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历史”不存在：杨门女将扑朔迷离

　　喜爱历史的人都会发现一个现象：有时候，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其实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已经言之凿凿的历史，也依然存在着众多尚待挖掘或澄清的疑点。而且，越是深入研究历史，这种现象就会越多。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事实虽然客观存在，但历史是人写的，人们永远只能从现有的知识型来认识历史，而知识型本身也是历史的。因此，前人所留下的东西是否真实，是值得商榷的。更何况，中国古代历史的写作，往往把“教化”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为了传达“正确”的政治意识、伦理道德，史书中歪曲不实或者语焉不详之处比比皆是。

　　除了人为的意识上的偏差，历史中还存在着大量被掩藏的真相。而历史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研究历史的乐趣之一，如同大浪淘沙，当附着在历史真相上的“沙子”被淘洗过后，就会看到“金子”—真相。沙子里面藏有多少金子，我们不知道，随着这些金子逐渐显露，历史显得生动、鲜活起来。

　　历史的发展又像一个连续不断的加减法，有一些内容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忘，还有一些内容却被有意地加了进来。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就是那些被加减过的历史。后人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智慧不断去芜存精，不断接近真相。

　　有人会问：何必要寻找历史真相？

　　答案是：因为我们需要。

　　“真、善、美”排在第一位的是“真”！

　　从唐朝开始，中国人就懂得“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知兴替就可以避免误入歧途。可是，假如你面对的是一面扭曲的哈哈镜，能照出正确的路吗？

　　思辨历史的过程，应该是用自己的大脑思考的过程。思辨能力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性。当你只懂得跟随别人，人云亦云时，你的思考能力又有何用？

　　反之，当你开始质疑前人的记述是否属实时，当你开始思考看到的真相背后是否另有隐情时，说明你正在成长，正在成为一个有能力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世界、判断是非，并以此引领生活的人。

　　最不济，知道一些人所不知的历史真相，可以使你充实谈资或者附庸风雅。这虽为真正的历史学者们所不屑为之，但是作为普通老百姓侃侃大山、聊聊天确是无伤大雅。

　　基于上以种种理由，才有了这本书。

　　本书没有追求内容的全面丰富，而是选择了一些绝大多数人不了解，或认识错误的事件或人物，对它们进行研究、对照和论证，揭开笼罩在他们身上的薄纱，还原其真正的面貌。这些事件或人物虽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小浪花，却可以折射出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气象，包括时代背景、社会因素、宗教状况以及文化影响。

　　全书内容主要涉及两大方面：一，以讹传讹的历史，包括正史中人为的错误，以及民间传说、电视等媒体中对历史的误读；二，被掩盖的真相，包括重大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以及躲藏在历史背后的“大人物”。

　　前面说过，由于人类只能以当下的意识形态去看待历史，因此，人类对历史的认识不可能是客观的和一劳永逸的。由是，本书中的观点也可能不是第一真相。与揭示历史真相的实践相比，我们更希望能够传达一个理念：用自己的头脑发现真相。只有看懂了真相，才可以真正以史为鉴。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以下各位老师做了大量的协助编写以及查证工作，他们是：邢玲娥、于明琪、郑志远、刘香莲、梁顺利、刘长明、孙慧等。不能在封面上为其一一署名，只能在此表示感谢，祝福他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努力接近真实，真实就有价值。

　　西施名列中国四大美人之首，如果说这个人不存在，想必会引起一片哗然。然而，这是事实，翻遍史书，竟然找不到这个人物的确切事迹。难道她仅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西施的传说

　　春秋末年，我国长江下游和钱塘江一带有两个势不两立的政权，北边的叫吴，南边的叫越。越国宁萝山下若耶溪畔，有一位旷代绝世的美女，她就是西施。西施本姓施，叫夷光，因为住在西村，所以，人们称她为西施。西施美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她到附近的山上去采樵，天上的大雁看到她忘了拍动翅膀，掉了下来；她到溪边去浣纱，水中的游鱼羞得潜入水底。成语“沉鱼落雁”就来自西施。

　　西施一动一静皆是美，就连那不轻不重的心痛病发作的时候，捧着心，皱着眉，垂着髻的模样也有万种风情。东村的施家女儿想学她的模样，眉毛刚一皱起就吓得街坊们关门闭户。这又造就了中国语汇中一个最具讽刺意义的成语：东施效颦。颦，就是皱眉头。

　　话说吴越两国间不断发生战争，互有输赢。前494年，吴越再战于夫椒，越军大败，越王勾践同他的五千残部被困在会稽山上。要么投降，要么战死，越王勾践审时度势，选择了投降。他带着妻子和大夫范蠡，穿着奴婢的衣服乖乖地到吴国当了人质。勾践的专职是养马，吴王夫差出行的时候，勾践提着马鞭，吆喝开道，尽力扮演着奴婢的角色。有一次，夫差病重，勾践亲自煎药，并且亲口品尝夫差的粪便，祈福问安。两年后，他终于骗得夫差的信任，重新回到祖国。

　　勾践回国后，发愤图强，整天睡在硌人的木柴上，每次吃饭前都先尝一下苦胆，然后大声自问：“勾践，你忘了会稽之耻了吗？”在自强的同时，他还采纳了范蠡和文种的建议，向吴王夫差实施了三十六计中最温馨而又最恶毒的一计：美人计。范蠡在全国范围内遍寻美女，西施被选中。经过三年的教习，越王才恭恭敬敬地将她送到吴国。

　　在培训的这段时间内，西施与范蠡产生了感情。范蠡在送西施去吴国的路上，心中十分矛盾，一路上唉声叹气。西施也是病怏怏的。幸好途中遇到一位白发老者，他谆谆教导两位说：“国家事大，自己事小，复国重任寄托在你们身上。”说完还把手中的一篮又大又红的李子送给他俩。二人听了老者的话，顿时精神振奋，向老人行礼说：“老伯的话，千金难买，我们铭记不忘。”后人将这个地方称为携李。

　　吴王夫差一见西施，果然神魂颠倒、宠爱异常，为求美人一笑不惜大兴土木，把江山扔在了一边。此时，越国却在厉兵秣马，伺机复仇。十年后，勾践认为时机成熟，下令北伐。吴国被打得落花流水，夫差请和，勾践不肯，夫差只好自杀。

　　勾践灭吴后令西施与他一起回越宫。还未起程，越王夫人赶来了，她怕勾践立西施为后，诬说西施是亡国的狐狸精，密令大将秦泽给西施拴块大石头沉江。巧的是，秦泽的父亲正是当初给西施和范蠡送李子的老汉。他假装执行命令，暗中托老父把西施这位越国功臣藏了起来。

　　再说勾践，自灭吴后，他渐渐开始猜忌功臣。范蠡见勾践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决定归隐。临行前去看望秦老汉，得知西施未死，喜出望外，于是携同西施云游四海，浪迹天涯，最后定居在齐鲁一带，由于经商有方，成为巨富，人称陶朱公。

　　关于西施的结局，历史上有许多种说法。上面这个颇为浪漫的说法出自《越绝书》以及明代的戏曲作家梁辰鱼编成的《浣纱记》等著作。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吴越战争之后，西施回到了美丽的若耶溪畔，度过余生。初唐诗人宋之问在《浣沙篇》写道：

　　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鸟惊入松萝，鱼沉畏荷花。

　　不过，此说在史书中找不到根据，应该只是后代文人的一个善良愿望。

　　另一种说法是：西施被沉水而死。《墨子》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死，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该书编写于战国时期，距西施生活的年代不远，其中所举的比干、孟贲、吴起之死，均与史实相符，由此推断，如果这个西施是我们所讲的西施，那么西施被沉也是真的。另外，古本《吴越春秋》也说：“吴亡，西施被杀。”《吴越春秋逸篇》更详细：“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而终。”“鸱夷”就是皮袋，按这种说法，西施是被装在皮袋里扔进江中而亡的，这与同时代的伍子胥是一个死法，伍子胥就是被装在“鸱夷”里投入了钱塘江中。根据民间传说，千古奇观“钱塘潮”就是由于伍子胥的怨怒形成的。

　　分析以上三种说法，最后一种更符合历史的必然。假如西施真有其人，也不过是一个天生丽质、在吴越政治斗争充当了工具的农家女子。灭吴后，“兔死狗烹”是情理之中的事。看一看范蠡出逃、文种被杀，就知端的。

　　西施真的存在吗？

　　西施的传说虽然在民间和各种野史中异彩纷呈，但是关于西施的有无，历来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反对者的理由是：

　　其一，翻阅《史记·越世家》《国语·越语下》等正史，其中都记载了吴越两次交战，也都写了勾践失败后到吴国为奴以及后来勾践报仇雪耻之事，但都未提到西施。《史记》中还记载了范蠡的结局：勾践复国后，范蠡“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范蠡“浮海出齐……父子孜产……致资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但是，只字未提西施其人。《国语》《史记》离春秋时代较近，也未记录为越国雪耻灭吴作出“卓越贡献”的西施，可见传说不是事实。

　　其二，西施是古代美女的通称，不是实指，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屡见。早于勾践两百年的《管子》中就说：“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

　　其三，所有与西施有关的先秦典籍，都不曾提到“美人计”。到了东汉的《越绝书》中，西施才开始与吴越战争挂靠，书中说：“越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文种）献之于吴王。”此后，西施作为吴越战争的历史人物，开始出现于民间传说。而《越绝书》是部连作者都不能确定的书，其内容多采传闻异说，所以此书的资料不太可靠。

　　其四，关于《越绝书》的作者，最常见的说法是东汉的袁康、吴平等人。与袁康同时代的赵晔在《吴越春秋》中，完善了《越绝书》中文种献西施给吴王的故事，使施行美人计更加完整。后代人根据《越绝书》《吴越春秋》大加宣扬，给西施故事的流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一些地方志如《吴地志》《姑苏志》《会稽志》等，对西施传说亦做了种种杜撰，更增添了西施这一古代美女存在的可信性。

　　疑问出来了，如果离春秋时期较近的《国语》《史记》都没有记载西施的故事，五百年后的袁康、赵晔又怎么可能知道这段历史陈迹？

　　其五，否认“西施美人计”者还认为，中国历史上一到国家败亡，就找出女子来当替罪羊，夏桀有妹喜，商纣有妲己，周幽有褒姒，不一而足。因此，吴越战争中的美人计，也不过是“女祸亡国论”的变种，是封建社会史学家和小说家的惯技，西施则是为这种观念而特意杜撰的一个人物而已。

　　唐代诗人罗隐在《西施》一绝中说得中肯：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综合以上各种证据，一部分人认为西施实无其人，美人计也实无其事。

　　还有一部分人相信西施是存在的，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

　　其一，《管子》一书，并非一时之作，也非一人之作，而是由后人不断补充完成的，因此，用它来论证西施有无是不足为据的。而战国时期的《墨子》《孟子》《庄子》都曾对西施的“美”交口称誉，西汉初年贾谊的《新书》、刘向的《说苑》、刘安的《淮南子》更是言之凿凿。因此，西施确有其人，是不容置疑的。

　　其二，施行“美人计”或者误中“美人计”，都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因此，西施之事不见于史书，是因为吴、越两国史家讳言。秉笔严谨的司马迁因没有正史所依，而未将其纳入《史记》是不足为奇的。然而这富于传奇色彩的人或事，必然在吴越地区广为流传。此事首先由籍贯吴越的作家袁康、赵晔分别披露，正是其存在的证据。

　　其三，浙江绍兴曾出土了两面汉代制作的吴越人物画像铜镜，画像内容、题款有吴王、伍子胥、越王、范蠡、越王和二女。画中吴王怒视伍子胥，伍子胥则慷慨拔剑作欲自刎之态，越王与范蠡窃窃私语，暗自得意，那宽袖长裙、亭亭玉立、风姿绰约的二女，当然就是西施和一同进献的美女郑旦了。况且，为西施教习歌舞的土城山遗址尚在，供西施居住游览的姑苏台、馆娃宫、西施洞、玩月池等遗址尚存，由此认为确有西施其人其事。

　　历史争论往往是因为有证据，却又不是铁证，所以在没有更确凿的证据前，公婆都有理。不过，根据以上的辩论，显然，西施其人其事不存在的可信度更高，因为故事和遗迹都是可以杜撰的。然而，我们更愿意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个绝世的、心系国家，却也多情的美人。我们依然会为这样一个美人的悲惨命运掬一抔泪。

　　前209年7月，秦二世元年，也就是秦始皇死后第二年，各地农民起义一触即发，靠不光彩手段登上皇位的秦二世胡亥招来亲信赵高，二人合谋决定干两件大事给那些大臣们看看。

　　第一件事是诛杀自己的亲兄弟，这对于血雨腥风的封建王朝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二是出兵统一天下。这件事则让人产生疑问。根据我们熟悉的历史，秦二世的爸爸秦始皇在前221年就已经扫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晚唐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中提到的“六王毕，四海一”，更是深入人心。那么，胡亥又何来“统一天下”呢？#p#分页标题#e#

　　最后一个国家

　　事实上，秦始皇生前确实留下一个国家没有扫灭，它就是卫国。

　　卫国的开国国君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武王死时，成王年幼，由其叔父周公旦摄政。由于周公的名声越来越大，引起了他的哥哥管叔（文王第三子）、弟弟蔡叔（文王第五子）的嫉妒。这两个人四处散布谣言，说周公企图篡夺王位，谣言所至，连成王、姜太公、召公奭等人都将信将疑。见时机似已成熟，管、蔡拉拢被分封于殷的商纣王之子武庚，联络淮夷，一举起兵反叛。在这种情况下，周公一面向太公望、召公奭解释自己的良苦用心，一面组织力量，出师东征，讨平叛乱。在平定叛乱的战役中，康叔始终坚定地支持四哥周公，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争结束以后，论功行赏，周公把原来商都周围地区和殷商遗民七族分封给康叔，成为当时的大国，为十二诸侯之一，定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到了战国时期，卫国式微，沦为附庸，不在战国七雄之列。

　　说起来，卫国的命运真是曲折，在历史上两次被灭又两次被救了回来。第一次被灭发生在前660年，当时的国君是卫懿公。此公性喜养鹤，爱鹤胜过爱人，把最受宠爱的鹤全都封成“将军”，而不顾人民的生死，结果被狄（又作“翟”）族所灭。有趣的是，当狄族军队一拥而至时，卫懿公让手下的人出力杀贼，没想到，这些平时被他看得连鹤都不如的人来了个以牙还牙，让他去找那些鹤将军们出力。结果，懿公被杀，卫国被灭。

　　可能是天不灭卫，“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这时候拉了卫国一把。他亲率大军，在谋臣管仲等人的辅佐之下，挥师北上，帮助卫国复了国。齐桓公回国时，新立的卫文公为表感激，送他一程，不知不觉走出了卫国国境，深入齐国国境三十里。春秋时代，诸侯国君送他国国君有足不出境的规矩，齐桓公就立即把脚下的那块国土割给了卫国。卫国重新在楚丘（今河南渭县）建都。此是第一次复国。

　　后来卫国内乱不断，外忧不绝，渐渐衰败。四百多年后，即前254年，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为了在马陵之败后重振雄风，攻打秦国陶郡，顺便把附秦的卫国也灭掉了。卫国第二次被灭。如果没有意外，卫国该就此寿终正寝了，孰料，一向只肯弱肉强食的秦昭王竟然“仗义”帮助卫国复了国。事实上，秦昭王之所以帮助卫国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意借此打击魏国。卫国就这样第二次复国，自此卫国也成为秦王国的附庸国。

　　战国后期各大诸侯国争霸，卫国日渐式微，最后只剩下濮阳城这个弹丸之地。前241年，秦国取了濮阳等地，卫君角被迫迁往野王县，卫已是名存实亡了，但毕竟不算灭国。前209年，卫君角被秦二世废为庶人，卫国才算彻底灭亡。

　　卧榻之侧何以安睡十三年

　　宋太祖赵匡胤有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但卫国却偏偏在“少恩而虎狼心”、信奉唯我独尊的秦始皇眼皮底下“安歇”了十几年，这其中有什么微妙的原因吗？

　　通常的看法是，嬴政之所以没有灭卫，是因为卫国太小了，而且已经称臣，根本不值得去灭。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卫国虽小，终究还是个国，虽然是附庸之国，仍非郡县可比。因此，它被忽略的可能性较小，有意不灭更可信一些。

　　那么，秦王嬴政为什么有意不灭卫呢？可能是因为卫国当年是乃祖帮助复国的，而且已成为秦王国的附庸，于是就放他一马。再说，留下一个附庸国或许也是有颜面的事吧？

　　民间还有一些有趣的说法。有人说，秦始皇是商人吕不韦的儿子，而吕不韦的老家是卫国，所以，卫国是秦始皇的“祖国”。再说，让秦国崛起的商鞅也是卫国人。因此，不灭卫国，是秦始皇对“祖国”的尊重。

　　以上说法仅是猜测，似乎都有道理，但又都有漏洞。但是不管怎么说，秦始皇在前221年扫平了六国，却没有统一天下。而当四海归“一”时，秦王朝也走向了末路。

　　徐福亦作徐巿，本名议，字君旁，齐国琅琊人（今江苏省赣榆县），是一个道家方士。据《史记》记载，徐福曾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和三十七年（前219和前210年），先后两次出海到三神山求仙药。在第二次出海时，秦始皇给他三千男女、五谷的种子以及各个工种的工匠一同前行。结果徐福到了“平原广泽”之地后，在那里称王，再也没有回来。这是我国史藉上有关徐福东渡的最早记录，之后在历代的史书中都有所记载，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有人认为，三神山即日本三岛，所到的“平原广泽”就是纪伊半岛上的熊野川，其登陆的地方就在今新宫市东北数里的波多须浦。在日本也有不少关于徐福东渡到日本的记载，最早的记录出自11世纪源隆国的《今昔物语》。在日本当地还有不少关于徐福的传说，仅他的登陆地点就有九处之多，并且至今在日本还留有不少与徐福有关的史迹。

　　如果以上记录属实，那以徐福为首的几千人，便是我国最早有记录的移居日本的移民集团。然而，关于徐福是否去了日本，各界至今依然争论不休。

　　徐福东渡的传说

　　传说前221年，秦始皇做了中国第一位皇帝后，便幻想长生不死。他遍访高人传授不死之术，并让探险家寻求不死之药。齐人徐福、燕人卢生上书愿意效劳。徐福说燕齐东面的大海之中，有三座仙山，叫瀛洲、蓬莱、方丈，山上住着长生不老的神仙，出产不死的仙药。当年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曾多次派人寻找，可是回来的人总是说，三座神山遥望如云，船到了跟前山就沉入海底，可望而不可即（今天看来，那可能是海市蜃楼）。卢生也说，燕人中有几位高人，他们能把灵魂从躯壳中解脱出来，可以和神仙直接对话，当初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福分浅，未能找到他们。秦始皇听了很高兴，立即委派卢生去寻找高人，派徐福下海寻找三座仙山和不老仙药。

　　徐福第一次出海无功而返。为了逃避惩罚，他对秦始皇诈称：“船只难以靠近仙山，需派善射者同去，射杀鲛鱼。还要派一些有特殊技艺的工匠和有关人士去。”秦始皇相信了他的鬼话，于是再派徐福出去寻找仙药。

　　210年，秦始皇再次派徐福携带童男童女以及百工巧匠技师、武士、射手两千多人，乘着装满五谷种子、粮食、器皿、淡水等的大船，入海去仙山求药。此时刚好发生焚书坑儒的事，徐福害怕寻“不死药”不得，难免一死，于是到了东瀛后，再也不回去了。

　　船上的男女都是秦国优秀儿女、专家人才，在这些人的帮助下，东瀛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说，这个东瀛就是今天的日本。

　　关于徐福东渡的传说，日本人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早五代十国时，有一个到中国取经的日本僧人义楚说：“日本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去而不返，止于此。”义楚称这一说法来自日本和尚弘顺；明初，日本和尚空海到南京，向明太祖献诗时也提到“熊野蜂前徐福祠”；清末，驻日公使黎庶昌、黄遵宪等人，都参观过徐福墓，而且在诗文题记中称，徐福传说在日本已是家喻户晓，人们为他建庙、祠、像，尊他为稻作、蚕桑、医药之神。

　　事实上，不但是日本人的肯定，日本的社会发展似乎也在证明徐福确实去了那里。日本有二千年之久停滞不前的状况，在前200年前后却突然进入稻作农耕的高度文明，同时在短期内进入高度文明的生活。

