是袁迪宝和李丹妮分离时的约定。”
袁迪宝总是说自己是个“土包子”，这是玩笑，也是发自内心的对李丹妮的钦慕。“你问我丹妮会不会和我去游泳？她才不会游泳呢！上山、下海都是我们这些粗野的‘土包子’才会做的，她是读书做学问的人，怎么会呢？”又或者：“她第一次给我们上俄语课。她穿着连衣裙，像天仙一样从教室门口飘进来，每走一步我们这些‘土包子’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当时是1953年，袁迪宝在杭州的浙江医学院读公共卫生系，中法混血的李丹妮是他的俄文老师。袁迪宝有着学俄文的天赋，成为班里的俄语课代表，本人又很渴望继续学习英语，就向原是浙江大学英语系毕业的李丹妮反映了这个想法，由李丹妮私下单独辅导，一对一来教授英语。学习完毕，两人会到离李丹妮家不远的西湖风景区去散步。“时间久了，心里便有了朦胧的好感。有一次我们去灵隐寺爬山，我先唱了首歌，她回了我一首俄语歌。回去一查书，原来是这样的歌词：‘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满怀的心腹话没法讲出来。’我就明白了她的心意。”袁迪宝说。
袁迪宝有个秘密一直没有告诉李丹妮，并且随着对丹妮的爱慕加深，陷入一种自责当中。在奔赴大学的10天之前，他已经在厦门和姐姐介绍认识的护士同事黄秀雪结婚。他和黄秀雪没有经过自由恋爱的过程，只是家人觉得袁迪宝的年龄大了，黄家和袁家也还是门当户对，两人便结合在一起。在升入“大三”这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所在的公共医学系并入四川医学院（即后来的华西医科大学），袁迪宝需要去成都完成之后的学业。临别之际，袁迪宝终于将自己的情况如实地告诉给李丹妮。“她说，不能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位女人的痛苦之上。我们说好要像兄妹一样保持书信联系。我们想念对方时，就看天空中的那颗金星。它叫启明星，又叫长庚星。每天傍晚太阳落山、天快黑的时候，西南方就会最先出现这颗很亮的星。”在以后的岁月里，袁迪宝常常清晨4点钟爬起来，跑到山间去看那颗星星。“我觉得她也在看，我们是在星星上相会的。现在聊起来，我们都骂自己傻。她到了里昂之后，我们就有时差。我看的时候，她哪里在同时看呀！”
谈及与之前妻子黄秀雪之间的婚姻，袁迪宝用“敬重”这个词来形容他对她的情意。“1954年鹰厦铁路开始修建后成立工程指挥部，她被抽调去做工程医务室的负责人，天天都要背着急救箱去工地巡查。铁路1957年竣工。在这三年当中，她每年都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三年长了三级工资，竣工之时，已是全市护士当中工资最高的人。她勤劳贤惠，一手培养了三个孩子。每次我发下工资，留下一些零花，剩下的都交与她来调配。她要在精打细算后保证我父亲的生活、孩子们的教育和成长。在物质并不很丰富的年代，每个周日，她还会为我们买来鸭子加餐。三个儿子到了该娶老婆的时候，她都能保证每人送给一套黄金首饰。她的衣着朴素，又会打毛衣。她打的羊毛衣到现在我都还在穿。”1994年3月，黄秀雪被诊断出牙龈癌，10月便离开了人世。“那段日子里我天天在医院陪床，将各种有营养的食物按比例配好、用绞碎机混合。丹妮不愿意我抛下家庭，我就要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黄秀雪去世时，袁迪宝写下了这样的字来评价：退休护士基督徒，贤妻良母好祖母。