　　现代考古发现，日本各地与徐福姓名联系在一起的墓、祠、碑、宫、庙、神庄等遗址有五十余处，登陆点二十余处，古书记载四十多项，传说故事三十余个，覆盖日本的十七个县。传说的内容也大同小异，基本都是说“徐福为避暴秦，别觅见乐土，遂率众东渡来日”。日本徐福会会长称：“徐福是日本民族之开国始祖。”而徐福在中国的赣榆故里被发现不久，日本新宫市市长即以徐福当日登陆定居“第二故国”的故乡人身份，代表当地人民要求与赣榆县结成友好城市，并请求该县用徐福故乡特产优质大理石，为他们塑一尊徐福立像，以备将像竖立于徐福在日“故里”的墓前，供人瞻仰，“并作永久的、历史友好的象征”。

　　看来，徐福确实去了日本，可是根据国内正史记载，事实似乎不是这样。

　　徐福第二次出海到了哪里？

　　据《史记》等中国正史的记载，徐福第一次寻仙未果，回来谎称，蓬莱仙岛上有长生不老药，可是因为大鲛鱼捣乱，所以没有拿到。他请求秦始皇派善射者一起去射杀鲛鱼。一心追求寻访仙人，求得长生不老之药的秦始皇再次相信了徐福的鬼话，又给了徐福男女三千人，以及五谷种子及百工匠人，让他再一次出海远行。至此，史书的记载与传说基本相符。

　　关于第二次东渡的结果，《史记》中说：“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意思是徐福到了一个大平原上，在那里称起王来。这一次，徐福真的一去不返了。

　　这个“平原广泽”到底在何处？有学者认为就是日本的本州，理由是东海各岛中，只有日本本州有平原广泽。神武天皇（传统中的日本开国之君）建国的檀原一带，有琵琶湖与远淡海二大泽，二泽周围有九处平原，正符合徐福称王之地的地理特征。

　　这段推理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漏洞是，推论人是先认定日本的本州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平原广泽”，然后去寻找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如果按照这种方法推理，符合条件的地方可以找到很多。例如，中国大陆东部海域内的舟山群岛、刘公岛、台湾岛等等，都可以是徐福的隐居地。

　　我们不妨根据史书来个正推。

　　根据《后汉书·东夷传》的记载：“会稽海外有东澶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

　　根据这段记载，徐福最后到了澶洲。《后汉书》上说这个澶洲在会稽东冶县东海内。此处所说的会稽并非今天的浙江绍兴，而是指古会稽。汉代的会稽，辖境包括今江苏、浙江的一部分以及福建省的全部，东冶县在今天的福建福州。东冶临近海边，与旧交趾国有水上运通。交趾国相当大一部分在今天的越南境内，徐福一行说不定去了那里。

　　此外，在日本的称谓上也有漏洞。日本古称倭国，自汉代以后一直以“东夷”的身份出现于历朝的官修史书中，是中国最悠久的东邻。倘若徐福到的澶洲是倭国的话，《后汉书》中更可能直说倭国，而不必把澶洲从倭国中分离出来。

　　除了地理位置上不确定外，有关徐福到了日本的事迹在史书中也找不到铁证。此传闻起于唐、宋时代，但那个时代的官修史书，如《新唐书·东夷传》《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宋史·外国传》中，都没有只言片语提及徐福与日本有关。更有趣的是，连《列异传》《列仙传》《搜神记》这一类记载奇闻异事的小说书都没有关于徐福的记载。日本的主要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先代旧事本纪》也没有徐福的名字。

　　既然所有的正史都没有提到徐福到过日本或时称的倭国，那么，说徐福到过日本，甚至还是日本的开国之君神武天皇，似乎毫无根据可言。

　　至于历史上有日本人尊徐福为他们的祖先，更可能是套近乎。上古、中古时代的日本一直很仰慕中国文化，他们的君臣也以能够与中国套上关系为荣。这一点有史料为证。

　　据《晋书·四夷传》记载：“倭人，……至魏时，有三十国通好。户有七万。男子无大小，悉黥面纹身。自谓太伯之后。又言上古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纹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人好沉没、取鱼，亦纹身以获水禽。”

　　这段记载中提到，古代的日本人为了自高身份，自称是太伯之后，还学着夏朝太康之子，断发纹身。太伯是西周时代吴国的始祖。他本是古公亶父（即周太王）的长子，太王打算立幼子季历继承王位，长子太伯和二弟仲雍为了避嫌，远走蛮荒的江南。在那里，太伯等人跟随当地的风俗，断发纹身，成为当地的君长。但是，在这段记载中，古代的日本人自称是太伯之后，并没有说自己是徐福的后人。

　　徐福是否到了日本，其传说、事迹是否真实，现在看来，这还有待论证。

　　王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名嫱，字昭君，晋朝时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或明妃，名列我国历史四大美人之一。

　　昭君的故事，在中国流传甚广，无数文学，艺术作品，都以她作为主角。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从大汉族主义以及大男人沙文主义的立场出发，一口咬定王昭君在塞外受苦受难。甚至还有文学作品称，王昭君因深恨被放逐蛮荒，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再嫁而自杀。更有版本说，王昭君在去塞外的途中就投水自尽了。

　　这些传说可能是中原人士一厢情愿的杜撰，真实情况可能是，王昭君自愿嫁入匈奴汗国，在那里所受到的是顶尖享受，终老于幸福之中。

　　悲剧的传说

　　我们来看一个流传最广的传说。

　　传说两千多年前在长江西陵峡秭归县宝坪村，住了个叫王忠的庄稼人，这个庄稼人因为一直没有孩子，便到附近的屈原庙进香许愿，祈求得到一个像屈原那样忠于国家、热爱人民的后代。结果真的很灵验，八月十五夜里，他的妻子梦见一轮明月投入怀中，不久便生下一个比天仙还标致的姑娘，这就是王昭君。昭君从小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心地善良，忧国忧民，特别喜欢望月吟唱，父母就为她建了一座楼，起名望月楼。#p#分页标题#e#

　　后来汉元帝挑选天下美女做后妃，昭君被选中。王昭君到京城长安后，和其他被选的秀女一样，先到画师毛延寿那儿画像。有的美女为了得到皇帝的青睐，重金贿赂毛画师，画师就将她们画得美貌非凡。王昭君不信这个邪，没有给毛画师金银财宝，毛画师就有意在王昭君眼睛下面点了一点，结果王昭君没能入汉元帝法眼，寂寞于后宫。

　　几年之后，匈奴汗国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向汉廷求亲，汉元帝决定在不受宠的美女中物色几位，赏赐给他，并许诺谁愿意前往，就给予公主的身份。王昭君挺身而出。临行前，汉元帝召见昭君，一见面就惊呆了，如此美丽的美人，我怎么没有发现呢？一席谈话，更觉昭君才智过人，整个后宫无人可及。元帝深深后悔，两眼望着昭君，不忍离开。昭君进宫多年，第一次见到多情而又年轻的皇帝，却又要离他而去，也是心酸不已。可是为了国家利益，昭君不得不北上。

　　送走昭君后，元帝立即翻看美人画册，终于在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了。细细一看，原来昭君眼下多了一个疵点，掩盖了昭君的美貌。皇帝大怒，下令将那个弄虚作假的画师毛延寿杀了。

　　昭君随呼韩邪来到塞外，在匈奴又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二人感情很深，但不久阴山山麓和大漠南北，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久旱不雨，水草枯死，牧民饥饿混乱，朔漠飞沙中又夹着一股邪风。当地居民说这些灾难都是汉女王昭君带来的，只有用她的血来祭奠匈奴先灵，草原才能化险为夷。呼韩邪终日愁闷，惶惶不安，昭君也愁眉不展，忽然她想起父母在她进宫前曾送给她一个锦囊。昭君打开锦囊一看，原来里面装有庄稼种子、金剪子和一张黄纸。昭君百思不得其解，伤心地流下了一串串泪珠。这泪珠滴落在冰凉的沙子上，沙地上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一股蓝晶晶的小清泉。昭君又惊又喜，有了水，还要有牛羊、水草、庄稼。她拿起了金剪用黄纸剪了一只小羔羊，想不到刚剪成，小纸羊就变成了真羊。昭君又用黄纸剪牛羊、水草花瓣，顿时，身边出现大片的绿草香花，成群的牛羊在其中吃草、休息。最后昭君又将锦囊中的种子撒在沙地上，顷刻便长出了庄稼。牧民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世代传送着昭君的恩德。昭君最后死在漠北，也就是现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南郊。呼和浩特是“青色之城”的意思，所以昭君墓也被称作青冢。

　　再说元帝，因为思念昭君，一病不起，五个月后就死了。

　　关于昭君的结局，除了上面这个圆满的结局外，还有自杀说、投水说等。无论什么版本，在大汉族主义者的眼中都是一个悲剧，理由是：王昭君被毛延寿这个小人所害，被迫远离故土，就算她赢得了单于和匈奴牧民的尊敬和爱戴，但一个聪慧的水乡女子怎么可能和野蛮人有共同语言呢？

　　千百年来，人们就是在这种心结中感叹着王昭君的悲惨命运。然而，我们不得不打断延续了千百年的一厢情愿式的意淫。

　　塞外的幸福生活

　　关于王昭君的传说中，一切“悲剧”的源头来自宫廷画师毛延寿这个“奸臣”。京剧上就有“骂一声毛延寿卖国奸臣”“你不该投番邦丧尽了良心”，并且认为他被杀是大快人心。然而，王昭君传说中的一个最大破绽正是毛延寿。查《汉书》《资治通鉴》均无毛延寿画宫女画以及被杀的记载。在历史上，汉宫是否存在皇帝按图召幸宫女的规矩，也未见正史记载。

　　《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对昭君出塞的记载是这样的：

　　汉宣帝时，匈奴发生内乱，五个单于分立，相互攻打不休。其中有一个呼韩邪单于，被别的单于打败，逃到汉朝来，向汉宣帝请求援助。因为呼韩邪单于是第一个到中原来朝见的单于，于是，汉宣帝亲自到长安郊外去迎接他，并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呼韩邪单于在长安住了一个多月后，汉宣帝派了两个将军带领一万人护送他到漠南，同时送给他三万四千斛粮食。呼韩邪单于非常感激。西域各国看见汉朝对呼韩邪单于这么好，也都争先恐后地同汉朝打交道。

　　汉宣帝死后，他的儿子刘奭，即汉元帝即位。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一次到长安，“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意思是自愿当汉朝的女婿，以便有所依靠。汉元帝同意了。以前匈奴强大，汉朝和匈奴和亲，都是挑选公主或者宗室的女儿，现在呼韩邪的匈奴已成了汉朝的附庸，于是元帝决定挑五个宫女给他。他吩咐人到后宫去传话：“谁愿意到匈奴去的，皇上就把她当公主看待。”民间选来的宫女，进宫后就像鸟儿进笼一样，都希望出宫，但听说要离开本国到匈奴去，却又不乐意。宫女王嫱，即王昭君，长得十分美丽，又很有见识，为了自己的终身，也为了汉朝和匈奴的和好，毅然报名，自愿到匈奴去和亲。呼韩邪临辞之前，元帝召见五女，只见“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汉元帝虽然阅美女无数，也大为震惊，想改变主意，却不能开口，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去了匈奴。

　　汉元帝为什么没有见过昭君呢？《汉书》只说“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怨”，并未提毛延寿作伪的事。事实上，皇宫是美人窝，如果没有特殊的际遇，从民间选来的王昭君见不到皇帝是非常正常的事。而史书中也根本看不到王昭君对西汉宫廷和皇帝的恋恋不舍，相反，却看出了她的大彻大悟、自愿脱离。

　　汉元帝时，宫女为取宠皇帝，用重金贿赂画工，画工向宫女索赂的情节，来源于西晋葛洪写的笔记小说《西京杂记》。这笔记是好事文人掇拾而成的杂记，不一定符合真实历史。《西京杂记》等文学作品将毛延寿与王昭君联系在一起，可能因为当时西汉政府恰巧处决了一批宫廷画家，毛延寿是其中之一且画技最高的原因吧。

　　王昭君到了塞外后，并不像传说那样，日日思念中原、思念皇帝，郁郁而终，甚至自杀而亡，而是享尽顶级待遇。

　　王昭君抵达匈奴后，与呼韩邪单于非常恩爱，被封为“宁胡阏氏”。据《汉书·匈奴传》等史书记载，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所生的儿子伊屠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婚后三年，呼韩邪去世，嫡子雕提模皋继位。依照匈奴汗国的风俗和律法，嫡子有跟庶母结婚的义务，于是王昭君再嫁给新皇帝。二人年龄相当，新单于更加爱慕王昭君。两人共同生活了十一年，王昭君继续当皇后，跟新单于又生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匈奴贵族。由于王昭君的原因，匈奴和汉族和睦相处，有六十多年没有发生战争。

　　至于王昭君与汉元帝之间的爱情则根本没有可信度。后宫佳丽无数的汉元帝面对绝世美女，产生刹那间的眩晕是可能的，但产生爱情的可能性极低。并且，就在王昭君辞行之后五个月，汉元帝就死了。如果王昭君留下，哪有幸福可言。事实上，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她的幸福才真正开始。

　　至于王昭君卒于何年，不得而知。昭君死后，葬于青冢，而专家考证说，这只是她的衣冠冢，王昭君到底埋葬在什么地方，只能是一个永远的谜了。

　　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中，最能使英雄豪杰竞折腰，并且最为倾国倾城的，当数三国时期的貂蝉了。

　　历来出名的美女都会与政治、文化有关，貂蝉也不例外，她是汉末三国纷争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人物。貂蝉利用美人计诛杀董卓的故事，在《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中有精彩的描写。不过，就是这位家喻户晓的美女，至今身份仍扑朔迷离，尚未见底。

　　貂蝉有名无姓，不知出处。《三国演义》说她是东汉末年司徒王允的歌妓；《三国志评话》说她是吕布之妻，姓任，小字貂蝉；戏里说她是吕布的部将秦宜禄的老婆，也有人说她是董卓的婢女；元人说她是掌貂蝉冠的宫女，貂蝉冠是东汉武官帽冠，“附蝉为文，貂尾为饰”；民间则另有传说，说她是个孤儿，无名无姓，从小在郊野与大自然为伴，行同乞丐。一日大司徒王允去郊外巡视，偶然发现了头上长满癞疤的她，就叫随从上前问话。随从嫌她脏丑不愿近前，她就大哭起来，边哭边用又脏又破的袖子擦脸，用脏手抓头皮，结果丑女顿时变天仙。王司徒觉得此女不同一般，可怜可爱，就收为义女，视如亲生，爱如珍宝，貂是山野中的珍兽，蝉在古人看来也是美好的事物，于是为她起名为貂蝉。此外，还有人将貂蝉写作貂婵，认为婵是用来表现她美好的意思。

　　至此，我们发现，貂蝉的名字中“蝉”有两种说法：一为蝉，一为婵。其中“貂蝉”更被认同。那么，这样一位连名字都存在异议的美女真的存在吗？哪一个是真实的貂蝉？

　　传说中的貂蝉

　　古籍上虽没有有关貂蝉的记载，但文学作品中多有描述。学者孟繁仁先生对文学作品作考证后得出结论：貂蝉，任姓，小字红昌，出生在并州郡九原县木耳村，十五岁被选入宫中，执掌朝臣戴的貂蝉冠，从此更名为貂蝉；东汉末年，各地军阀割据混战，社会混乱不堪，汉末宫廷风云骤起，貂蝉出宫被司徒王允收为义女。

　　当时东汉王朝被奸臣董卓所操纵，再加上有个勇冠三军的义子吕布，他更是目中无人，为非作歹。朝中大臣人心惶惶，一些人心中不免生出反抗的想法，司徒王允就是其中之一。

　　有天晚饭后，王允到花园里散步，脑子里琢磨如何除掉董卓。不过要除董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先离间他和吕布的关系，否则就是以卵击石。正在王允百思不得其计的时候，花园的另一边传来女子的叹息声，顺着声音，他悄悄走了过去，发现府中的歌妓貂蝉正坐在石台上闷闷不乐。平日里王允待貂蝉就像女儿一样，他上前问道：“貂蝉，你有什么伤心事啊，干吗深夜在这儿唉声叹气的？”貂蝉一听王允这么问她，就说出了原委。原来她一直因为王允收养了她而希望能够报恩。最近她见王允总是愁眉不展，特别是今晚，更是坐立不安，猜想肯定是有什么大事儿，而且还十分棘手，自己又帮不上忙，才唉声叹气的。接着，她表示，只要王允有用得着她的地方，她一定万死不辞。貂蝉的一番话，让王允立刻想到，吕布和董卓都是好色之人，可以利用貂蝉使一个连环美人计。王允先把貂蝉暗地里许给吕布，再明把貂蝉献给董卓。从此以后，貂蝉周旋于此二人之间，送吕布以秋波，报董卓以妩媚。

　　吕布自董卓收貂蝉入府为姬之后，心怀不满。一日，吕布乘董卓上朝之际，入董府探视貂蝉，并相邀于凤仪亭相会。貂蝉一见吕布，便假意哭诉被董卓霸占之苦，惹得吕布怒火中烧。此时董卓恰好回府撞见这一幕，怒而抢过吕布的方天画戟，直刺吕布，吕布飞身逃走，从此两人互相猜忌。王允趁机说服吕布，铲除了董卓。

　　以上内容多数出自《三国演义》。在以男性为主体的《三国演义》之中，貂蝉无疑是其中少数几位女子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正是有了貂蝉，才有了王司徒巧施连环计，才有了吕奉先大闹凤仪亭，才有了凶横无忌权倾一时的董卓于宫门前被戮。她的出现甚至加速了东汉末年军阀战乱时代的结束，促成了一代雄才曹操、刘备、孙权等人的崛起，从而使已经风雨飘摇的汉室江山得以延续。大文豪金圣叹评曰：“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

　　然而，在演义体小说中，自从吕布白门楼殒命之后，这位胆色俱佳的奇女子便不见了踪迹。关于她的后事，众说纷纭，却莫衷一是，这就不免令人疑窦丛生。

　　扑朔迷离

　　按照《三国演义》以及其他演义的记载，貂蝉涉及王允、吕布、董卓三人，如果真有这个人物，正史中一定会有她的记载。然而，其他三人的事迹均在，却没有貂蝉这个人物。

　　在《三国志》《后汉书·王允传》中详细记载了王允、吕布诛除董卓的事。其中提到，汉末初平元年（190年），董卓迁汉献帝于长安。董卓自为太师，非常骄横，大臣、将士只要说话不小心，触犯了他，就要掉脑袋。更有甚者，“法令苛酷，爱憎淫刑”，冤死者达“千数”，以致百姓在路上都不敢说话，只能用眼神交流。一些大臣怕保不住自己，都暗暗地打算除掉董卓，这其中就有司徒王允和尚书仆射孙瑞等人，他们常常一起密谋诛卓。当时董卓手下有一个心腹叫吕布，是一个出了名的勇士（并未提到义子关系）。董卓知道人们都恨他，所以叫吕布随身保护着他。人们慑于吕布的勇猛，不敢对董卓下手。后来，王允利用两人都是并州人的关系，设法买通了吕布。

　　《后汉书·吕布传》《三国志·吕布传》都记载了这么两件事。一则是：董卓叫吕布守中阁（内厅），而吕布“私与傅婢情通”。对此，吕布“恐事发觉，益不自安”。唐代颜师古在《汉书》上注称：傅婢，就是打理主人衣服衽席之事的侍女。这个与吕布私通的傅婢，应是董卓宠幸的侍女，否则吕布不会感到“益不自安”。

　　另一则是：有一次，吕布稍不如董卓意，董卓拔出手边的戟就扔了过去，幸亏吕布眼疾手快，把身子一侧，躲过飞来的戟。后来吕布向董卓赔了不是，董卓也表示宽恕他，但吕布“由是阴怨卓”。

　　吕布向王允讲述了自己差点被董卓杀了的事，王允觉得时机已到，就把诛杀董卓的密谋告诉吕布，让他做内应。吕布起初碍于“父子”般的情分犹豫不决，王允启发他道：“你姓吕，与董卓本来就是不骨肉至亲，如今你担心自己的性命还来不及，还提什么父子之情啊？董卓掷戟之时，想到过父子情吗？”吕布觉得有道理，于是答应了王允。随后，大家经过周密布置，趁董卓朝会之际，吕布终将董卓刺杀。

　　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都提到一个傅婢，勉强可以视其为传说中的貂蝉。但是她跟王允毫不相干，王允不可能利用她实施“美人计”。再说，这个傅婢，仅是董卓与吕布决裂的一个心理因素，不是形成诛灭董卓的核心人物。#p#分页标题#e#

　　在《后汉书·董卓传》中，则既没有貂蝉的身影，也没有傅婢的影子。书中是这样说的：

　　当时王允与吕布及仆射士孙瑞密谋诛杀董卓。有人或许知道了此事，于是背着一块写着“吕”字的布在街上行走，边走边唱：“布乎！”有人将此事告诉董卓，董卓不知道什么意思。汉献帝三年四月，皇帝大病初愈，在未央殿大会群臣。董卓穿着朝服准备乘车进宫，还没起程，拉车的马忽然受惊，将董卓摔到泥里。董卓回家更衣，他的妻子觉得不吉利，阻止他进宫，董卓没有听妻子的建议，但是却加强了防卫，吕布等人捍卫前后。王允和士孙瑞秘密将此事告诉了皇帝。商量过后，士孙瑞带给吕布讨卓的诏书，同时令骑都尉李肃和吕布的十余个心腹勇士穿着卫士服，埋伏于北掖门内。董卓快到门前时，马受惊不行，董卓觉得古怪，准备打道回府，后经吕布力劝才继续前行。董卓进了北掖门后，李肃挥戟便刺，可是因董卓盔甲厚重，只伤了手臂。董卓掉下车来，环顾四周大声呼叫：“吕布何在？”吕布答：“有诏讨贼臣！”董卓知道大势已去，大骂道：“庸狗，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吕布也不答话，举矛就刺，周围的士兵很知趣，一拥而上斩了董卓。

　　这段记载中很明确地说，董卓被杀，王允是主谋，吕布是具体执行者，但与貂蝉无关。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貂蝉其人、其事纯属虚构。而《后汉书》《三国志》中都提到的傅婢，恐怕就是后世好事者和小说家笔下附会出来的貂蝉之样本。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貂蝉”一词倒非罗贯中所创，宋代大诗人陆游《草堂拜少陵遗像》中就有“长安貂蝉多，死去谁复还？”的诗句，不过那个“貂蝉”并非二八佳人，而是喻指达官贵人。

　　如果说貂蝉此人不存在，为什么民间津津乐道，说是王允设连环美人计，利用貂蝉杀董卓呢？首先是因为民间作品的渲染，如《刺董卓》《貂蝉女》《锦云堂暗定连环计》等杂曲的广泛流传，特别是《三国演义》的宣传，使人们以假为真。

　　此外，人们相信貂蝉的故事，或许还有以下三个原因：其一，董卓生性淫乱，连公主都不放过，让此狂暴淫乱的历史罪人死于女子的石榴裙下，解恨而且合理；其二，吕布此人品行很差，他在归于董卓帐下之前就有背叛丁原的劣迹，由这样的人物作为杀董大业的主角，人们不乐意，所以让他只是充当貂蝉、王允的杀董工具，合情合理；其三，王允为国为民，老谋深算，只有他有资格设计美人计，为此就得为他设计出个美人女儿貂蝉。

　　以上种种因素加在一起，貂蝉在民间的形象就坐实了。

　　貂蝉的七种下落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推断貂蝉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物是不存在的。作为一个文学作品，貂蝉的命运也不完整。她在完成义举后，就被主流文人所抛弃，不知所终。但仍有一些人在孜孜不倦地追寻她的下落，并且形成了“惨死”和“善终”两大结局。

　　“惨死系列”至少包含四种不同的版本。

　　昆剧《斩貂》中称，吕布在白门楼被曹操斩首后，其妻貂蝉被张飞转送给了关羽。关羽拒绝受纳这位污点美女，又怕她被别人玷污，于是乘夜传唤貂蝉入帐，拔剑痛斩美人于灯下。

　　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中则说，曹操欲以美色迷惑关羽，使其为自己效力，遣貂蝉前去引诱。貂蝉使出浑身解数，上下挑逗，关羽心如磐石，断然铲除了这个情色祸患。

　　明代以后，在儒家文人的悉心改造下，貂蝉和关羽的故事又演变出第三种版本。明剧《关公与貂蝉》中的貂蝉向关羽详述了自己施展美人计为汉室除害的经历，痛说内心冤屈，赢得关羽的爱慕。但关羽决计为复兴汉室献身，貂蝉只好怀着满腔柔情自刎。

　　第四种版本是说貂蝉在关羽的庇护下逃走，削发为尼。后来曹操派人追捕，为保全桃园三兄弟，貂蝉毅然触剑身亡，一缕幽怨的香魂，追随国家大义而去。

　　“善终系列”则有三个版本，一是貂蝉削发为尼，以佚名方式写下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向世人言明自己的政治贡献，最后在尼姑庵里寿终正寝；第二种版本则称关羽不恋女色，护送貂蝉回到其故乡木耳村，此后貂蝉一直守节未嫁，终于熬成了一个贞烈老妪，乡人为其建庙祭奠。在这期间，为了谋生和丰富群众文艺生活，貂蝉还组织戏班演出，她所搭建的戏台，成为该村的一个诱人景点；第三种版本称貂蝉被关羽纳为小妾，并送往成都定居，本想在功成名就后终相厮守，不料自己兵败身死，貂蝉从此流落蜀中，成了寂寞无主的村妇。

　　1971年左右，还有人在成都北郊拾得一块古碑，其铭文约略为：“貂蝉，王允歌姬也，是因董卓猖獗，为国捐躯……随炎帝入蜀，葬于华阳县外北上涧横村黄土坡……”这里的“炎帝”，疑为“关帝”的讹记。直到1652年，清顺治帝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后，民间才开始出现“关帝”的简称，因此，这块墓碑可能只是好事者的伪作。

　　刘关张并未“桃园三结义”

　　在《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是第一个著名的故事，也是后来许多精彩桥段的基础。提起刘备、关羽和张飞，人们总是会想到他们祭告天地，焚香而拜，结为异姓兄弟的故事。那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词至今还流传在中原大地，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后来中国社会流行的结拜异姓兄弟的风俗，在磕头换帖“义结金兰”的誓词中，总少不了桃园结义中的这两句话。可见，刘、关、张生死与共的深情，已深深地根植入中国人的心中。

　　那么历史上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是否真有其事呢？

　　虽然人们把视为义结金兰的榜样，但是历史的真相却是三人并没有结义。三人结义其实是《三国演义》作者根据民间传说以及小说情节内容所需而编造出来的。

　　理由一：《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正史中从未提及此事。

　　《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刘备在乡里聚合徒众时，关羽、张飞就已投其门下。刘备后为平原相，与关、张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人多的地方），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关羽还说了一句话：“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

　　从以上两句话中可以看出刘、关、张三人关系密切，休戚与共，患难相携。关羽、张飞二人对刘备忠心耿耿，在人多的地方终日侍立在刘备左右，保驾护航，不避艰险。但此句只说三人“恩若兄弟”，未见得是结拜兄弟的关系。关羽那句话进一步确定，三人未结拜，因为他称刘备为“刘将军”。

　　《三国志·张飞传》也记载：张飞年轻时和关羽一起事奉刘备，“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其中，只提到张飞把关羽当兄长一样看待，未提刘备。而把比自己年长的人当做哥哥来看待，称呼某人为“哥哥”并不见得就是拜把子兄弟。

　　《三国志·刘晔传》中记载：关羽大意失荆州，被东吴人杀害后，魏文帝曹丕问群臣刘备会不会出兵伐吴，为关羽报仇，侍中刘晔回答说：“刘备和关羽‘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关羽被杀害，如果刘备不能为他报仇，对关羽的恩义就不算全始全终了。”刘晔形容他们的私人关系为“恩犹父子”，连“兄弟”二字都未用。

　　以上史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刘关张三人关系亲密，就像兄弟、父子一样；其二，没有史料证明三人曾经结拜兄弟。

　　理由二：年龄排序有误，如果结义，应是关刘张，而不是刘关张。

　　在《三国演义》的第一回中写到，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当时刘备“年已二十八岁矣”。随后，他在同一天先后认识了张飞、关羽两位豪杰，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次日，三人便举行了脍炙人口的“桃园结义”。《三国演义》中说刘备当时“年已二十八岁”似是有误。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卒于章武三年(223年)夏四月，“时年六十三”。由于古人计算年龄都算虚岁，照此逆推，刘备应生于161年。那么，中平元年他应该不到二十五岁。

　　再看关羽。史料记载关羽生年不详，死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元代学者胡琦经过考证，认为关羽大概生于159年，比刘备大两岁。

　　清康熙年间，有人在关羽的故乡解州（山西运城市）掘井时，掘到了关羽祖墓的墓碑，上面镌刻有关羽的家世。当时有个叫朱旦的官员据此写了一篇《关侯祖墓碑记》，文中称关羽生于汉延熹三年（160年）。按照这种说法，关羽也比刘备大一岁。

　　张飞的年龄相对比较好界定。据《关公年谱》记载，张飞小刘备四岁。

　　综合上面的信息，可以得出结论，刘关张三人中，关羽最长，刘备次之，张飞最小，假如真有桃园结义，应该是“关刘张”，而非“刘关张”。

　　由于“桃园结义”不但无太多的历史依据，且有漏洞，因此不可全信。民间之所以有桃园结义的传说，可能是对史书中“恩若兄弟”的想象与附会。至于民间传说和《三国演义》要称刘备为大哥，是因为刘备是君，关张是臣，从行政级别上看，刘始终大于关、张。

　　“桃园结义”的历代演变

　　《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桥段是作者根据民间传说，配合小说情节内容所需而编造出来的。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在民间就已经流传很久了。

　　宋元时期成形

　　至迟在宋代，民间就开始流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宋末元初赫经在《重建庙记》中就有“初，王（关羽）及车骑将军飞（张飞）与昭烈（刘备）为友，约为兄弟”的说法。到了元代，该故事越来越完备，并且出现了不同的版本。下面举两个有代表性的版本。

　　元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中对该故事是这样描述的：

　　蒲州州尹臧一鬼欲谋自立，请关羽为帅。关羽杀死此人，随后逃往涿州范阳。此时张飞正在当地开肉店。这天，张飞外出，故意在店前用千斤巨石压住一把刀，告诉伙计，如果有人能从巨石下取出刀，就将肉送给他，分文不取，并让伙计记住他的住处。不久，关羽路过此店，听说此事，轻松地搬开巨石，从石下取出刀，却拒绝要肉。张飞回店后得知消息，专门去到关羽入住的客店相访，并拜关羽为兄长。二人后来又遇到刘备，二人见刘备长相非凡，便邀其一起喝酒。刘备大醉而卧，只见有赤链蛇钻进刘备七窍之中，关羽觉得“此人之福，将来必贵”，于是又共拜刘备为兄长。三人在城外桃园杀牛宰马，祭告天地，并立誓“不求同日而生，只求同日而死”。

　　元代《三国志平话》中的“桃园三结义”描写得更为真实：

　　关羽是平阳蒲州解良人，生得神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传》，每每看到乱臣贼子，就心生怒气。后来，因本县官员贪财好贿，残害黎民，关羽一气之下将县令杀了，而后亡命逃遁，跑到涿郡。

　　涿郡有一本地人，姓张名飞，身长九尺余，声若巨钟，是当地大富人家。这天，他正站在自家门前，恰逢关公走过。张飞见这个汉子生得状貌非俗，于是向前施礼问候。关公便把自己的事告诉了张飞，听了关公一席话，张飞觉得关公有大丈夫之志，于是邀其到酒店共叙。二人把盏相欢，言语相投，好像老朋友一样。

　　这时，恰逢刘备在街上卖草鞋，卖完后也来酒店中买酒吃。关、张二人见刘备生得状貌非俗，有说不尽的福气。于是，关公向刘备敬一杯酒，这刘备也不客气，一饮而尽。聊了几句之后，三人干脆坐在一个桌子上了。喝了一会儿，张飞说此处说话不方便，请刘、关二人去他家中一叙。在张飞家的后桃园内，三人在亭内摆酒畅饮。席间，三人各序年甲：刘备最长，关公为次，张飞最小。于是，三人结为兄弟，大者为兄，小者为弟，又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三人同行同坐同眠，誓为兄弟。

　　《三国演义》中达到顶峰

　　毫无疑问，是《三国演义》把桃园结义这个故事发扬光大，并推上了道德的最高峰。时间进入明代，桃园结义的故事在民间已经流传甚久，且版本众多。罗贯中将历代的“结义故事”去粗留精，删除了一些荒诞的成分，写出了“桃园三结义”的经典版本。在《三国演义》中，刘、关、张三人在国难当头，欲投军破贼、保国安民、共举大事这个目标一致的大前提下结为兄弟。这样一来，故事的立意较其他版本要高，朋友关系也拔高了一截。再加上，《三国演义》本身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的背景是真实的，因此，“桃园结义”也更加令人信服了。

　　民间为什么津津乐道

　　在以《三国志》为主的正史中，曹操其实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以刘备为首的刘、关、张、诸葛亮等也并不是正义、忠义的化身，而仅仅是当时三方政权割据中的一方而已。但在其后的几个朝代中，这两方的形象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曹操逐渐变成了奸雄，刘备一方成了正义的化身，尤其是关羽和诸葛亮更是被逐渐神化，被赋予了和皇帝平级甚至高于皇帝的地位。直至今日，我国各地的关帝庙有几千座，比孔庙还多。这个戏剧化的逆转主要是在唐、宋时期发生的，南宋时期是主要的转折点。#p#分页标题#e#

　　北宋末年，在经历了“靖康之耻”后，北宋政权被金兵所灭，其残余势力无力抗战，偏安一隅，在临安（杭州）建立了首都。当时，南宋人对占据北方的金人恨之入骨。在三国时代，曹操的魏国占据的就是北方，蜀国和吴国占据的是南方，因此，在南宋时期，凡是提及三国故事时，曹操就成了人们的假想敌。无能的政府和无辜的人民都一致把对金人的痛恨转移到了曹操身上。因此人们也就更加拔高刘、关、张的正义的形象。

　　另外，中国人向来推崇忠义、道义思想，而刘、关、张三人的故事正好满足了这个心理需求。加之，中国历史上向来把刘备作为正统的汉室宗族，曹操则被看作是篡权的奸雄，所以，人们也愿意让刘备有两个武功高强，赤胆忠心的兄弟。而《三国演义》明显是支持刘备而贬低曹操的。

　　知道了这个历史背景，在《三国演义》中出现刘、关、张结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女皇，但是中国第一个女皇帝不是她。历史上比武则天更早称帝的女人有两个：一个诞生于北魏，不过只是另一个女人布置的一场闹剧；另一个则唐高宗时期货真价实的女皇帝陈硕真。

　　闹剧女皇帝

　　515年，北魏宣武帝驾崩，时年六岁的肃宗孝明帝即位。由于肃宗年幼，其母胡太后临朝听政。孝明帝十九岁时密谋逼迫太后归政于己，没想到机密泄露，胡太后先下手为强，将孝明帝的嫔妃刚生下的女孩谎称男婴，立为“太子”，并大赦天下。不久，胡太后又毒死了孝明帝，立假太子为帝，改年号“武泰”。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早于武则天一百五十六年。

　　这个事情要从胡太后说起。

　　胡太后名叫胡承华或胡充华，她的发迹纯属偶然。她本是一介平民，历史记载她进入皇宫是因为她的母亲，还有一说是因为她的姑姑是个比较有名气的尼姑，而北魏是非常推崇佛教的，这个尼姑便利用经常进宫讲经的机会推荐胡承华进了皇宫。

　　能在历史上留名的女人肯定都是有本事的。胡承华的魄力在她怀孕之后就体现出来了。

　　早在北魏开国君主拓跋珪建国之初，因为看多了汉、晋时代的外戚专权，于是立了一个规矩：立太子则杀生母。胡承华进宫时，这个规矩还存在。那时候后宫的妃子们因为怕生下太子而丧命，在怀孕后就想办法把胎儿打掉，没在肚子里弄死的就在出生后弄死。胡承华有了身孕后，有人劝她把孩子弄死，她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天子哪能没有儿子！你们怎能那么自私，只顾个人生死而不顾国家前途！”而且祈祷能生个儿子，并立为太子。可见这个女人不简单。

　　她后来真生了个儿子，并立为太子，叫元诩。按规矩胡承华是要被杀头的。但是宣武帝爱极了这个女人，最后竟然让她在后宫、朝廷的斗争中活了下来。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很快，太子元诩当上了皇帝，这时的胡氏已成了胡太后，把持了朝政—开国皇帝拓跋珪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刚开始，胡承华勤政爱民，为她获得了声誉。接着，她开始铲除异己，独掌大权。

　　权利会让人失去理性。小皇帝长大后，按道理胡承华要还政于帝，但是谁愿意放开手上的权利呢？于是，胡承华毒死亲生儿子，立了皇帝刚生下一个月的女孩为皇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

　　胡承华当然不会错把女孩当男孩，她只是为自己称帝做铺垫。后来她还是因为各种原因把这个小女皇帝废掉了，立了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做了皇帝。虽然胡承华没有称帝，但是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她自己也自称为“朕”“寡人”。历史上把持朝政的女人很多，但是敢自称“朕”“寡人”的除了武则天，就是这个胡承华了。

　　也就是说，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女婴在另一只手的操弄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而是操弄这场闹剧的胡承华，却借这个婴儿成了名义上的皇帝。

　　义军女皇帝

　　如果说上一个女皇帝还有些遮遮掩掩，属于以假乱真，那么下面这位就是货真价实的女皇帝，她叫陈硕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称女皇的人！为何她名不见经传呢？那是因为她没有武则天那样大的影响，也没有武则天那样的宫廷秘闻和种种传说。

　　陈硕真，浙江淳安县梓桐镇人，唐代农民起义女领袖，她自称仙人，民间奉以为神。

　　唐高宗李治继位的第四年，即653年，睦州青溪县（浙江淳安）爆发了一次农民起义，为首的是位巾帼女杰，就是陈硕贞。她自称皇帝，建立政权，震动了一方。

　　陈硕贞，史书上又写作陈硕真。关于她的出身和年龄，由于史料缺乏，已无法知道。但据推断，她发动起义时年纪很轻，因为史书称她为“睦州女子”而不是“睦州女人”，古人在用词上一般是很讲究的。

　　青溪位于今天浙江西北部，与安徽相邻，这里山高谷深，河汊交错，物产十分丰富，尤其是漆、茶等经济物生长旺盛。正因如此，统治者对此地格外关注，索求无度，使得这一地区的百姓负担十分沉重。在这种背景下，尽管当时唐朝刚刚经历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政治、经济、文化形势一片大好，但在类似青溪这样的局部地区内，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仍很尖锐，人民对唐朝的统治还心怀不满。忍无可忍之下，陈硕贞发动了青溪起义。

　　陈硕贞发动起义是经过认真谋划的。一日，陈硕贞向邻居们说自己将要成仙而去，离开这里，为此特向乡亲们道别。不久，陈硕贞果然在乡里消失了。对此，邻居有的信以为真，有的半信半疑，还有些人根本不信，他们向官府告密说：陈硕贞成仙升天是假，图谋不轨是真。官府派人四出搜寻，并将其抓获。当地官员审讯后，以妖言惑众、图谋不轨之类的罪名将案情上呈。没料到，上司却以查无实据为由，将陈硕贞开释。

　　本来，陈硕贞想以成仙为名离开一段时间，一则让人相信她真已成仙，二则利用这段时间学习本领、思考起义计划，待时机成熟，再利用仙人的身份回乡组织起义。不料半途出现这场变故，幸而及时化解。这使陈硕贞明白了官府已在注意自己的行动，于是归乡后她决定马上举行起义。归山猛虎，入海蛟龙，必然会兴风激浪，风暴爆发在即。

　　陈硕贞有一位亲戚叫章叔胤，他积极支持陈硕贞的起义计划，并帮她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章叔胤对外宣传说，陈硕贞已从天上返回青溪，现在她法力无边，变化莫测，可以召神将役鬼吏。这说法一传十，十传百，愈传愈玄，方圆百里的百姓无不对陈硕贞顶礼膜拜，陈硕贞的每一句话都被奉为神语仙音，足可令信徒赴汤蹈火而不辞。