黄秀雪是知道袁迪宝和李丹妮的感情的，她同样是个伟大的女人。欧阳鹭英对我说，袁迪宝在家里的写字桌上一度就压着一张李丹妮的照片。“我看到他给李丹妮的去信中说：今天秀雪在医院打碎了一块玻璃，于是它跑到了我的写字台上，你的照片就压在下面。我写字的时候，你就在对我微笑。”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袁迪宝一家经常能收到李丹妮从法国寄来的奶粉等食品。“秀雪开玩笑说，既然要做孩子们的义母，就要多寄一些呀。”袁迪宝说。那是袁迪宝的记忆中，黄秀雪直接说到李丹妮的唯一一次。在那本藏着秘密的《圣经》里，袁迪宝用一张他和黄秀雪的合影来做书签。“照片很奇怪，两个人分坐沙发的两端。”欧阳鹭英说。那仿佛象征了两人心灵上的距离。黄秀雪心里真正的感受没有人知道，如果有感伤和缺憾，也许应该归咎于时代。
袁迪宝和李丹妮自1954年开始通信。“信件只是单方面保存在丹妮手中，丹妮写给爸爸的信在‘文革’中全部烧掉了。那留下的90余封信，第一封信是袁迪宝回厦门的家度暑假时写的，直到最后一封，写于1965年。”欧阳鹭英介绍说。“我看我回到成都后给丹妮写的信，两三天就写一封，怕邮资太贵，信总是攒够一星期再发。我当年的字密密麻麻，我也觉得很奇怪，怎么有那么多话要说呀！”袁迪宝一副费解的表情对我笑着说。1957年，袁迪宝大学毕业，从成都返回厦门，又绕道去了杭州。实际上以后每次袁迪宝有机会去周边地方出差，都到杭州看看。“那次在已经人去楼空的位于灯芯巷29号的李宅门口走来走去，回想那时在她家做客的场景。又到西湖边上，去看当年共同欣赏的景色。”在金华的黄龙洞，袁迪宝找人拍了张照片，寄给已经去法国一年的丹妮。“丹妮再次给我看了那张照片，反面写着一首诗：‘万里千山自川归，欲见君心似箭飞。昔日挽手欢游地，泪雨共侵心与衣。’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曾写的诗，当时的感情这样真挚。”
2010年3月的第一封去信后，袁迪宝了解到李丹妮一直是孑然一身。“我每天上午去教堂做弥撒，中午在教堂用饭，之后回家下午便不再出门。等我有天生活不能自理，我会选择到修道院终老。”李丹妮写道。“看到‘修道院终老’这几个字，我有种心痛的感觉。”袁迪宝对我说。于是他去信：“我日夜思念着你，只有默默唱歌，纾解心结。你独身至今，信物也留存至今，请原谅我的负罪感，我们要重生。如果你愿意，来厦门后我们可以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你来和我们同住，我的儿、媳、孙一定会把你当妈妈、奶奶尊敬的。”虽然错过了两人最好的年华，但所幸有机会一起终老。对于这桩跨国的夕阳婚姻，袁迪宝没有任何一点犹豫。“爱是无罪的。只要不做害羞的事，就很纯洁。”
混血儿的美丽与哀愁
李丹妮的父亲李树化是广东梅县人。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李树化娶了染织厂女工珍妮为妻，婚后他们一起回到中国，先后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杭州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音乐。跟他一起学美术的同乡，日后成为著名画家的林风眠还专门画过她的家庭。混血儿的身份给了李丹妮标致的容貌，让人赞叹的语言天赋，但却是她认为的一生磨难的根源。
“小时候，旁边的孩子叫我‘杂种’。我特别难过，跑去找妈妈。妈妈对我说：‘中国是亚洲最优秀的国家，法国是欧洲最优秀的国家，你身上流淌着两个优秀国家人的血，你要自豪才对。’”李丹妮对我回忆说。采访的这天，正是她妈妈的忌日，客厅的花瓶里插着白色的玫瑰和茉莉花，散发着幽香。“我和爸爸的人生观都是消极的，妈妈是我们的太阳。今天特别想念她。”父母撒手人寰后，李丹妮依然悲观。在法国教授中文时，李丹妮曾提醒那些即将来华深造的法国学生，要避免和这里的异性谈恋爱。“他们都笑话我这种看法。直到现在，我才愿意承认这个说法过时了。”