　　用宗教迷信组织群众，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一大特色，也是有效的方法之一。秦末陈胜吴广的狐鸣鱼书，汉末张角的太平道，东晋孙恩卢循的五斗米道，以及清末洪秀全的拜上帝会莫不如此。宗教迷信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大批群众，主要源自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们那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所以，宗教迷信屡屡被运用且屡屡有效，也就毫不为奇了。

　　陈硕贞所运用的是道教。这一点古人未曾明言，但章叔胤称陈硕贞自天回还，而且能召神役鬼，这些都是采用了道教的说法。另外，当时人们把陈硕贞当成卢循、张鲁（汉末五斗米道的首领）一类的人物，可见陈硕贞运用的是道教。原因或许在于，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群众中很有影响，而浙江是道教广泛传教的地区之一。

　　653年秋，陈硕贞正式宣布起义，与官府进行对抗。她仿照唐朝官制建立了政权，任命章叔胤为仆射，总管各项事宜，而她自己则称为“文佳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参加农民起义的妇女不计其数，但做领袖的妇女却寥若晨星，而做领袖且又称皇帝的妇女，则只有陈硕贞一人。从这一点上讲，她比许多男性农民领袖更具魄力。

　　陈硕贞发动起义后，得到当地人民的广泛拥护，在很短的时间里，义军就发展到数万人。唐朝统治者十分不安，急于将其剿灭，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对起义地区实行封锁，限制其发展，控制人口流入义军。进入该地区的人，包括僧侣，一律受到盘查。

　　为了打开局面发展力量，陈硕贞指挥义军攻克了睦州许多属县，如桐庐、于潜（今浙江昌化东南）等地。然后，陈硕贞挥兵进入今天的安徽境内，攻打歙州（今安徽歙县）。由于唐军的顽强抵抗，义军攻势受挫，撤出战斗。陈硕贞进入安徽的意图没能实现。

　　从歙州撤出后，陈硕贞调整了战略，由集中兵力进攻改为分路出击，采用运动战与袭击战结合的方式扩大势力范围。在此方针下，陈硕贞命将领童文宝统兵四千，偷袭婺州（浙江金华）。不想，童文宝率兵进入婺州后，即被官兵发觉。于是，童文宝变更战术，强行推进。这时，担任婺州刺史的是崔义玄，此人在隋末群雄并起时也是个不甘寂寞的活跃人物，先投奔李密，未受重用，改投李渊。崔义率在城中收到义军攻来的警报后，立即集合文官武将，准备发兵抵抗。官员们慑于义军的声威，纷纷说：“陈硕真有神灵护卫，敢与其兵对抗者，无不杀身灭门，还是回避为上。”这时，一个叫崔玄籍的司空参军站出来说：“顺天心合民意的起兵，有时尚且不能成功，陈硕贞不过是个有点法术的女人，一定坚持不了很久。”崔义玄闻听此言，大喜过望，立即命崔玄籍为先锋官，他自己统率大兵跟进，阻止了义军的进攻。

　　陈硕贞闻知童文宝在婺州受阻，带领主力到婺州参战，参战的义军达数万人。然而，义军虽然在人数上占优势，但起义才一个来月，战士未经训练，战斗力有限，过去能克州陷府，凭的是声威和拼劲，如今声威和拼劲虽在，但面对训练有素的官兵就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这种你争我夺的对峙战又是义军所未经历过的。所以，婺州境内的相持，虽然官方很有压力，义军同样受到阻挫。双方都在寻求击败对方的办法。

　　陈硕贞为了改变客地作战、敌情不熟等不利条件，不断派出间谍，剌探敌情。有一次仅被唐兵擒住的间谍就达数十人。这个数字可能被敌人夸大过，但以常理推之，数万人的义军使用的间谍肯定不止此数。

　　崔义玄为尽快打败义军，主要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派人去邻近州府搬取援兵，二是稳定军心。一天夜里，崔义玄对手下人说，刚才看见有一颗星附入敌营，他断言，自己一定胜利，对方一定灭亡。其实这不过是崔义玄为鼓舞军心，煞费苦心编造的故事而已，但这故事在古代却能打动人心，因为，当时的人都相信地上的每个人都对应着天上的一颗星，人亡则星落。

　　当年十一月底，扬州长史房仁裕接到崔义玄的求援后，马上发兵进至婺州，与崔义玄联兵向义军发起进攻。此次战役的场面如何，由于缺乏史料，难以尽知。但从战斗结局看，参战的数万义军，除一万多人被俘外，其余大部分战死。数万人以命相抵，场面无疑惊心动魄、可歌可泣。“文佳皇帝”陈硕贞及仆射章叔胤在战斗中被俘，最后英勇就义。

　　当地百姓不肯相信陈硕贞已死，他们编造了一个传说，说当起义军最后被围困在一个山头上时，陈硕贞立马山头，回顾左右，义军已经所剩无几。她挥舞双剑，准备再冲下山去。房仁裕和崔义玄指挥官兵万箭齐发，顿时箭如雨下，陈硕贞舞动双剑，远远看去只见两团白光护着她的全身。官兵的箭轮番向那两团白光射去，最后，陈硕贞胸腹连中数箭，两团白光渐渐收敛了。就在官兵一拥而上，想抓住陈硕贞时，忽然天边飘来一朵彩云，一只巨大的凤凰降落在山头，吓退了官兵，然后载着陈硕贞腾空而去。于是，那山现在就叫“落凤山”。

　　陈硕贞的事业在婺州终结了，虽然她从起兵到兵败身亡，不过一个多月时间，但是在东南引起的震动极大。她以女子之身自称皇帝，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今天，在青溪的“天子基”、“万年楼”等遗迹中，似乎仍可找到当年的“文佳皇帝”的影子。也许有人说北魏时期的傀儡女皇和唐高宗时期的女皇帝陈硕真，都不如武则天的影响大，也不够名正言顺，按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可能把二者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女皇，谁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个女皇还有争议。但无论如何，就算北魏的傀儡女皇称不上是正牌的第一女皇，也轮不到武则天，因为还有陈硕真挡在武则天前面。虽说陈硕真起义并未波及整个中国，但她毕竟比武则天早称帝六十五年，从她的起义所引起的巨大影响，还有她的思想来看，她也足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女皇。所以这么说来，武则天算不上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皇。

　　20世纪80年代，以金庸、梁羽生等人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大陆，其中几乎无一不提到少林派，并将其与武当派分别奉为僧、道的武学正宗，这让民间形成了“天下武功出少林”的印象。有正宗就有圣地—以河南嵩山少林寺为主，福建南少林（现已不存在）为辅；有圣地就有圣人，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少林武术的创始人是一个名叫达摩的印度和尚。

　　然而有趣的是，中国佛教史上有名的高僧几乎都在正史中有稽可考，但达摩是个例外，他的来龙去脉扑朔迷离，是不是与少林寺有关还有待考证，更遑论是少林武术的鼻祖了。

　　达摩是谁？

　　去过嵩山少林寺的人都知道那里有个达摩洞。据说达摩当初在此地修炼，由于面壁时间过长，至今还可以看到达摩反映在石壁上的影像。这个说法当然有些超现实主义，我们姑且把它当作一种象征意义。#p#分页标题#e#

　　达摩又称“达磨”“菩提达摩”，被中国佛教禅宗当作开山祖师。但是，达摩是谁，生于何方止于何地、何时，却说法不一。

　　元代僧人觉岸的《释氏稽古略》及梁代释慧皎的《高僧传》上说他是南天竺人。《释氏稽古略》上明确地说他是“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初祖菩提达摩者，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名刹帝利”。另一种说法认为他是波斯人，北魏人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中说：“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以上三本书都是佛教研究的重要文献，但记载却相差甚远。南天竺相当于现在的印度，波斯相当于现在的伊朗，达摩究竟是印度人还是伊朗人？这是一桩无头公案。

　　达摩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也是一个无头案。目前较为流行的说法有520年、526年、527年三种，它们分别出自《释氏稽古略》《景德传灯录》《佛祖统记》。我们本来可以从中任选一种，但是，《景德传灯录》中又说“（达摩）太和十九年丙辰岁十月五日乃端居而逝。”而南北朝时期用过“太和”这一年号的只有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十九年是495年。这样，矛盾就出来了：一个已经在495年去世的人，如何到了520年（或526年、527年）又来到了中国？这除非是仙话。

　　达摩是哪一年去世的？这也很难确定。

　　除了上面提到的北魏太和十九年以外，还有528年、534年、536年、537年等几种说法，它们分别出自《释氏稽古略》《续高僧传》《旧唐书》。

　　达摩来华后到过少林寺吗？答案扑朔迷离。

　　根据《旧唐书·方伎传》记载：“后魏末有僧达摩者，本天竺王子，以护国出家，入南海得禅宗妙法，云自释迦相传，有衣钵为记，世相付授。达摩赍衣钵航海而来，至要，诣武帝。帝问以有为之事，达摩不悦，乃之魏，隐于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云于葱岭回见之，门徒发其墓，但有履而已。”

　　根据这段记载，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达摩来中土后的活动路线：达摩来中国以后先到了南朝的梁帝国，并且与梁武帝萧衍有过一面之缘。萧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曾三次舍身寺院，而且亲自召开无遮大会，亲自说法。然而，他对佛教的观点与达摩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两人谈得很不投机。之后，达摩渡江北上，到了北朝的北魏帝国，并隐居于嵩山少林寺。

　　《旧唐书》的作者是谁，目前尚存在争论，通常的说法是五代时期后晋的刘昫。刘昫生活的时代距达摩所生活的时代达四百多年之久，而之前提及达摩其人的《洛阳伽蓝记》《高僧传》《续高僧传》中，均未提及达摩曾经到过少林寺一事，所以《旧唐书》中的说法值得怀疑。

　　在《旧唐书》之后，成书于北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的《景德传灯录》，再一次提到达摩曾“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居端而逝”。然而，按照该书另一处的记载，达摩于495年逝世，而少林寺在次年，即太和二十年(496年)才建成。在一本书中存在如此明显的漏洞，那么，书中所提及的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的事就很值得怀疑了。正是积于此，有学者认为，达摩和少林寺以及少林武术都没有什么关系。

　　倘若说达摩未去过少林寺，少林寺却有许多与达摩有关的遗迹、遗物，如千佛殿前的“达摩亭”、天王殿西北的“一苇渡江”石像、少室山脚下的“达摩庵”、少室山顶上的“达摩洞”、“面壁石”等，这又如何解释呢？唯一说得通的解释是，达摩确实曾经在少林寺建立之前到少室山修行过，因此后来的《旧唐书》等书把后事加诸前人头上，说达摩“寓止于少林寺”。这就像史书中把刚出生的刘邦称作“太祖”是一个道理。

　　达摩与少林寺武术有关吗？

　　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武术又源自何方？这一问题自明清以来就争论不休，其中以达摩或少林初祖跋陀创造两种说法流传最广。

　　我们姑且以为达摩确实到过少林寺，那么，他与少林寺武术有什么渊源吗？也没有。因为《洛阳伽蓝记》《高僧传》《续高僧传》，以及《旧唐书》《景德传灯录》等一大批史书中，均没有提到达摩与少林武术有关。真正把达摩与少林武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部名叫《易筋经》的武学著作。该书收录了两篇富有神话色彩的序，作者据说是唐初名将李靖和南宋名将牛皋。这两篇序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话说达摩面壁九年圆寂后尸解，即登仙，提着一只芒鞋奔行于“西天”，即葱岭之中。后来，其面壁处开始破损，少林寺僧重修时发现一个石箱子，寺僧慧可将封在石箱上的胶烤开后，发现内有两本书，一本是《洗髓经》，另一本就是《易筋经》，两书均以梵文写就。慧可拿走了《洗髓经》，其他僧人拿走了《易筋经》。僧人们将《易筋经》译出一小部分，发现这是一本武学著作，又是达摩老祖的遗物，于是便照着练了起来。后来有一个名叫般剌密谛的天竺僧人将《易筋经》全部译出，辗转传给隋末唐初“风尘三侠”中的虬髯客，虬髯客又传给其义妹夫李靖。李靖去世后数百年，这本书又神话般地传到一个老和尚的手里。老和尚自称是抗金名将岳飞的老师，他把这部奇书又传给了牛皋。老和尚为什么不把此书传岳飞呢？据说是因为他早就看出岳飞“名虽成，志难竟”，这显然是指岳飞被奸人秦桧害死之事。但是，牛皋最后也是被秦桧派人毒死的。牛、岳同样的结局，传牛却不传岳，似乎说不过去。再说虬髯客不过是一个传奇故事中的人物，历史上并无其人。因此，这篇序言毫无说服力。

　　近代的研究结果认为，把武术带到少林寺并发扬光大的是少林寺的第二任主持稠禅师。稠禅师又名僧稠，祖籍河北昌黎。

　　稠禅师在三十三岁或者之后来到少林寺，时间约在北魏宣武帝延昌年间（512年）。根据文献和实物的相互印证，稠禅师少年时期在另一所有大量武僧活动的佛教寺院—邺下寺院（遗址在现河南省安阳县善应镇境内）修行。邺下寺院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文献可考的寺院，这也就是说，稠禅师是“带艺进寺”。当时少林寺的方丈是高僧跋陀，在他主持之时，少林寺的文献中没有任何与武术有关的记载，由此可以判断，稠禅师应该是少林寺最早的武僧。稠禅师接任主持少林寺后，少林寺习武风气渐浓，并逐渐发展，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形成了精湛而丰富的少林武功。据考证，闻名天下的“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之事中的第一僧—少林寺主持志操法师，原先就是邺下清云寺的著名武僧。

　　稠禅师谢世后，骨灰一分为二，分别存于登封少林寺和安阳云门寺，也证明了稠禅师入少林寺之前与安阳寺院有很深的渊源。所以说，少林武术的源头应在河南省安阳市的邺下寺院，与达摩没有关系。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中唯一一部神鬼小说，这本成书于明朝中叶的小说，自问世以来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普及度超过了其他三部名著。书中所描述的几个典型人物—机智多变、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憨厚幽默、爱耍点小花招的猪八戒，忠厚老实、勤勤恳恳的沙和尚，不畏困苦、立志取真经、但不免又有些不明事理的唐僧，几乎是家喻户晓。“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三借芭蕉扇”等故事尤其为人熟悉。

　　小说《西游记》描述了唐僧师徒四人一路降妖捉怪，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从西天佛祖如来那里取得真经的故事。由于历史上真有位法名玄奘的唐代高僧去印度“西天”取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有些人难免会将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混为一谈。事实上，神话小说《西游记》虽取材于玄奘取经的故事，然而书中描述的那位玄奘已经被神化，求法取经情节几乎都是想象编造出来的，至于玄奘的三位弟子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也皆属虚构。

　　真实的唐僧一路上虽然没有遇到什么妖魔鬼怪，但其历程也极其惊险。

　　为什么出家？

　　在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中，唐僧的出生有着传奇的经历：唐僧的父母在船上被奸人所害，唐僧出生后也差点遭灭口，幸得母亲偷偷把他放入木盆顺江漂走，才算暂时保留性命。小唐僧在漂过金山寺时被法明和尚所救，取乳名叫江流，成人后取法号叫玄奘，从此与佛祖结下不解之缘。

　　真实的玄奘出生经历至今还是个谜，他生于何时、何地，目前还没有定论。一般认为，玄奘于隋仁寿二年（602年），生于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县），出家前姓陈名祎，玄奘是他出家后的法号。

　　那么，玄奘出生时是否有什么异常迹象呢？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曾有这样一段故事：大师初生时，他的母亲梦见一位白衣法师向她辞行，法师说：“为了求法，所以要西行。”这位白衣法师就是玄奘。虽然这只是一段传说，但玄奘法师小时候的表现不同常人确有其事。

　　另有一种说法是，玄奘大师是父母晚年所生，当时他的父亲大约在五十岁左右。晚年得子，让父母对他格外疼惜。玄奘幼年时聪颖早慧，过目不忘，日记千诵。

　　玄奘大师是佛学奇才，那么他是如何出家的呢？《西游记》中记载，玄奘是如来座下金蝉长老转世，踏上西天之路是命中注定的。在《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都将玄奘出家的动机解释为对佛法的崇信。相比之下，道宣在《续高僧传·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中的记载则颇为微妙，其中提到“少罹穷酷”四个字，似乎暗示玄奘是因为少年时期生活困顿才出家的。

　　按照《续高僧传》的记载，玄奘的家境开始还是不错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其父陈惠曾是县官，母亲是隋洛州长史宋钦之女，玄奘法师是第四子。玄奘的母亲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八岁前他的父亲又因年迈多病而辞官归故，这造成了玄奘幼年困顿的局面。

　　玄奘的二哥首先出家，法名长捷，住洛阳净土寺，玄奘经常跟随他去学习佛教经典。十三岁时玄奘也出家了。成年后玄奘便云游各地，参访名僧。先后向慧休、道深等高僧学习贯通众多佛教经书，造诣日深。

　　那么，是谁促使玄奘西行取经？他西去取经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在小说中是这么说的：观音菩萨在唐僧举办水陆法会时，问他是否会谈大乘法。唐僧正苦于在国内学不到大乘，就很虚心地向菩萨请教，菩萨趁机指点他到西天取大乘经普度众生。于是玄奘主动向唐太宗请缨，踏上了漫漫西行道路。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在中国历史上，早在玄奘之前就有很多人西行取经，这些事迹让玄奘心生向往。其中东晋僧人法显的成功及其所撰《佛国记》，更直接激发了玄奘求取佛教经典的决心。另外一个促使玄奘西行的重要原因是，玄奘在学佛过程中发现，当时佛教界对同一经典的诠释存在巨大差异，这种歧义不能相互统一、协调，对于佛教的发展是明显的隐患。

　　唐武德九年（626年），玄奘在长安遇到来自中印度的僧人波罗颇密多罗，他是印度纳兰陀寺权威佛学家戒贤的弟子，能记诵大小乘经典十万颂。玄奘听到这个消息如获至宝，亲自登门向这位印度高僧请教。玄奘听他说戒贤深谙百家佛学经典，并且正在纳兰陀寺讲学，于是立下西行求法的决心。

　　西行的真正障碍

　　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唐僧西行途中的最大障碍来自妖魔鬼怪。在小说中，唐僧是由唐太宗亲自任命去西天取经的。临行前，唐太宗亲自将通关文牒交给唐僧，还与他结拜为兄弟，对他非常支持。然而，真实的玄奘在西行伊始，最主要的障碍却来自朝廷。

　　初唐时期，国家初定，边界不稳，国人不允许出境。贞观元年（627年），玄奘几次三番申请“过所”（即通行证，小说中的通关文牒），以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此事并没有打消玄奘西行求法的念头，他决心寻找机会西行。根据当时规定，私度边关比私度内地关隘惩罚更重，所以他的这个决定非常危险。贞观三年（629年），长安遭遇大灾，政府允许百姓自寻出路，玄奘借机混入灾民中偷渡出关。那年，玄奘刚好二十七岁。从这一天开始，他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道路。

　　真实的玄奘具有坚定的勇气和过人的胆识，完全和小说中胆小怕事的唐僧不同。

　　玄奘的西方行历程虽没有九九八十一难，却也危机重重，多次险些被抓，但他最终都能顺利过关。

　　玄奘到达凉州（今甘肃武威）地界时，住了一个多月，为当地僧众祭坛说法，很受欢迎。凉州是甘肃河西走廊的一个大都会，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当时为防备颉利可汗的突厥军队侵扰，凉州都督李大亮接到朝廷圣旨：封锁边关，禁止人员西行。当玄奘打算继续西行时，凉州守关官兵不敢自作主张开关放行，只好先行呈报李大亮定夺。李大亮知道玄奘的名声，让部下转达他的命令：不许西行取经，立即回京。

　　玄奘顿时陷入进退两难境地。也许天无绝人之路，凉州有一位叫慧威的和尚帮了他。慧威是河西一带的佛门领袖，很有权威。慧威得知李大亮的限令后，决定帮助玄奘。他派了慧琳、道整两个弟子护送玄奘偷偷出关。白天官兵防守甚严，无法出关，于是他们夜半更深时找个无人处顺着绳索偷偷出城。

　　玄奘在慧琳、道整两个和尚的护送下，一路上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几日后到达瓜州（今安西）。瓜州刺史独孤达敬重佛法，听说玄奘法师来到，热情款待。此时凉州都督李大亮追访玄奘的公文很快也跟来了。他们对玄奘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一个叫李昌的官员私下将公文拿给玄奘看，并问道：“法师是不是此人？”玄奘迟疑着不敢作答。李昌又说：“请法师说实话，如果你就是玄奘，我为你想办法。”玄奘只得如实相告。知道实情的李昌为玄奘的行动和精神所感动，当着玄奘的面撕掉文书，让他尽快动身。离开瓜州后，他为了避开官府的盘查，不敢公然行官道，却又必须依傍官道，以免遭迷路，但随时有遇到官兵的危险。#p#分页标题#e#

　　在瓜州以前，玄奘虽然也遇到了困难，但基本上还算是一路顺利。从瓜州开始，直到伊吾（今新疆哈密）之间的九百里旅途，才是玄奘西行求经最为艰难的一段。

　　瓜州最大的自然特点是沙漠和大风。玄奘告别李昌后，景况就很不妙了。首先，他来时所骑的马死了，从凉州来的两个僧人也相继离他而去，再加上前路艰难，没有人愿意冒险给他带路，玄奘心里一片忧虑。就在这时，有个胡人石磐陀愿意与他同行。可是这胡人并非忠实的路伴，进入沙漠后，因为畏惧，中途丢下玄奘，回去了。无奈，玄奘只好一个人硬着头皮偷偷穿越五个烽燧，进入了八百里大沙漠—莫贺延碛大沙漠。在穿越中，他差点儿被守护的士兵射中。进入沙漠后，虽然没有官兵的威胁，但来自大自然的危险更恐怖。沙漠中独特的海市蜃楼现象，犹如鬼魅魔影，时时缠绕着玄奘，而遮天的大漠风沙不时从他身边裹挟而过。此时，唯一的水囊又不幸失手掉在地上，水洒得一滴不剩。玄奘想到了退却，并且真的退却了。他往回走了十多里，但最终又折回头，向西而去。五天后，在没有水又迷了路的情况下，玄奘奇迹般地走出了沙漠，到达西域第一站—伊吾，又过数日，到了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县）。

　　在高昌国内，玄奘再次遇到阻挠。

　　高昌国王麴文泰听说玄奘到来，遣使迎候，并与玄奘结拜为兄弟。他希望用盛情把眼前这位博学的僧人留在自己的身边。玄奘的西行路途再一次受阻，他以绝食抗争，以表他西行的决心。到了第四天，玄奘已经非常虚弱了，鞠文泰只好同意放他走，而且提供了难以想象的丰厚物资。临行前，麴文泰要求玄奘从印度返国路过高昌国时，留住三年。还要求讲经一个月后才能走，玄奘一一答应。

　　离开高昌时，玄奘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取经团队，总数达到了三十人。这个团队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随后的一场大雪崩和高原反应夺去了大多数人的生命，只有两个弟子和玄奘侥幸存活。

　　631年，玄奘穿越了二十多个国家的国土后，终于踏上印度国土，看到了那烂陀寺。

　　此后，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早的佛教大学里，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学习。这期间，在戒日王举办的一次全国性的辩论大会上，玄奘的声名大噪，自此，玄奘在印度声名远播，无人能及。

　　641年，玄奘辞别戒日王准备回国，他决定沿着丝绸之路北线，经过高昌国回长安。按照他与鞠文泰的约定，玄奘原本要在高昌国停留三年，但在东归途中得知，高昌王鞠文泰已经不在人世，此约定未能实现。两年后，玄奘回到中土，受到官方和民间热情的欢迎。

　　徒弟和白龙马

　　神话小说中，玄奘不仅在路上收服了四大弟子：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小白龙，还带了观音的三宝：锦蝠袈裟、九环锡杖、三个金箍，以及御赐的金钵等。神仙开道，白龙御行，这是何等的威风，然而现实中的唐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非但不幸运，简直是不幸。

　　玄奘一路西行得到很多人帮助，但不是徒弟，如果说一定要找一个徒弟的话，胡人石磐陀勉强算一个，只有他是主动请玄奘为他受戒的。

　　由前文可知，现实中的唐僧起初只有一人，步行五万里才到达西域。当地一个叫慧威的和尚很同情玄奘，派弟子惠琳、道正护送他西行，他们昼伏夜行至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东），两名僧人就回去了。玄奘在瓜州买到一匹马，但苦于无人相引。此时胡人石磐陀来请玄奘为他受戒，并自愿当玄奘的向导。有学者认为这个石磐陀就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化身。石磐陀是玄奘收第一个弟子，而且身份是向导，这一点和孙悟空的身份非常吻合。而且自从玄奘为石磐陀剃度以后，石磐陀这个胡人就成了一个胡僧，胡僧与孙悟空的俗称猢狲在发音上非常接近，可能是在流传过程当中发生了音变，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这个胡人没有像孙悟空一样坚持到底，走到中途就一去不复返了。

　　从这一刻开始，玄奘只剩下了孤身一人，而他的前方是茫茫沙漠。在沙漠中，玄奘迷路了，这本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没想到祸不单行，他的最后一个水囊也被打翻。在经过四天五夜滴水未尽的折磨后，玄奘奄奄一息，这位虔诚的佛教徒躺在沙漠中默念观音。对于玄奘而言，观音只是他保持生命的精神支柱，真正帮助他走出困境的是匹枣红色的瘦马。显然，这是一匹具有丰富旅行经验的老马，它把玄奘带到了一口泉水旁边。与英俊的白龙相比，这匹马连原型都算不上了。

　　玄奘在西天拜见到了谁？

　　在《西游记》中，唐僧要到达的目的地是西方天竺的大雷音寺，拜见的是如来佛祖。而现实中，玄奘西行的目的地没有雷音寺，更没有如来。真实的如来即释迦牟尼，诞生于前六世纪，并于八十岁涅槃，而玄奘西行已经是六世纪的事情，中间已相隔千年，玄奘到那里当然见不到如来了。

　　玄奘要去的是当时令众佛教徒无限神往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在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以东的巴腊贡村），它是当时印度佛教界的最高学府，在此大小乘并举，以大乘为主。玄奘到达这里时受到的迎接盛况和小说有得一比，那烂陀寺的僧众闻玄奘已抵金刚座，特派四位长老前往迎接，更有二百余僧与千余檀越捧幢盖花香前来迎引，在众人的赞叹围绕下将玄奘迎入那烂陀寺。

　　玄奘到那烂陀寺时，正是德高望重的戒贤大师住持此寺。这时，戒贤已百余岁，据说是留寿等候玄奘的，可见他对玄奘异常器重。玄奘在那烂陀寺学习五年以后，又四处游学，游历数十个国家，虚心向名师请教。随后又回到那烂陀寺，向他的老师戒贤汇报学习情况，受到戒贤的赞赏。

　　唐贞观十六年（642年），印度戒日朝的国王在曲女城举行了佛学辩论大会，请玄奘为论主，参加者有五印十八个国王、三千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两千人。当时玄奘讲论，大家可以随便提问题，但无一人能难倒他。此次辩论让他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又坚请玄奘参加五年一度、历时七十五天的大法会。会后，玄奘决定启程归国。

　　玄奘回国的消息传开以后，戒日王千方百计地挽留他，迦摩缕波国的鸠摩罗王表示，只要他留在印度，就为他造一百座寺院。可是，这些优厚待遇并没有动摇他回国的决心。

　　回国盛况

　　小说中对唐僧归唐的经过简单带过，直接由如来座下的金刚驾着祥云护送回国。只提到师徒四人回到大唐后，受到盛况空前的迎接。

　　现实中，玄奘归国的路途确实是平坦无阻的，而且有人护送，但不是神仙，而是由几个国家的国王以接力形式护送回国。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五日，玄奘返回长安，迎接的阵仗也是空前的，“道俗奔迎，倾都罢市”，无论僧俗都来迎接，以至于整个首都的市场都停了。玄奘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在朱雀街之南陈列他从印度带来的佛经佛像。

　　《西游记》的结局，说唐僧师徒将经书送回大唐后，又由金刚带回西天，如来给几个人分别授了职位。真实的情况是，玄奘回国后，唐太宗曾让他还俗辅政，但被大师婉言拒绝，他的心思都在翻译带回的经书上。

　　玄奘回国后的大部分时间放在翻译工作上，他一生共译佛教经论75部1335卷，无论是翻译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空前的。他还创造性地发明了新译。以前的翻译方式叫旧译，旧译以真谛和鸠摩罗什为代表，旧译者多为外国人，这些人因不精通汉语，或者过于强调意译、直译，往往让中国人难以理解。玄奘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既精通梵文，又精通汉语，所译经典既不失原旨，又通顺流畅，便于中国人阅读。

　　玄奘回国后还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就是《大唐西域记》，此书记录了西亚、南亚广大区域内的国家、地区的社会历史变迁及当时的状况，玄奘此书中有些资料，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因此，这不仅让国人开阔了视野，也对印度考古界提供了大量史料。现在几乎所有涉及古代印度问题的书都会引用这本书中的内容。

　　麟德元年（664年），一代佛学大师圆寂。在安葬玄奘那天，有一百多万人送葬，三万多人露宿墓旁。圆寂后，大师遗骨送往何处了，至今是个谜。

　　“杨家将”是宋元以来在我国戏曲艺术和说唱艺术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历史传奇故事。老令公杨业、佘太君、七郎八虎（特别是杨六郎杨延昭）、杨宗保、穆桂英、杨文广、八姐、九妹，包括烧火丫头杨排风，几乎都是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特别是在戏曲舞台上，这传奇的一家人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着崇高的英雄气概。“金沙滩”一战，杨氏兄弟死伤殆尽，接着又是令公碰碑、七郎被害，五郎出家，四郎、八郎失踪。仅剩的六郎依然在为国征战。六郎死后，他的子孙—杨宗保和杨文广，仍然是保卫国家的中流砥柱。杨家不仅男性上战场，女性也是不遑多让。穆桂英挂帅，百岁高龄的佘太君挂帅，让多少中华儿女热血沸腾。

　　然而，从史实角度来看，杨家将的故事只是戏曲小说对杨业血战陈家谷，最后忠勇殉国的悲剧性历史事件的艺术化演绎。历史上真正的杨业死后，只有他的儿子延昭（即六郎）、孙子文广曾是宋朝守边的名将。民间之所以演绎出“杨家将”这一反抗外族侵略的英雄“群像”，源于宋元以来深受外族侵扰的北方人民对这位民族英雄的纪念和向往。

　　民间小说、戏曲与历史最大的不同在于，传说中的诸多人物和事件是不存在的。根据传说以及演义等的记载，杨家将的谱系是这样的：

　　杨门男将：第一代，金刀令公杨继业，继业有八个儿子，其中第六个儿子名叫杨延昭，又名杨六郎，六郎生子名文广，文广之子名宗保，宗保生子名怀玉。

　　杨门女将：主要人物有佘太君、王怀女、穆桂英等。

　　杨门谱系，特别是杨门女将是从《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及《杨家将》二书而来，由于这些人物艺术形象塑造得好，深为老百姓所喜爱。

　　然而，在正史中，杨业、杨延昭、杨文广三人确实存在，但他们的事迹远没有小说中描写的那么神奇。而其他人物则难寻踪迹，或者身影模糊。

　　杨业确有其人，身死另有隐情

　　杨业是杨家将的第一代，功名最盛，牺牲最为壮烈。

　　根据传说，北宋初期，辽兵来犯，朝廷立擂求帅。太师潘仁美之子潘豹想挂帅，于是摆台逞凶，打死多人，后被杨七郎劈死，杨家夺得帅印。不久老令公挂帅出征，潘仁美公报私仇，没有按原定计划接应，害死杨七郎，老令公杨继业被困两狼山，最后碰碑而死。其他杨家兄弟个个血染沙场，大郎、二郎、三郎三英捐躯，四郎、五郎或出家或流落异邦，只有六郎回到家中。杨继业的夫人佘太君上书皇帝，斥责潘仁美按兵不动；加上八贤王等人的帮助，潘仁美最终被贬官。民间传说中，杨继业有七子和八姐九妹，杨业死后，宋帝勉慰其家，赠太君龙头拐杖，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

　　以上传说有部分事实，但不尽然。

　　历史上真正的杨业本名叫杨重贵，其父杨信是麟州（陕西神木北）的土豪，趁五代混乱的时候，占据麟州，自称刺史，后先后归附过后汉、后周。大约是在杨信归附后汉的时候，为了结交当时河东节度使刘崇，他派少年杨重贵前去太原。后杨信投靠后周，杨重贵则留在了太原。杨信死后，杨业的弟弟杨崇勋继任刺史，又以麟州归附了北汉刘崇。其后杨崇勋又归附了后周。

　　虽然杨家这样反复地归顺，但是在五代那个混乱特殊的年代，杨重贵在太原的生活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刘崇很看重年少英武的杨重贵，他认杨重贵为养孙，改其名为刘继业。刘继业先担任保卫指挥使，以骁勇著称，因功升迁到建雄军节度使。由于刘继业战功卓著，所向无敌，国人称其“无敌”。

　　刘继业在北汉时期的主要对手是辽国，有《辽史》为证。《辽史》中记载，刘继业归顺北宋后，与辽军对阵，辽将耶律斜轸责问已改名为杨业的刘继业说：“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北汉一直臣事辽国，杨业怎么会与辽国交战呢？原因是，当时处于强势的辽国经常侵掠北汉的边境，刘继业为北汉守边，必然经常与来犯的辽军交锋。根据耶律斜轸的话可以看出，刘继业与辽军对阵三十余年未处下风，虽然规模不大（只是“角逐”），但足以担当“无敌”的称号。这样的经历也让刘继业积累了丰富的边防经验。

　　北汉灭亡以后，刘继业归降北宋，宋太宗素知刘继业威名，授予他左领军大将军，郑州防御使。《续资治通鉴》中记载，刘继业在太原城头苦战防守，甚至北汉主刘继元投降以后，还在坚持战斗。后宋太宗派刘继元亲自招降，刘继业才大哭解甲归降。

　　刘继业归宋以后，恢复本姓“杨”，单名业。因为对防御辽国有丰富经验，被朝廷委任掌管代州（山西代县）和三交（太原北）一带的驻防事宜。任职第二年，杨业即破辽兵于雁门（山西）。雍熙三年（986年），宋军大举北伐攻辽，杨业、潘美率西路军攻克云（山西大同）、朔（今朔县）、寰（朔县东北）、应（应县），东路军曹彬克涿州。辽国萧太后南下应援，不久，宋朝的东路军在河北战败，杨业奉命护送四州百姓撤退，途中与辽国大军相遇。主帅潘美与监军王侁迫令杨业出战，杨业自知不敌，无奈之下仍旧孤军力战，终被陷于陈家谷口（山西朔县南），重伤被俘，绝食而亡，年约六十。杨业的事迹当时即被人传述，后逐渐演为“杨家将”故事。

　　根据演义、小说所述，害死杨业的罪魁祸首是潘仁美。据民间传说，在雍熙三年宋军北伐时，潘仁美是西路军主帅，杨业是他的副手。由于潘美对杨业的才能非常嫉妒，所以在杨业乘胜追击时，故意囤兵不动，又不给予粮草供应，最终导致杨业兵败身亡。在《宋史·杨业》中也有如此一段记载：“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大意是说：当时戍边的主将非常忌妒杨业，悄悄上书诽谤杨业，宋帝看了之后什么也没问，而是把奏书封好送给杨业。当时杨业尚未伐辽，还在驻守雁门关，任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而在杨业之上的“主将”是谁呢？民间一致认为就是指潘仁美。然而在杨业之死事件中，潘仁美并非是罪魁祸首，而是监军王侁。#p#分页标题#e#

　　也有人提出，害死杨业的最终祸首并非王侁，而是另有其人。当时与王侁同为监军的还有刘文裕。刘文裕官职在王侁之上（团练使高于刺史），并且是外戚，有一定的沙场经验，他在军中权力不应低于王侁。王侁监军权力再大，也不可能只手遮天。这样推论下来，杨业之死或许更应该由刘文裕负责。当然，无论如何，王侁决策失误的罪责是逃不掉的。

　　杨六郎应为杨大郎

　　传统戏曲中，杨老令公与妻子佘老太君一共生有七个儿子。还有戏曲中说杨继业有八个儿子，号称“七狼八虎”。《宋史·杨业传》记载杨业共有七子，而南宋李焘所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则说杨业仅五子。至于南宋王朝的《东都事略》中，则只提到杨延昭一个儿子。从诸种史料看来，到底杨业有几个孩子至今还是个谜团。

　　《宋史》记载的七个儿子分别是：杨延朗、杨延浦、杨延训、杨延环、杨延贵、杨延彬、杨延玉。其中杨延玉随乃父征战，于陈家谷口一战殉国，其余六子，后皆善终，延朗为崇仪副使，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官名)。可见，他们并无流落番邦、身死奸臣之手一说。

　　杨业的四子是颇受后人争议的人物。杨四郎在正史中名为杨延环，而在民间戏曲中叫做杨延辉。元曲中曾说杨四郎在两狼山战役后就不知所终，明代《杨家府演义》则称杨四郎在战斗中并未失踪，而是被辽兵捉住。萧太后喜爱四郎的一身好武功，又见四郎生得一表人材，于是将琼娥公主许配给他，这样杨四郎就做了契丹人的驸马。在后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屈膝乞降，叛君忘父的叛徒。《宋史·杨业传》中却记载，杨业战殁后，杨四郎被朝廷封做了殿直官，并未有变节行为。所以，四郎到底结局如何，不得而知。

　　此外，杨八郎也是个颇为神秘的人物，忽有忽无。

　　在“杨家将”传说的男性主角中，除了老令公杨继业，最著名的就是杨六郎和杨宗保这父子二人了。然而，这两个人物也非历史之本貌。

　　根据正史记载，杨六郎是杨业的儿子杨延郎（后改名为杨延昭），这没错，但他却并非杨业的第六个儿子，而是长子，只是被称为六郎。传说中杨六郎还是地位显赫的郡马爷，但从正史中杨六郎的生活轨迹看，他长年镇守边关，在京城没有什么根基，更没在京城生活过或任过职，不太可能是柴家的郡马。

　　根据史料记载，幼年的杨延昭沉默寡言，但是总是喜欢玩行军作战的游戏，杨业看了以后说：“此儿类我。”以后出征都会带他同行。杨业阵亡以后，杨延昭继续在河北的边防前线任职。北宋咸平二年（999年），辽国南下进犯。当时杨延昭正在遂城，由于遂城小，又没有作好防守的准备，遭到了辽军的猛烈围攻，城中人心惶惶。杨延昭召集城中壮丁，授予武器，配合宋军，全力固守。当时正值隆冬，杨延昭命人担水浇在城墙上，一夜之间就冻成了坚冰。城墙光滑难登，辽军的猛烈攻势无法继续，只好撤退，宋军缴获了辽军遗弃的军资器械。杨延昭出奇计保全了遂城，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他因功被授予莫州刺史。

　　澶州之役时，杨延昭反对议和，他的主张和当时的丞相寇准的主张不谋而合，然而北宋朝廷并未对此作出反应。杨延昭就自己率领人马进入辽国境内，攻破古城，取得不小的战果。以后澶渊定盟，杨延昭因为守边的功劳，屡次升迁，最终被授予高阳关副都部署。后来，杨延昭卒于任上，终年五十七岁。宋真宗听到这个消息后，极为悲痛，派使者护灵而归，河朔的百姓，多望柩而泣，为他落泪。

　　杨延昭镇守边防二十几年，辽国对他非常敬畏，称他为杨六郎。那么，辽人为什么称他为杨六郎呢？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因为辽人迷信，相信天上北斗七星中，第六颗星是专克辽国的。因为杨延昭对于辽人很有威慑力，辽人以为他是那第六颗星转世，因此称他为杨六郎。后人或许就是根据“杨六郎”这个称呼，将杨延昭演义为杨业的第六子。

　　杨宗保子虚乌有

　　按照小说的谱系，杨六郎之子为杨宗保，其孙为杨文广，然而根据《宋史》记载，杨延昭的第三个儿子叫杨文广，杨宗保这个人物不存在。

　　杨文广起初因为讨伐逆贼张海有功，被授予殿直。后来与安抚陕西的范仲淹相遇，范仲淹发现杨文广很有才能，就把他带在身边。名将狄青南征广西时，杨文广随军从征，此时的杨文广还是个无名之辈。后来，宋英宗认为杨文广是名将之后，而且还有功劳，于是提拔他为成州（甘肃成县一带）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兴州防御使，秦凤路副总管。他由此参加了对西夏的防御作战。