在李丹妮20岁出头的时候，曾经被问过这辈子会不会回去法国。“我想问我问题的这个人简直疯了，我是中国人啊，怎么会回到法国生活？”可是袁迪宝去成都之后，李丹妮却分明感觉到了自己和家庭成员因为有着一张异国面孔，正在紧张的政治空气中日益被边缘化。李丹妮因为总爱穿着旗袍和连衣裙，经常被领导叫去谈话。“我的脾气就是这样。为什么不能自由穿着？这些穿起来很漂亮啊，我爱美。”李丹妮被认为政治觉悟不高。在选择回到法国之前，她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有子弹贴着我的耳朵呼啸而过，我觉得那是冲我来的。”
1956年，李丹妮和父母乘船离开中国，前往法国。李树化因为没有护照，在香港和妻女分离，去了泰国，那里有李家经营的珠宝行。最终1962年李树化才到达法国和家人团聚。“我们可以选择乘坐飞机，但是我坚持乘船，那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我不想睡一觉就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想在船上，好好看看这个我生活了将近30年的国家，和它慢慢告别。”按照计划，李丹妮想在法国的学校里学习两年左右，就回到中国。但始料不及的是，一到法国她就陷入了为生计奔波的境地。
李丹妮首先感到了亲情的淡薄。她的母亲和姨妈共同拥有里昂房产的继承权。姨妈与表妹则已经有另外一处住房，母亲想花钱买下这间房子的全部继承权，对方要求在数月之内把钱全部付清，否则继承权就会永远失掉。母女二人得不到当地亲戚的一点接济。好在泰国的祖母一直在接济她们，让她们经济状况稍微得到缓和。“母亲在家里给工厂拼装玩具，按计件制领取工钱。我则拼命想找一份工作。劳动局建议我利用我语言方面的专业背景，找一份速记打字的秘书工作。”但是李丹妮的法语只局限在日常生活用语，她又下了很大工夫去掌握新词。正如李丹妮在中国被当做法国人受到排挤，回到法国之后，她依然觉得格格不入。“我穿着中国带去的衣服，那种淡蓝色的棉布旗袍，脚上穿着布鞋。这在街上总是引来目光。在妈妈的劝说下，我才把衣服换掉。可是我的身材瘦小，难买到合适的服装，总是穿妈妈做的。”
在外贸公司担任秘书工作期间，李丹妮遭遇了另一次爱情，也因此关闭了感情的门。“那是我业余学习德文的老师，他写了封信给我，问我眼睛里为什么总是深藏着忧郁。我知道他是有妻子的人，也明白那封信意味着什么意思。于是原封不动地退回了。法国人的关系有时候太过开放和随便，这点我不能接受。”但是也在这次事件之后，她想到了轻生。她在河边徘徊了很久，被人拦下。最终她选择了去打耳洞，用肉体的疼痛来宣泄情感的压抑。
1965年，李丹妮收到了来自袁迪宝的来信后，选择了不再回复。其实从信件的内容和篇幅上看，袁迪宝的家庭事务越来越牵扯他的精力，政治运动也在占用着他的时间。最主要的原因，是李丹妮接到一封发自香港的电报，上面就一句话：你不要再写信了，你害人。这封电报出自谁手至今都是个谜。它让李丹妮深深感到恐惧，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她都觉得有人在监视她的行动。
1976年10月12日，李丹妮再次往袁迪宝在厦门工作的防疫站寄出了一封信。此时，防疫站已经搬走，信很快就因“查无此人”而被退回。这是丹妮保留的唯一一封自己写给迪宝的信：“亲爱的迪宝，金星又已经出现了，我已经很久没有抬头望月，而思念之切又一次兴起了逶迤的波涛，展开在我眼前的是你的1965年5月12日的信，那似乎是我们最后一次的通信。……将近10年的沉默，你还在厦禾路住吗？迟疑了很久，终于决定给你写这封短短的信，但愿你能收到它……此愿如能实现，那我今生还需盼望什么别的更大的幸福呢？”