　　当时，名将韩琦派杨文广率领部队前往离秦州（甘肃天水市）西北修筑筚篥城。由于先前宋军修建城堡，西夏人都会出兵破毁。于是杨文广采取声东击西之计，扬言要到某地修建喷珠城，引西夏军队前去破坏。然后率军迅速赶往筚篥，连夜构筑好了防御工事，做好了战斗准备。第二天天明，西夏骑兵至，看到宋军已经占据有利地势，做好了准备，只能无奈地撤退。临走前遗书说将奏请以数万骑兵再来破坏。杨文广立即派兵遣将出击追杀，斩获甚众。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追击敌人，杨文广说：“这是先声夺人，可灭了敌人的气焰。再说，此处是必争之地，若让西夏人知道了并夺了去，就很难再夺回来了。”经此一击，西夏人果然不敢再来捣乱。

　　当年九月，甘谷、筚篥等三个城堡修成。皇帝下诏嘉奖，赏赐丰厚，并任命他为知泾州（甘肃泾州）镇戎军、定州路副总管，迁步军都虞侯。后来，辽国与宋朝在代州的边界划分上发生争执。杨文广向朝廷献上阵图以及攻取幽燕的策略，还没等到朝廷上的回音，杨文广就死于任上，北宋朝廷追赠他同州观察使。

　　杨门女将扑朔迷离

　　“杨家男将”已然半真半假，扑朔迷离，那么“杨门女将”又如何呢？答案依然是“扑朔迷离”。正史中，杨家将中没有佘太君，也没有穆桂英，但在一些史籍中却又能找到蛛丝马迹。

　　先来说说正史。有人会说，中国古代向有“男尊女卑”的传统，所以正史中没有记载杨门女将。然而，此说的漏洞是，正史中有其他女将女帅的记载。比如，王莽时期，山东琅琊就出了个奇女子—吕母，此女后来成为统领一方的女将军（见《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吕母以后，有名的女将还有隋末唐初时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李渊起兵反隋时，平阳公主和丈夫柴绍一起为李家招兵买马，“勒兵七万，威振关中”。李渊渡过黄河以后，平阳公主领精兵一万与李世民会师渭北，并开设幕府，俨然行军主帅，她的部队也号称“娘子军”。

　　以上这些巾帼英雄都是见诸信史的，但是，在民间人人皆知的“杨门女将”，在正史中却连影子都没有。倘若杨门女将确曾有过的话，正史不可能不记。退一步，即使《宋史》不记，专收“义妇节妇”事迹的《烈女传》也应该有记载。可见，杨门女将是否存在值得怀疑。

　　假如杨门女将只在小说中出现，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她们是艺术虚构的，然而，在一些历史资料却又隐约能看到她们的影子。

　　先来说说佘老太君，戏曲传说中，佘太君原名佘赛花，是杨业之妻，杨府的老祖宗。杨六郎、杨宗保相继去世后，杨家将中，除杨文广外都是清一色的巾帼英雄。那时，国家多难，边境吃紧，杨文广领兵出征西夏被重兵围困。朝中无将，佘太君以百岁高龄，率十二寡妇征讨西夏，将西夏击败，救出文广，其举让人敬佩。

　　有学者考证后认为，历史上确有佘太君其人。清代光绪《保德州志》载：“杨继业……事北汉为建雄军节度史，娶折德扆女。”折德扆是后汉隐帝时期的府州团练使，这个“折德扆女”据称就是佘赛花，封号太君。“佘”是“折”的讹传。

　　《保德州志》还说，折家屡世居住在陕西府谷，从折氏曾祖以来，世袭军职，多次参加抗辽战争，而杨家也是世居此地，代代习武，两家正所谓是门当户对。佘太君自幼受其父兄的影响，酷爱研习兵法，颇通将略，曾协助父兄练兵把关。折杨两家结亲后，佘太君随夫杨继业侍北汉。夫君边关打仗，她在杨府内组织男女仆人丫环习武，仆人的武技和忠勇之气不亚于边关的士兵。

　　此外，在山西代县杨忠武祠保存的《杨氏族谱》中也提到了佘太君。

　　既然佘太君确有其人，且如此出名，为何正史中没有为其立传呢？有人认为，对于杨门这样的习武家庭而言，女人能够助夫上阵，训练兵丁是平常的事，所以没有为佘太君立传也不足为奇。这个说法有些牵强。鉴于佘太君的事迹多见于清代的资料，所以佘太君这个人物是否真的存在，依然真假难辨。

　　穆桂英是杨门女将中另一个受人瞩目的女将。戏曲中称她是杨宗保的妻子，她的亮相非常精彩。

　　话说杨业死后，杨六郎挂帅抗辽，屡立战功。后被内奸王强陷害，好友任堂惠代他而死，杨六郎则化名去北国贩牛，大摆牤牛阵。大败辽兵后，他才恢复真名杨延昭，并第二次挂帅征辽。当时辽兵摆下天门阵，六郎无法攻破，有高人指点说，唯有寻来降龙木，才能破阵。这降龙木长在山大王穆柯寨内，寨主便是十八岁的女将穆桂英。杨延昭派部将孟良、焦赞前去借木，不想二人却变成偷木，被穆桂英打得落荒而逃。路上二人碰到元帅十七岁的儿子杨宗保，两人用激将法让杨宗保陪他们去会穆桂英，结果三人都被生擒。穆桂英对杨宗保很是倾慕，她说自己是忠良之后，愿献降龙木，并随军攻天门阵，但要杨宗保娶她为妻。杨宗保起初不同意，后被穆桂英一番言语所感动，答应结亲。第二天清晨，杨六郎见儿子三人未归，亲自来攻打山寨，结果被穆桂英生擒。幸亏孟良听到动静，才解除误会。杨六郎羞愧而归，杨宗保等人尴尬不已。

　　等杨宗保三人回到宋营，杨六郎准备处置儿子，正欲行刑时，穆桂英闯营，以献龙木，杀辽将，帮破天门阵为条件保杨宗保人头。几经周折，杨六郎终于认识到穆桂英的本领，不但答应了儿子的婚事，还保举她当攻打天门阵的大帅。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穆桂英带领众人终于破了辽人的一百单八阵。当穆桂英射杀天门阵主帅时，因用力过猛，儿子杨文广降生了。

　　以后，穆桂英又曾多次领兵挂帅，充当大将，频频扭转战局。然而这个威风凛凛的穆桂英元帅在正史中却未有记载，加上杨宗保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压根就不存在，所以不少人认为穆桂英也不存在。也有人说穆桂英这个人虽然是虚构的，却可以从杨氏的眷属中找到原型。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有位堂兄叫杨琪，此人曾娶慕容氏为妻。慕容氏是当时鲜卑大族，也是世代习武。所以，这位慕容氏或许是穆桂英的原型，“穆”也许是“慕容”氏的转音。而“桂英”是民间通俗的名字，戏曲小说本就允许改编，于是就有了以慕容氏为原型的穆桂英。

　　当然，以上终归是猜测，尚没有真凭实据。

　　杨家将因何走红

　　杨家将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历久弥新。那么，杨家将故事是如何家喻户晓的？这其中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

　　“杨家将”故事发生在北宋初年，到了北宋中叶就已迅速流传于天下。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写过一篇文章，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并且指出杨家将故事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广泛流传。这篇文章写于杨业去世后的第六十五年，篇名叫《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这位杨君是杨家的后人，名叫杨琪。北宋另一位大文豪苏辙也写过一首《过杨无敌庙》的诗，他的诗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杨家将故事在宋代的影响力。

　　到了南宋，民间艺人把杨家将故事编成了话本，在民间越传越盛。由于北宋最终为外敌所灭，面对屈辱求和的南宋政府，他们对那些血战保国的将领更加敬仰和怀念。南宋的民间艺人对杨家将的故事进行了大胆想象和艺术加工，不断加入了许多神奇的故事和人物。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南宋徐大焯所著的《烬余录》，书中根据与杨延昭同时代的将领杨嗣创造了七郎杨延嗣这个人物，又创造出了杨宗保，还构想了杨家将父子舍命救援宋太宗的情节。

　　到了元代，杨家将故事形式又有新拓展，出现了杂剧，比如《昊天塔孟良盗骨》等等。到了明代，杨家将故事进一步丰富，出现了《杨家将演义》《杨家将传》，杨家将故事以小说、评书的形式广泛流传。这些故事反映的时间跨度加大，从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一直写到宋神宗赵顼，约一百年的历史。

　　明朝中后期，朝廷积弱，外敌虎视，这种局面与宋朝相似，杨家将成了民间借古言今的最好武器。另一方面，明政府也非常推崇杨家将，希望借此宣扬忠君思想。在这样的氛围中，杨家将的故事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明代纪振伦的《杨家将通俗演义》和清代熊大木的《北宋志传》两部书，使得杨家将故事最终定型。明清两代，戏曲舞台上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剧目有三百六十出之多。直到今天，京剧和其他地方剧种还经常上演《四郎探母》《穆桂英挂帅》等剧目。这些小说和戏曲与历史事实出入已经很大，成了英雄传奇。

　　经过漫长的发展，原本只有三代的杨家将被铺写成了五代；原本只是男儿的铁血沙场，又融入了佘太君、穆桂英等生动如花的女英雄。

　　唐宋八大家有三位是一家人，即苏老泉（苏洵）和他的儿子苏东坡（大苏）、苏辙（小苏）。在民间传说中，苏家还有一位聪明绝世无双、资质过人数倍的人物—苏老泉的女儿、大小苏的妹妹苏小妹。因为她是女的，按当时的制度无法参加科举，因此在政坛上没留下足迹，但在民间的名气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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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民间传说，苏小妹与当时的大才子秦少游喜结良缘，还演绎出许多有趣的故事。然而，与本书中其他故事一样，这一对才子佳人的故事在正史中也无迹可循，两人的夫妻关系纯属拉郎配。

　　妙趣横生的传说

　　苏小妹的父兄都是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这已经很厉害了。但据说，苏小妹比起父兄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她的才情有多高呢？有民间传说为证。

　　传说一：与大哥斗诗。

　　据说苏小妹长得很俊俏，只是额头比较高，眼睛比较深。一天苏东坡拿妹妹的长相开玩笑，形容妹妹的凸额凹眼：

　　未出堂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

　　几回拭泪深难到，留得汪汪两道泉。

　　苏小妹嘻嘻一笑，当即反唇相讥：

　　一丛哀草出唇间，须发连鬓耳杳然；

　　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传。

　　这诗是在讥笑苏轼那把乱蓬蓬的络腮胡须。念完诗后，苏小妹再一端详，发现哥哥额头扁平，了无峥嵘之感，又是一幅马脸，长达一尺，两只眼睛距离较远，整个就是五官搭配不合比例，当即喜孜孜地再占一诗：

　　天平地阔路三千，遥望双眉云汉间；

　　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到耳腮边。

　　苏轼一听乐得拍着妹妹的头大笑不已。

　　传说二：堪破佛言。

　　苏东坡喜欢参禅，有许多和尚朋友，其中佛印是关系最密切的一位。两人经常斗法，苏东坡往往败北。一次苏东坡和佛印和尚在林中打坐，佛印对苏东坡说：“观君坐姿，酷似佛祖。”苏东坡心中欢喜，看到佛印的褐色袈裟逶迤在地，就故意对佛印说：“上人坐姿，活像一堆牛粪。”佛印和尚微笑而已。苏东坡心想这回让佛印和尚吃了一记闷亏，暗暗得意，回家禁不住将此事告诉苏小妹，想不到苏小妹却说：“哥哥，你又输了。人心如何，看外物便为何，佛印看你似佛，只因他心中有佛。你见佛印似牛粪，那你心里装的是什么呢？”

　　苏轼算是才高八斗，苏小妹此等见地比苏轼要高许多了。

　　传说三：对诗选婿。

　　春日一天，苏老泉在家欣赏盛开的绿球花，看到高兴处提笔作“绿花球”诗，写了一半便写不下去了。正好朋友黄庭坚来访，苏小妹就提笔代父续写了后一半。全诗一气呵成，天衣无缝，如出一人之手，黄庭坚大加赞赏，便为大才子秦少游说亲。苏小妹续诗之事，传到高太后及丞相王安石耳里，他们对苏小妹也很感兴趣，高太后欲娶她为侄媳，王安石想为儿子求婚。太后娘家侄儿是无赖，王安石是自己的政敌，苏老泉对两门亲事都不愿意，但不知如何推辞。苏小妹知道后，挥毫写了一本卜卦的书，标明是“天书”，装在玉石匣里封好，让人深夜放到皇宫围墙内。第二天，巡夜官发现“天书”，将它交给皇帝。皇帝发现里面的内容非常神秘，似能为世人指点迷津。高太后听说了这件事，就来为侄儿的婚姻问题查阅天书。结果发现侄儿属鼠，小妹属虎，虎即是猫，这是犯忌的婚姻，于是不再提亲事。王安石的儿子人品文才确实不错，秦少游也是青年才俊，苏老泉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他将秦、王二人的诗文放一起让女儿评点。小妹认为王才华横溢，但更喜欢秦少游的诗，苏老泉决定择秦少游为婿。

　　黄庭坚将苏小妹的情况告之秦少游。秦少游听说过苏东坡取笑苏小妹容貌的诗，以为苏小妹可能其貌不扬，至于才学，仅听传闻，未见其实。于是他决定先暗中调查一下，再决定是否去求这门婚。一天，苏小妹陪母亲入庙进香，秦少游装成道士，亲自考察。小妹出轿上殿，少游已看清其脸，虽不是国色天香，容貌却也不差，于是试验其才。少游问：“小姐有福有寿，愿发慈悲。”小妹答：“道人何德何能，敢求布施。”小妹说完便要上轿起程，秦少游又问：“小娘子一天欢喜，如何撤手宝山？”小妹随口答道：“疯道人恁地贪痴，那得随身金穴！”小妹一边说一边上轿，少游在一旁痴痴相望。小妹随行女仆打听跟随少游的书童，得知那道人是秦少游伪装的，回来将此事告诉苏小妹。小妹付之一笑，嘱咐丫环们不要多话。

　　秦少游经过此番考察，对苏小妹很是佩服，就择了吉日，带了财礼，亲往苏府求婚。苏东坡从旁赞成，苏老泉当即应允，但小妹不肯，提出要夫婿金榜题名后才可洞房花烛。少游只能依她，参加了礼部大试，中了进士。

　　结婚那天，亲朋好友齐聚苏老泉家，前来祝贺。是夜，月明如昼，前厅筵宴已毕，少游准备进婚房，只见婚房紧闭，庭院里放着一张小桌子，丫环守在桌边道：“奉新娘子命令，考你三道试题，全部答对，美酒三杯，请送婚房；二道答对一道答错，清茶解渴，直待来宵再试；一道答对二道答错，罚在外厢读书三月。”秦少游想这有何难，笑着接题。少游略一凝思，答出了前两题，到第三道试题时却为难了。该题是对联，上联为：闭门推出窗前月，要求续下联。秦少游起初觉得容易，仔细想来，实属不易。少游在院中左思右想，不得其对。正在慌乱之际，恰逢苏东坡前来打听妹夫的消息，他听少游在庭院中吟哦“闭门推出窗前月”七个字，右手做推窗之势，心想此必小妹以此对难之，少游为其所困，自己得帮帮他。正好少游走到庭院花缸旁边，花缸满贮一缸清水，东坡触动了灵机，想出了下联。他想过去将答案告诉少游，又怕妹妹发觉，连累妹夫失面子，于是在远处站着咳嗽一声，然后在地上捡了个小石子投向缸中。那水为石子所激，跃起几点，扑在少游面上。水中天光月影纷纷淆乱，少游当下领悟，遂提笔对曰：投石冲开水底天。丫环拿着第三道试卷进去后不久，只听“呀”的一声，房门大开，苏小妹手棒银壶，将美酒斟于玉杯之内，献给新郎。少游心花怒放，连饮三杯。而后，二人携手步入洞房。自此夫妻和美，白头偕老。

　　苏小妹子虚乌有

　　苏小妹的故事听起如此有趣动人，然而，历史上，苏老泉（即苏洵）、苏东坡（苏轼）、苏辙、王安石、秦观，即秦少游等人在《宋史》中均有传，却独独没有苏小妹其人。

　　根据史书记载，苏洵共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两个儿子是苏轼、苏辙（即大苏小苏），大女儿八娘，是苏轼的姐姐，嫁给程子才为妻。二女儿是苏轼的妹妹，嫁给柳子玉为妻。三女儿既未留下名字，也不知其是否婚配。大概是这个三女儿排行最末，后人给她取名苏小妹。但这个苏小妹绝不可能遇到秦少游。

　　因为，苏洵死于治平三年（1066年），大文学家欧阳修为他写了墓志，墓志中说：“君女三人，皆早卒。”说明苏洵的三个女儿都比他早亡。当时秦少游才十七岁，那时与苏氏一家尚不认识，所以不存在黄庭坚向老苏提亲之事。秦少游与苏轼相识时已是熙宁十年（1077年），当时苏轼在徐州做官。秦少游写了篇《黄楼歌》，苏轼大为欣赏，认为他有屈原、宋玉之才，两人至此为莫逆之交。按照以上记载推算，秦少游与苏家结识时，苏洵已死十一年，他的三女儿死了还不止十一年，这两人是不可能婚配的。

　　另外，从苏轼、苏辙来往的信件中亦找不到有关苏小妹的任何记载，可见是民间杜撰的结果。

　　其实，在史书中，秦少游的妻子有明确记载且有名有姓，叫徐文美，岳父是徐主簿。秦少游，名观，号淮海居士，高邮人，有《淮海集》流传至今。他在《徐居主簿行状》中明确地谈到徐主簿将大女徐文美许配给他为妻。这也证明秦少游之妻是徐文美而不是苏小妹。

　　其实早在清朝时，就有人提出秦苏婚姻的传说与事实不符。清朝赵吉山曾引用《云谷卧余》说：“世传苏子瞻（苏轼）有小妹嫁为秦淮海（少游）之妻，而造为无稽之谈以实之，皆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今所传苏小妹之诗词对话……原属不根之论”，“今俗传为秦少游之妻，误矣！”

　　那么，民间传说为何津津乐道，肯定秦少游娶了苏小妹呢？一是秦苏两家关系不平常。秦少游、苏小妹均比苏东坡小，让二人喜结连理，才子佳人相配，是门当户对的上上婚姻。二是苏洵教子有方，大家断定他教女肯定也行。他自己是文学家，两个儿子也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小姑娘受父兄熏陶，必定也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才女应配才子，小妹的父兄择秦少游作她的郎君，符合推理。于是明朝天启年间，文学家冯梦龙把传说整理加工，写出了《苏小妹三难新郎》，随后的一些文人墨客又据此为蓝本，添枝加叶，编造了许多有关秦、苏之间的婚姻趣事，不明真相的人往往就将此传说当成了历史。

　　如此一个有才情的女子原来是杜撰的，让人听起来不觉可惜。

　　提起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四大才子，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是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和周文宾。因为自古以来小说、戏曲乃至现在的电视剧，都是这么说的。唐伯虎的风流、祝枝山的阴谑、文征明的憨厚、周文宾的俊美，随着“三笑点秋香”、“王老虎抢亲”之类精彩剧目的演绎早已深入人心。

　　然而，查过史书才发现，原来占戏份很多的周文宾又是一个“不存在”。

　　传说中的“王老虎抢亲”

　　据说周文宾在四大才子中年龄最小，长得最帅。他出身名门，文采飞扬，才思敏捷，少年便中进士。有一年正月十五元宵夜，祝枝山在虎丘搞了场灯谜会，风度翩翩的新科进士周文宾猜谜得第一，获得第二名的是苏州大财主王大户的千金王小姐，那天她女扮男装，风流倜傥，自称王老弟。周、王二人一交谈，均为对方的学识才智所倾慕，于是相约在某日到寒山寺换帖结拜金兰。届时周文宾准时到了相约地点，发现来的是位绝色佳人，仔细一看，原来就是王老弟，爱慕之情顿生，王小姐也频送秋波。

　　周文宾回到家中，告诉父母自己对王小姐的爱慕，请父母去提亲。周父经过调查，发现王大户治财有方，老实本分，两家也是门当户对，于是决定促成此事，以成全儿子的心愿。但王大户脾气古怪，有许多官宦子弟欲与其女结为秦晋之好，均被谢绝，自己去提亲估计也不成。正在父子对此发愁的时候，唐伯虎给他们出了主意。他说，王小姐有一个哥哥叫王老虎，是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公子，而且好色，可以在这个人身上做文章。

　　这天，周文宾打扮成少女模样，款款细步，招摇过市，出现在王老虎必经之地。王老虎是个好色之徒，哪经得住这般挑逗，就约好了几位纨绔子弟，备了一副花轿，打算强抢。这天中午，王老虎及随从蓦然发现，这个猎物独自伫立在北门桥上，裙裾飘飘，宛如天女下凡。王老虎觉得机会难得，于是让手下人一涌而上，将其绑架到轿中。“少女”见众恶少前来，先是惊慌失措，一句话也说不出。后到轿中，莺啼燕语，自诉是大户人家出身，愿侍奉王老虎左右，但必须要举办婚礼，否则宁死不从。王老虎听了，心花怒放，决定把此女抬进王府，暂放妹妹房中，晚间邀约亲朋好友，举办婚宴，拜堂成亲。王大户听说此事，大为不悦，但又害怕如不举办婚礼，儿子会因抢亲之罪受到惩处，于是只好同意。

　　周文宾与苏州才女王小姐同处一室后就露出了真面目，并且把计划说与了王小姐。第二天一早，王小姐说男女授受不亲，自己无脸见人，闹着要上吊自尽。王大户夫妇急忙跑来，左劝右劝都不听。此时绸缎布店、木器行、小百货等陆续送来嫁妆。家里正在忙乱不堪、尴尬万分的时候，大才子文征明前来凑热闹，假意欲与王大户做书画生意。由于文征明与王小姐母亲沾点亲，王大户遂把家中丑事谈了一二。文征明听后哈哈大笑，说不如假戏真做，以错就错，将小姐嫁给周文宾，两家门当户对，佳人配才子，是上上婚姻。王小姐听了此话才破涕为笑，王母也无意见，但怕男方不允。文征明说：“周家父子的工作，包在我身上，你们尽管做好迎亲的准备。”王大户到了这时也别无良策，只好答应这桩婚事。不一会儿，文征明前来报喜，称周文宾父母同意即日成婚。这时王老虎也赶回家来，只待晚上拜堂，没想到标致的“少女”变成了英俊的小生。

　　当晚，周王两家在周家举办了婚宴，周文宾、王小姐有情人终成眷属，成就了一段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

　　周文宾查无此人

　　查《明史》及其他正史，明朝中后期，苏州确有“江南四杰”“吴中四才子”之说。但是据《明史文苑传》记载：苏州四才子是祝允明（枝山）、唐寅（伯虎）、文征明、徐祯卿，而传说中的周文宾在任何典籍中都查不到。所以，可以断定是后人把徐祯卿换成了周文宾。

　　徐祯卿，字昌谷，吴县（江苏苏州）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国子监博士。徐祯卿出身贫寒，长相难看，但聪明好学，学识渊博。他在四才子中年龄最小，科举功名最高，官也做得最大。他与唐伯虎是邻居，也是“刎颈交”，与祝枝山是“忘年交”（年龄相差十九岁），与文征明是“文字交”。唐伯虎非常赏识徐祯卿的才能，曾将他推荐给画坛领袖沈石田，名士杨循吉等。徐祯卿以诗闻名，与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合称“诗中四杰”，再加上王廷相、康海、王九恩，又称明代“前七子”，在当时及整个文学史上都有极大的影响，《明史》称他为“吴中诗人之冠”。

　　按理说，徐祯卿记忆力超群，“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还绝顶聪明，少年时代即已“工诗歌”，这些都很符合“才子”的特征，可为什么偏偏要把他逐出“四才子”之列呢？可能有四个原因。#p#分页标题#e#

　　其一，徐出身清贫，他的婚姻状况如何，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人们主观地认为，他的婚姻不会那么浪漫风流，相反更可能因贫困而出现家庭危机。

　　其二，徐是一位丑男。根据史料记载，徐祯卿生就一双三角眼，眼神犀利（“双瞳烛人”），且多眼白。这种长相很可怕，会让人先入为主地认为此人阴森狡诈。所以当他考取进士时，明孝宗本想将他留在身边，但召见之后，便因为他的长相放弃了重用的念头。就长相而言，要他去演绎风流才子的韵事佳话，显然不合格。反之，虚构的“周文宾”风流倜傥，出身富家，与唐祝文三人的传说浑然一体。用周文宾取代徐祯卿，可以使四才子更有名气。

　　其实，从现有的史料看，徐祯卿虽是丑男却无劣迹，是个循规蹈矩，且颇有建树的文人。这真是应了“人不可貌相”的古训。

　　其三，与其他三位才子终老吴中不同，徐祯卿中进士之后便留京任职。后来，他的文学理念也发生了变化，与李梦阳、何景明交往频繁，渐渐“悔其少作”，改而推崇汉魏盛唐，在“前七子”中位列第三，从此跻身主流文人之列，同多少带有叛逆味道的吴中文人分道扬镳。这大概也是他被逐出“才子”之列的重要原因。

　　所谓“前七子”是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年）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为区别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世称“前七子”。前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可见，徐祯卿是一个颇有使命感的文人。

　　其四，在四才子中，唐、祝、文三人，都是文人兼艺术家，如唐寅、文征明的画，祝允明的字，都是各领风骚、卓有成就。他们尽管也能诗善文，但均不以此为“主业”，其主要成就应该在艺术领域。唯徐祯卿以诗名世，是个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家。就这点而言，徐祯卿与其他三位才子有着较大的差别。这或许也是他最终被逐的一个原因吧。

　　简单地说，《水浒传》是一部写“土匪强盗怎么形成”的书。有不少人把它当历史看，事实上，严格地说，《水浒传》连历史小说都称不上，只是一部虚构的演义小说，其中的人物、故事一分真、九分假。所谓“演义小说”，指的是小说中的部分人物和故事，历史上的确有过，但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却是编造出来的。换言之，《水浒传》这部演义小说只是历史人物、事件的大合集。只是书写得太好了，以至于让后人以为这就是历史，而真正的历史反倒隐退了。

　　“一百单八将”原型只有三十六人

　　《水浒传》中塑造了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个个形象鲜明，故事生动。但是，与史书对比，其中只有三十六个人物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其余七十二个，大都是创作出来的，纯属子虚乌有。

　　据史家考证研究，在宋徽宗宣和年间，确有宋江其人及其领导的梁山泊起义，这就是淮南地区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的历史事件，但不像《水浒传》所写的有一百零八将，也没有那么多生动的戏剧性场面。这三十六个人在正史书没有客观具体的记录，大部分是根据民间传说再加工而成的，这样一算，整部小说中的人物就一分真、九分假了。

　　梁山泊位于山东西部，原是个很小的湖泊，后因从五代到北宋期间黄河多次缺口泛滥，它与四周的许多小湖泊汇成一片，到北宋末年便形成纵横八百里水域的大湖泊，湖中港汊交错，芦苇纵横，并有许多天然小岛，形势险要复杂。当时许多破产农民、渔民以及一些被政府通缉追捕的逃犯藏匿于此，成群结伙，靠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营生。有若干股势力日益增大，人数愈聚愈多，到北宋末年更掀起了多次反抗官府腐败、盘剥与压迫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起义。宋江起义军就是其中的一股。

　　宋江起义的导火线是宋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若有违规犯禁者，则以盗贼论处。贫苦的农民与渔民交不起重税，于是在宋江等人的领导下，铤而走险，凭借梁山泊易守难攻的地形，阻杀前来镇压的官兵。

　　最初四五年，宋江等人一直坚守在梁山泊，直至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才正式宣布起义，随后离开梁山泊，转战于青、齐、濮各州之间，官府也才开始注意到这支起义军的存在，并下令“（京）东、西路提刑督捕之”“招抚山东盗宋江”（见《皇宋十朝纲要》）。该起义军最终以被官府招安结束。

　　宋江起义规模到底有多大，从《宋史·侯蒙传》《宣和遗事》等的记载看，只有三十六人。据郎瑛《七修类稿》载，这三十六人为：宋江、晁盖、吴用、卢俊义、关胜、史进、柴进、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张青、燕青、孙立、张顺、张横、呼延绰、李俊、花荣、秦明、李逵、雷横、戴宗、索超、杨志、杨雄、董平、解珍、解宝、朱仝、穆横、石秀、徐宁、李英、花和尚、武松。

　　这个名单有一个可疑之处就是，作为一次有影响的农民起义，仅三十六人就“横行齐魏”，官兵数万人不能抵抗，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有人认为这三十六人可能是起义军大小领袖的总数，也就是说与宋江一起举事起义的三十六条好汉，后来每一个好汉统率一支部队，但为了方便起见，仍以三十六人的名字称呼，这种解释倒也合理。那么，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到底有多少人？由于史无记载，确切数字无法统计，推测至少应有数千人。

　　史书记载宋江起义有三十六位英雄，为何到了《水浒传》却变成一百零八位呢？或许是作者“欲成其书，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郎瑛《七修类稿》载），使小说更添传奇色彩以迎合百姓喜好，琅琅上口，便于流传。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的朝代。有宋三百多年，农民起义大大小小有数百次之多，宋江起义只是其中规模与影响都较小的一次。但因南宋时编印出版了《宣和遗事》，把宋江起义史事演义化、故事化；明初又出现《水浒传》，将宋江起义故事描述得更加生动感人，因而使这次原本平常的农民起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但是，小说虽与历史有联系，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这是我们看《水浒传》时所要注意的。

　　宋江是否征方腊

　　宋江接受招安以后，又干了些什么事情？小说中，宋江投降后被宋朝派去镇压方腊了。方腊起义是与宋江起义几乎同时发生的一次农民起义，从起义规模和影响上讲都比宋江起义大得多。

　　关于此说，史书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如《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皇宋十朝纲要》以及《大宋宣和遗事》都称宋江投降后随官兵前往镇压方腊起义，宋江从农民起义领袖变成了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但1939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中却明确地说，折可存是在征方腊胜利后才逮住宋江的，换言之，宋江没有征过方腊。同是史料，孰真孰假，史学界争论不休。由于这些史书的作者都是一流的史学家，基本上是当时人写当代史，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宋江投降、征方腊的记载不会有误，反倒是折可存墓志铭记载可能会失真。

　　然而，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却发现宋江征方腊一说疑点重重。

　　前述史书中虽然提到宋江灭了方腊后，被封为节度使，但没有具体的时间。此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皇宋十朝纲要》等书都提到，宋江曾经在宣和二年或三年去浙江征方腊。然而，根据《宋史》，宣和二年宋江还没有投降，又如何去征方腊？这一资料显然不准确，至于宣和三年，从《宋史》中看，也不太可能，这可以从下面两段文字中得到印证。

　　《宋史·徽宗本纪四》中说：“(宣和)三年（1120年）春正月……是月方腊陷婺州（浙江金华），又陷衢州……宋至道三年（1121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四月庚寅，忠州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清溪。”

　　这段记载对方腊失败、宋江起义的时间、地点都记述得很清楚：1120年，方腊起义，先后攻下婺州、衢州、杭州等处，正激战中，宋江于1121年起兵犯淮阳军。到了四月，方腊起义失败。

　　至于宋江何时投降，上面这段中没有具体的日子，倒是《宋史·张叔夜传》中对宋江投降的经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张叔夜在连云港南面的海州当知州的时候，宋江等人在黄河的北边起兵造反，占领了十个郡，官军不敢抗拒。听说宋江等人将要到海州来，张叔夜派出探子打探宋江等人所走的方向。得知贼兵涌到海滨，于是组织了一支有一千人的敢死队，在城边和海边埋伏，然后派出一支尖兵去诱敌。等到宋江等人上岸作战，张叔夜派人把他的船都烧了。宋江的义军没了退路，失去斗志。这时候伏兵乘胜攻击，宋江损失惨重，退路又被切断。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率众投降，接受朝廷招安。

　　此段记载虽然没有详说宋江具体什么时间被诱捕，但粗略推算一下，从他于宣和三年二月起兵，接着又犯京东、江北，入楚(州)、海州界，最后被诱捕，总需要一两个月时间，这样就到了四月份，此时方腊已经全军覆没了，宋江不可能参与征方腊。

　　《东都事略·徽宗纪》中倒是明确说宋江投降的日子，是在方腊被擒以后的一个月，当然不可能也不需要他去征方腊了。遗憾的是此书不是正史，可信度不免要差一些。

　　此外，《宋史》中分明记载着生擒方腊的将军是宋代名将韩世忠，这说明平方腊战役和宋江并没有什么关系。

　　可见，宋江征方腊的故事很可能不存在。

　　那么，宋江最后是什么结局呢？

　　有人怀疑宋江投降后被杀。例如宋代学者洪迈的《夷坚乙志(六)·蔡侍郎》中记了一件颇有神话色彩的事件：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被罢官，后因背上疽疮发作，死了。没过多久，他所喜欢的一个叫王生的人死而复生，自言他在冥界见到蔡居厚正在受惩罚（冥谴）。蔡居厚让王生回来转告其妻说：“我如今只理郓州事。”夫人恸哭道：“侍郎你去年在郓州当差时，梁山泊五百名叛贼受降，你去把他们都杀了，我当时屡屡劝你不要这么做，你就是不听。”

　　有人据此认为蔡居厚所杀的就是宋江等人。《夷坚乙志》成书于乾道二年(1166年)，离宣和六年(1124年)不过四十余年，尽管所述故事是道听途说，而且“冥谴”之说也荒诞不经，不过“杀降”一事大概不是虚构的。

　　但是此书与史书在时间上又有极大的出入：宋江投降，是宣和三年间事，蔡侍郎招降“梁山泺（梁山泊）贼五百人，既而悉诛之”，是宣和六年的事。即便宋江确实是宣和三年在山东梁山泊投降的，蔡居厚所杀的也应该是另一支土匪或起义军。也有人据此推测说：宣和三年投降后的宋江，命运不会比宣和六年投降的“梁山泺贼五百人”更好。不过推测不等于就是事实，这里只能“聊备一说”而已。

　　总之，宋江等人投降之后，如何结果，已经无法考证了。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历来研究者说法不一。在中国大陆最流行的说法是施耐庵，但是也有一些版本却标明著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其实，早在明、清两代，关于《水浒传》版本上的署名，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就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罗贯中撰。这种说法不见于任何一种早期刻本。

　　二、施耐庵撰。这种说法最早的两种版本出现于明末崇祯年间。

　　三、施耐庵、罗贯中合撰。有这种题署的版本最早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也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二人合著的。不过他认为前七十回是施耐庵写的，后五十回才是罗贯中续的。所以他要“腰斩”《水浒传》，并在第七十回正文后面发表这样的评论：

　　“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

　　不过，金圣叹并没有提出他所根据的是什么。

　　一般的评价，有两个共识：第一，都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比《水浒传》写得好，特别是关于战争部分。《水浒传》最擅长写杀人越获，但战争场面却写得极为粗糙，漏洞百出。所以，不太像罗贯中的手笔。第二，都认为《水浒传》的前七十回比后五十回写得好。如果《水浒传》的后五十回是罗贯中所续，不应该写成这个样子。

　　可是，如果此书没有罗贯中什么事，为什么又会出现他是此书作者的传言呢？可见，其中必定另有原委。此外，还有人认为施、罗都不是《水浒传》的作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我们不妨梳理一下这二人的关系，试图从中找到答案。

　　“施耐庵”不是人名？#p#分页标题#e#

　　极少数的人认为施耐庵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几十年后出现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因此这个作者，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繁本的修订者，不过是编个人名随意加上去的而已。甚至有人认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施耐庵”是“是乃俺”的谐音，意思“就是我”，也就是编者罗贯中。

　　今天的人无法理解，完成一部文学作品是非常辛苦的事，作为一部优秀作品的作者，本该是一件荣耀的事，怎么会有人不愿意署名呢？原来，这中间，有一个对“小说”的认识演变过程。

　　在中国古代，“小说”算不得文学作品，“小说家”只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或“勾栏”也就是妓院里说，低级的只能在马路边说，跟叫花子差不多。给说书人写“话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困潦倒的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酒鬼、嫖客、败子。这些人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闯荡江湖，见多识广，有的还特别善于言辞。落魄以后，无以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要么自己讲，要么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家不但不敢争版权，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读书人的“名声”。在读书人的眼中，写八股文章的才是“文人”，写诗词歌赋的才是“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文痞”甚至是作孽的“罪人”了。例如明代的庐陵(江西吉安)人李昌祺，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结果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还被取消了进入乡贤祠的资格。

　　在“正人君子”们看来，小说家不但要受到世人责骂，还要受到天谴、遭到报应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清代的铁珊在光绪十五年刊印的《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中伤来污蔑、侮辱小说家的地步了：“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高鹗）撰《红楼梦》，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房、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强盗，宣扬“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励造反，作者不敢署名，毫不奇怪。

　　江浙人写不出山东话？

　　还有一种观点更有趣。有人认为施、罗是江浙人，而《水浒传》中满是山东、河南方言，江浙人施、罗不可能写出山东腔，所以二人都不是作者。

　　先来看看施、罗的生平。

　　施耐庵或者罗贯中历史资料，少得简直如凤毛麟角，许多专家考证，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参加进来发掘，所得到的资料，有的模棱两可，有的被批驳者所否定。目前一般的说法是：

　　施耐庵，名子安，号耐庵，原籍钱塘(浙江杭州)人或苏州人，后来迁居江苏兴化或淮安，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与刘基同榜中进士，并与刘基结识，曾在钱塘当官两年，后来退出官场，终生不再仕，立志著书。大约在1296—1370年间去世，著书的时间共有三十多年。终年七十五岁。著书的地点，传说是在江苏兴化的白驹场。有一种说法：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冬，朱元璋与张士诚交战，施耐庵为避战乱，迁来白驹场西定居，此地现名施家桥。

　　张士诚是元末泰州白驹人，施耐庵后来定居白驹，与张士诚可以说是小同乡。许多有关施耐庵的文章都提到张士诚和朱元璋都想请施耐庵出仕，即便不是事实，至少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还有人说施耐庵曾经当过张士诚的军师，可惜张士诚目光短浅，不听施耐庵的良策，于是施耐庵离开了张士诚，张士诚也终于被朱元璋打败。张士诚的失败，施耐庵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也有一分责任，所以他在《水浒传》中特地把梁山军师智多星吴加亮改名为“吴（无）用”，意思就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帮助张士诚平定天下—是军师无用啊。

　　白驹场现在有不少与施耐庵有关的遗迹，如施耐庵陵园，还有施耐庵在白驹镇写作《水浒传》的书斋。清咸丰五年（1855年），施耐庵的十四代孙施涔将此斋加以修建，改成了“施氏宗祠”，供有第十五世始祖施耐庵的牌位。

　　据称当地施氏宗谱卷末有《施耐庵传》残页，为淮安人王道生作，其中提到施耐庵著有《江湖豪客传》，即《水浒》等多部著作，每一部著作完成都要仔细校对，其中得到弟子罗贯中的帮助最多。从文字看，作者王道生比施耐庵小七十来岁，比罗贯中小三十多岁，而且与罗贯中在福建见过面，所讲的事迹，应该可信。但是据《水浒》研究者及考古学家们的考证，此文仅见于清代的施氏族谱，不是明代的版本，也没有旁证，有伪造的嫌疑。

　　后来又陆续发现各种有关施耐庵的资料，如清咸丰年间的《施氏族谱》、施家桥出土的《施让地券》《施氏家簿谱》等文物，民间也有各种传说。整合这些资料后，可以大致勾勒出施耐庵的生平：施耐庵，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字彦端，耐庵是他的又字或者别号。祖居扬州兴化，后来迁居海陵白驹，至顺间“乡贡进士”，流寓钱塘，曾入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白驹著书，后因躲避朱元璋的征召而去淮安，死后骨殖迁葬白驹施家桥。

　　关于以上推测，学术界尚有争议。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在施耐庵死去几百年了，《水浒传》广泛流传之后才出现的，不是第一手材料，可信度不免要大打折扣。

　　再来看罗贯中。

　　通常的看法是，罗贯中（约1330—1400年），名本，一说名贯，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人或庐陵(江西吉安)人，终年七十一岁。也就是说，罗贯中比施耐庵小三十五岁，施耐庵中进士的那一年，罗贯中刚出生；施耐庵死的那一年，罗贯中四十一岁。罗贯中的著作比施耐庵多，除《三国演义》外，还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粉妆楼》《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共几十种。但是从这些作品的文字水平看，比《三国》相差太远，不大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很有可能是罗氏的早期作品或后人伪托。