为了能和中国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当教师的收入要比从事秘书工作的收入减少一半，李丹妮还是选择了到里昂第三大学语言学院的中文系教授中文。在53岁时，她如愿获得了汉学博士学位，成为中文系的终身副教授。为了表彰她对中法教育做出的杰出贡献，1992年法国政府授予李丹妮骑士勋章，为她出版了传记《混血儿》。她选择了林风眠画的逆风飞扬的大雁作为封面，她说：“叶子往这边倒，大雁奋力却向那头飞。我的这辈子就是这样。”
有我你会快乐
李丹妮害怕孤独。“她在里昂的家里有一只猫，其实是邻居的。但她常常喂它，早上起床，她在洗漱之前就把食物端到猫的跟前。因此那只猫很喜欢她，赖在她的院子里不走。丹妮还认了好几个干儿子和干女儿，他们有的是她同学的孩子，有的是她学生。”欧阳鹭英向我回忆起第一次去丹妮家的情景。“和她刚到法国时被人瞧不起的状况不同，这条街上的邻居都知道她是教授，一辈子都在做中法之间的文化交流，他们都很尊敬她。但丹妮的知己很少，遇到想不通的问题，她会去找神父交流。”
现在早晨袁迪宝一出门，李丹妮就变得怅然。“刚结婚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9点出门，去环岛路上散步，11点钟回来。那时候话怎么那么多啊？”李丹妮问儿媳妇。欧阳鹭英说：“他攒了55年啊，自然心里憋的全是话。”有时候袁迪宝会在家静坐。他告诉我，那是他养生方式的一种，实际就是打禅。打禅一定要心静，所以什么都不会想，慢慢调整气息。只不过老了就坐得没那么端正了，只是往那里一靠，一副闭目养神的样子。袁迪宝坐久了，不说话，李丹妮又会焦虑。她跑去问儿媳妇，是不是迪宝想念秀雪了？在李丹妮心里，自她搬进了袁家，就常常在心里默默地和那个女人对话。“我对她说，你把孩子都抚养得很好，他们都很可爱。我又问她，现在我和迪宝结婚，你能接受吗？会不会生我的气？”
袁迪宝的性格大大咧咧，和心思细腻、多愁善感的李丹妮正好是两个极端。“有一次我早上出门游泳，没和丹妮打招呼就从后门走掉了。丹妮一直等着我吃午饭，在家里急得直掉眼泪。儿媳妇就说我，以后出门一定要告诉丹妮。现在呢，每天早上出门我都在她脸颊上亲一亲。法国人见面和告别是行贴面礼的，我们是爱人，亲吻没有问题。”
也是袁迪宝的这种个性，常能把李丹妮逗笑。“过去上班时我经常要登上国外的货船来做进口食品检验，我穿得可精神啦，西服是天津定做来的，还戴着肩章和大盖帽。后来退休了，也就不讲究了。尤其是秀雪离世后，没人管着我，我就开始留胡子，头发也是两三个月才剪一回。我把旧雨伞给拆了，把伞布拼成一个袋子，挂在身上，既环保也不会引人注意。我还做了这样一首自嘲打油诗：老来蓄胡须，拐杖持一支，肩背一布袋，慢走马路边。常被误以为乞丐，惹来人布施。”袁迪宝给李丹妮寄去的第一张照片，就选了那个时期的样子。“儿媳妇骂我，你那个时期多邋遢，怎么那么多年没见，不给人家留个个好形象？哈，我就是专门考验丹妮的，看看我这副样子她愿不愿意收留我。”果然，李丹妮一看到照片，就笑出了声：“只是老了许多，神情一点都没有变，还是我的迪宝。”
“我们什么都不缺了。孩子们都很孝顺。现在我最担心就是丹妮不要自找烦恼。她说心里总不安，今天儿子、儿媳妇工作忙，和她少说了两句话，她就怕孩子们对她有意见；明天自己身体有点小状况，又怕成为家庭的累赘。这两天她接了个法国的电话，之后就跑过来和我讲，她法国的亲戚说只是她爱我，我不爱她。我会不爱她？她一说要去修道院终老，我的心就痛得要死，这就是爱她的表现！我每天早晚都会祈祷，保佑我的丹妮能够平平安安，安度晚年，心尽所愿。”袁迪宝说。
我发现，袁迪宝的法宝之一，就是他仿佛吃了蜜的甜嘴，尽管有时候说的话纯粹是听不清楚的打岔，但夸赞丹妮或者向她表达爱意总归是没错。每次说完，李丹妮必定由惆怅，变得满面柔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