　　有人从语言方面分析，认为《水浒传》中使用了大量山东、河南方言，据此认为《水浒传》不可能是身居钱塘的施耐庵或罗贯中编写。其实《水浒传》中同时也使用了大量江浙方言如“稿荐、桶盘、做人家、做羹饭”之类。再说，水浒故事的来源是宋元话本，而话本的主要流行地区是河南、河北、山东，话本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是当时的“官话”，即首都开封方言。因此，《水浒传》中出现许多河南、山东方言语词，很可能施耐庵就是直接照抄话本底稿的。因此，认为施、罗都与《水浒》无关的说法不可用。只是，到底谁是真正的作者，至今仍是个谜。

　　施、罗不可能同为作者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高儒《百川书志》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意思是说：《水浒传》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的，也可以理解为两人合作的。

　　如果前文对二人的生平考证属实，那么，二人同时著书似乎不大可能。从年龄上看，施耐庵辞官不做，开始著述时是四十二岁左右，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都已经成熟了，这时候罗贯中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儿。等到罗贯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说已经写了近二十年，早应该定稿了。

　　另外，罗贯中的水平比施耐庵要高得多，这从《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对比中明显可以看出来。一般来说，老师的水平即使不高于学生，也不会相差太远。罗贯中写《三国》，战争场面写得十分生动，地理位置也大都与实际相符，而《水浒》所写的战争场面大都出于想象，有的近似儿戏，地理位置更是错误百出，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如果罗贯中参与《水浒传》的“编次”，总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老师的作品错误百出而无动于衷吧？

　　举几个典型的错误。

　　其一，为了救宋江，两百多梁山好汉来回六千里路从梁山到江州去劫法场。回来的时候，还收了四个好汉和近一千人马，一路冲州撞府，平安返回梁山。如此不要命的军事部署，写出精彩三国战争场面的罗贯中怎么可能看得下去？

　　其二，救史进和鲁智深时，梁山泊出动七千大军，来回三四千里，半路上还劫持了钦差大臣的“金铃吊挂”，最终平安回到梁山。这简直是军事神话。任官军的力量再薄弱，也不可能让宋江等人“横行”到这种程度，否则大宋的江山早就拱手让与他人了，怎么可能持续三百年之久。

　　其三，小说中称武松在沧州别了柴进和宋江，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路过阳谷县时顺便打死了一只老虎（景阳岗打虎）。然而，这个路线犯有严重的地理常识性错误。清河县在沧州的南面两三百里，阳谷县在沧州的南面五六百里，三个地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武松本可以从沧州直接回到清河，没必要“路过”阳谷县。但是小说中，武松不但路过了阳谷县还在那里的景阳冈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后又折回头回到清河县。

　　再比如著名的“智取生辰纲”。书中说朝廷从大名府运送生辰纲到开封去，中途要经过黄泥冈、二龙山、桃花山等强人出没的地方，导致生辰纲最后在黄泥冈被劫。且不说这条道路有现成的“官道”，官兵根本没必要走荒山野岭。可见《水浒传》对这些地方位置描述就有错误。从山东大名府到开封几乎是一条由北向南的直线路线，按小说的说法，生辰纲在黄泥冈被劫，这些地方都应该在大名府的正南、开封府的正北面。可是，《水浒传》中又说，黄泥冈在大名府的正东面，属于济州管辖。二龙山、桃花山和清风山同属青州管辖，青州在济州的东北，离大名府到开封的路线相距千里。这显然是作者地理知识不足造成的。

　　书中类似地理和战争的硬伤还有不少，像这样的错误，不太可能在熟悉地理和战事艰辛的罗贯中笔下出现。

　　有一点要特别指出，即《水浒传》中的地理性错误，只错在北方地区，到了后面，宋江大军开到浙江去“征方腊”时，作者对浙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杭州地区的地理描述，几乎没有错误。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水浒传》的作者或编撰者是个没有到过北方的南方人，或者就是杭州人。这身份，与施耐庵、罗贯中完全符合。

　　此外，作者对北方气候的错误描述也可以证明作者是南方人。

　　例如“风雪山神庙”那一场。当时林冲的住处被奸人所烧，林冲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在严冬岁末走了十来天到了梁山。此时梁山泊不但没有结冰，还“山排巨浪，水接遥天”，林冲还能够坐着小喽啰划的船上了梁山。这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华北来说，简直就是亘古奇迹！

　　再例如，呼延灼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泊一节，先不说这种连环马根本不可能上战场(只要射倒一匹，其他马就会受影响)。就是当时正值冬令，在那冰封的湖面上任何马匹都无法奔跑，哪里还用得着徐宁的钩镰枪？连环马极有可能是从岳飞拐子马联想而来的。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将以上种种观点综合起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水浒传》并非成于一时，也不是作于一人之手，其中施耐庵可能是第一个进行编纂加工的“总其成者”，贡献最大。至于罗贯中是否是施耐庵的弟子并且参与修改，鉴于书中存在诸多历史、地理、气候方面的错误，我们更倾向于认为，熟悉历史、地理的罗贯中没有参与其中。

　　清朝从1644年入关到1911年灭亡，前后共历十位皇帝，顺治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名叫福临，是清朝二任帝太宗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无论是按照立嫡以长，还是按照立嫡以贤的传统，他原本都与皇位无缘。可这位九阿哥却天生有福，不仅坐上了皇帝宝座，而且还凭空捡来一只“肥鸭子”—从李自成、吴三桂的手里夺去了明朝的万里江山。登上皇帝宝座，福临靠的是皇叔多尔衮和母亲孝庄皇后，窃取明朝江山则因有了大汉奸吴三桂。

　　顺治六岁登基，在位只有十八年，二十四岁便病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顺治因爱妃董鄂妃之死看破红尘到五台山当了和尚。那么，顺治究竟是病死了，还是出家当了和尚，这已是一个历史疑案。紧接着，又有人说，董鄂妃是“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这是真的吗？此又是一个疑案。

　　浪漫的传说

　　明朝末年，江南有“八大名妓”和“四大公子”。当时八大名妓号称“秦淮八艳”，董小宛就是其中之一。“四大公子”指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慧、冒襄（冒辟疆）。

　　传说清军大举南下时，董小宛被督署江南的洪承畴抢走献给顺治。顺治一见董小宛龙心大悦，二人感情迅速加深。顺治先将董小宛册封为妃，接着又立为皇贵妃，一代名妓就这样成了董鄂妃。

　　但在孝庄皇太后看来，董小宛作为一个汉族女子，没有资格凌驾于其他后妃得到皇帝的专宠，更重要的是，她认为顺治的这种感情再发展下去会坏了国家大事。于是她以学佛的名义，将董小宛送到西山玉泉寺。但是这没有阻止顺治和董小宛的见面，顺治不但千方百计与董小宛约会，还一再威胁太后说，如果董小宛有什么不测，他肯定不当皇帝了。后来，孝庄设计烧了玉泉寺，谎称董小宛被烧死。顺治痛不欲生，从此沉迷于佛教中不能自拔。#p#分页标题#e#

　　自此，顺治的结局出现了不同的版本。

　　一种版本是，顺治在二十四岁得天花而亡。另一种版本是，一天，顺治打坐时恍惚看见董小宛出现在五台山，于是他毅然放弃皇位来到五台山，建了三间草房，从此做了和尚，年仅二十四岁。他的第三子玄烨继位成为康熙皇帝后，传说曾几次以进香名义到五台山去见父皇，但顺治根本不与康熙相认。康熙无奈，在寺庙墙壁上题写了“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的诗句，而后含泪辞别。

　　顺治的陵墓在清东陵，与他合葬的还有两位皇后，其中一位就是深得顺治宠爱的董鄂妃。董鄂妃死后被封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从充满赞美的封号上，不难看出顺治对她的感情之深。

　　后来，有人说董小宛就是顺治最喜欢的董鄂妃，那么董鄂妃与董小宛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呢？

　　董鄂妃不是董小宛

　　关于董小宛，《清史稿》和《明史》中都没有她的记载。民间虽有好事者的零星记载，如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都对董氏作了一些记载，但关于她的最权威史料当推其夫冒襄（辟疆）的《影梅庵忆语》及《如皋冒氏严书》。

　　冒襄是江南“四大公子”之一，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在他的《影梅庵忆语》中，冒襄追忆了他和董小宛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以及他们婚后的生活。

　　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年)，他到南都(南京)参加科举考试。方以智、侯方域对董小宛赞不绝口，称她“才色为一时之冠”，在两人介绍下，冒襄得以求见董小宛。但是，第一次没能见到董小婉。第二次，冒襄看到董小宛在保姆的陪伴下沿着曲廊走来，不禁感叹：“香姿玉色，神韵天然。”而当时才十六岁的董小宛一句话也没说。

　　三年后，在朋友帮助下，特别是通过“八大名妓”之一的柳如是和赎买柳如是的钱谦益从中周旋担保，冒襄终于以三千两银子的代价将董小宛赎身。董小宛嫁给冒襄后来到江苏如皋的冒家水绘园，与冒襄一家过着平静的生活。但不久就赶上明末清初的乱世，冒襄一家四处逃亡、颠沛流离。在以后的五年里，冒襄大病三次，全靠董小宛悉心照顾才保住性命。然而劳累的生活最终吞噬了董小宛年轻的生命。根据冒辟疆在《如皋冒氏严书》中所说，小宛自明崇祯十五年，亦即1642年嫁给他为妾，两个共处九年，于顺治八年，亦即1651年去世，死时年仅二十八岁。顺治皇帝生于1638年，小宛死时顺治只有十三岁。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点：董小宛嫁给冒襄以后，两人就再没分开，而且董小宛是死于冒辟疆的家中。据时人记载，董小宛死后的葬处即为有名的影梅庵，所以董小宛也就不可能再到宫里成为顺治的妃子。

　　第二点：董小宛去世时，顺治才十三岁，应该还是一个情窦未开的孩童，不可能对一个比自己年长十五岁的女子爱得死去活来。再者，也与董鄂妃死于顺治二十四岁的记载不符。

　　通过以上两点我们可以推断，董小宛与深得顺治皇帝宠爱的董鄂妃，根本就是两个人。

　　那董鄂妃又是谁呢？

　　董鄂妃是谁

　　据《清史稿》记载，董鄂氏(即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董小宛去世那年，祖籍辽宁的董鄂氏已经年满十二岁。

　　董鄂氏在顺治十年入选秀女，被指配给襄亲王。第二年，董鄂氏与襄亲王成婚，那年董鄂氏十六岁，襄亲王十四岁。襄亲王名叫博穆博果尔，是皇太极的第十一个儿子，顺治的同父异母弟弟。

　　那么，董鄂氏又怎么会成为顺治的妃子呢？

　　据当时在宫中任职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笔记记载：“顺治皇帝对一位满籍军人的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事申斥他夫人时，竟被顺治闻知，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位军人于是因愤致死。顺治皇帝就将这位军人的夫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汤若望说的这位满籍军人，就是襄亲王。

　　从史料中可以看到，襄亲王死时才十六岁。就在这年8月，顺治宣布立董鄂氏为妃。他让礼部挑选吉日举行典礼，并委派内大臣鳌拜前去告祭襄亲王，可能是因为顺治还是有些心虚吧！

　　董鄂氏入宫后，住在承乾宫。

　　顺治十三年八月董鄂氏被册立为贤妃，一个多月后顺治又准备立她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

　　册立典礼是在当年十二月初六举行的，这一年顺治十九岁，董鄂妃十八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保存了册立董鄂妃为皇贵妃的《诏书》。按常规，皇帝只有在册立皇后的大礼上，才会颁布诏书公告天下。董鄂妃享受到这种特殊礼遇，表明她得到了顺治不同寻常的宠爱。

　　董鄂氏入宫后，与顺治的感情与日俱增。顺治后来在《端敬皇后行状》中回忆，他下朝时董鄂妃总是亲自安排饮食，饭菜做好后更要先品尝。当他批阅奏章时，董鄂妃常陪伴在他身边。更难得的是，她时常劝说顺治，处理政务要服人心，审判案件要慎重。连宫女太监犯错误时，她也往往为他们说情。

　　顺治十四年四月初七，董鄂妃生下一个男孩，排行第四。随着新生儿的诞生，清朝后宫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得更加残酷。

　　顺治有过两个皇后，都出自母亲孝庄皇太后家族。第一个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女，在顺治十年时被降为静妃；第二个皇后是孝庄的侄孙女，顺治仍想把她废掉。孝庄非常恼火，于是迁怒于顺治一心宠爱的董鄂妃。

　　董鄂妃即将生产时，孝庄搬到北京永定门外二十华里的南苑，这是专供皇家冬天狩猎阅兵的地方。董鄂妃生下皇子不久，孝庄便以自己身体欠安为由，令董鄂妃前往南苑伺候她。董鄂妃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前往南苑照顾孝庄，致使她的健康受到严重影响。更为不幸的是，新生的孩子活了不到三百天就突然夭亡了。这对董鄂妃是致命的打击，从此她一病不起，在痛苦中挣扎了三年，终于在顺治十七年病逝于承乾宫。

　　董鄂妃的死，令顺治难过万分。董鄂妃死后两天，顺治追封她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并亲自撰写了四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状》来悼念爱妻。

　　顺治送走爱妃后，就选择了净发出家。其实顺治并不是突然想出家的，据历史学家陈垣考证，顺治对佛教的启蒙始于一代高僧憨璞聪。顺治十年，这位高僧入宫，他对佛法的解释深深触动了顺治。

　　在憨璞聪推荐下，僧人玉林琇和茆溪森先后入宫讲授佛法。顺治开始信佛，法名“行痴”。这位行痴皇帝在爱妃火化后的当月，就请茆溪森为自己举行了净发仪式。

　　皇帝出家震惊朝野。孝庄将顺治的师父茆溪森绑起来，并架起干柴，要当众烧死他。就在这时，传来顺治决定蓄发留俗，不再出家的紧急口谕。

　　顺治没能当成和尚，三个月后，他在病中把身边的近侍吴良辅送到悯忠寺代替他削发为僧。五天后，顺治带着无限惆怅，在紫禁城养心殿闭上了眼睛，年仅二十四岁，死因是天花。顺治去世距董鄂妃病逝，仅隔三个多月。

　　董鄂妃的身世既已搞清，那么，我们可以断然否定董小宛与顺治皇帝的“生死恋”了。

　　中国历史上的黄帝时期是一个奇异的时代。虽然它只是一个传说时代，可是后世的人们都言之凿凿地记述这段历史，并且赋予了黄帝以及同时代人物亦神亦人的形象。黄帝以后又传了四世，一个比一个默默无闻，史书中只见名字，不见事迹。直到第六、七任君王尧帝和舜帝登场后，历史舞台又开始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起来，其中最热闹的就是“尧舜禅让”。在史学家以及儒家的笔下，“尧舜禅让”被描述成人类历史中最美好的景象，而尧舜两位主角则被美化得像两只雪白的羔羊。

　　按照诸如《春秋》《史记》等各类史书的说法，尧十六岁就显示出了治理天下的能力，到八十六岁那年，由于年迈体衰，就叫大家推荐和选举贤能的“接班人”，大家就推举了舜。

　　尧为了方便考察舜，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他。结果证明舜是一个品德高尚、能力超群的人，于是尧就把治理天下的权力交给了他，自己退居一旁养老。这就是历史上流行的“尧舜禅让”的故事。

　　禅让是假话？

　　“尧舜禅让”虽然是一段妇孺皆知的远古时代的政治传说，但史书中开始有明确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已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期间时隔几千年，对于它的真实性当时就有人怀疑，而且历来说法不一。反对的意见一般有以下三种。

　　第一，畏劳说。

　　也就是“逃避劳动”的说法。有一些学者认为尧让位于舜没有那么神圣，只不过是尧不想再操那份心了，想找个人承担这份辛苦的职务罢了。

　　关于这个观点，韩非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尧在位之时，吃、住都很简陋，屋顶的茅草不整齐，房子的椽梁不雕饰，吃的是粗粮，咽的是野菜，冬天裹着兽皮，夏天披着葛布。生活比普通人还不如。例如，舜之后的禹即位后，也没有因为自己是帝王之尊就养尊处优，相反，他还经常亲自参加劳动，结果大腿被磨得没有成块的肌肉，小腿被磨得没有汗毛。所以，古代的让天下，只不过是当权者想远离奴隶般的辛苦，他们可不想自己辛苦一生，更不想把这份辛苦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庄子》《高士传》等书里就记载了尧让位不成功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

　　尧曾经想让位于当时一个名叫许由的高士，许由不接受，逃避到箕山之下隐居起来。后来，尧知道了许由的行踪，就派人召他当“九州长”，许由觉得这句话很脏，就跑到颍水之滨洗起耳朵。正洗着，另一个高士巢父牵牛来喝水。巢父问：“老兄，你在这里洗什么呀？”

　　“我洗耳朵。”

　　“洗耳朵！为什么？”

　　“刚才尧派人来请我去做九州长，这么脏的话，污染了我的耳朵，因而来洗一洗。”许由解释道。

　　“哎呀，老兄，你只顾洗干净你的耳朵，却没有想到这么脏的话洗到水里，把水污染了，牛怎么能喝呢？”巢父一边埋怨，一边气恼地把牛牵到远远的上游去喝水了。

　　尧还曾想“让天下”给州支父子，州支的父亲推辞道：“我刚好得了忧郁症，准备治病，哪有心情治理天下？”后来，舜又要把天下让给善卷，善卷马上拒绝了，而且还躲进深山老林里不见了踪影。

　　这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这慷慨的帝位赐予，看来这“禅让”似乎并不如儒家渲染得那么神圣庄严。

　　当然，根据史书的记载，“畏劳说”不并完全成立，至少不适用于尧让位于舜。因为《史记》等史书中明确记载，尧起初想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丹朱，只是因为手下人反对而作罢。

　　第二，拥戴说。

　　荀子、孟子等人是这种说法的拥戴者，他们认为天子职位最高，权势最大，尧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让位。

　　那么舜是怎样获得天下的呢？荀子说，他们是靠本身的道德来赢得人心的；孟子认为，那是靠上天的赐予和民众的拥护。也就是说，不管尧禅让与否，民众和诸侯一起拥戴，天下就必然是舜的了，后世只不过是粗浅地猜测和附会而已。后来舜的故事重演，禹也顺利地登上了帝位。

　　这种说法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可以想象，舜早期的孝行让他争取到了来自朝野的广泛认可。而后来三年的摄政，更让他凝聚了人气。这个时候，尧其实已经被架空了，而舜接位是顺理成章的事。这种没有阻挠的“拥戴”，与几千年后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几乎如出一辙。

　　第三，篡夺说。

　　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极高，是“拥戴说”的后续，许多人认为，舜是直截了当地从尧的人手中夺了权，根本不存在禅让一说。

　　《史记》里有这样的记载：舜登上帝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改革：舜起用了尧在位时长期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的“八恺”、“八元”，历史上叫做“举十六相”—这显然是扶植亲信。与此同时，舜除掉了尧重用、信任的姒鲧、共工、三苗、驩兜，历史上叫做“去四凶”。舜赐给“四凶”的丑恶的绰号和不同的罪状是：

　　姒鲧—梼杌(罪状：治水无功)

　　共工—穷奇(罪状：淫辟)

　　三苗—饕餮(罪状：不遵王命)

　　驩兜—混沌（罪状没有记载）

　　梼杌、穷奇、饕餮、混沌都是古时候出了名的猛兽，多用来比喻恶人。

　　其实事情明白得很，他们的罪名不值一提，只不过是舜排除异己的借口而已。经人事重新安排之后，已被架空了的尧，其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支持这一观点的事实，还有尧的结局。

　　尧让位以后，本以为可以安享天年，因为他毕竟是舜的岳父。但当他交出权力后，舜并没有放过他，而是将他流放（史书记载是出巡），死于途中。

　　然而，死在旅途还是幸运的，《竹书纪年》等史书则确定地指出，尧不是死于旅途，而是被舜放逐到尧城（山东鄄城西北七公里故偃朱城）囚禁，跟他所有的儿子隔绝，最后死在那里。后来，舜还把尧的儿子流放到了丹水。因此《韩非子·说疑》篇里有这样的感叹：“古之所谓圣君明王，都不过是构党羽，聚巷族，逼上弑君，以求其利也。”意思是：古代的那些所谓的圣明君王，都不过是拉帮结派，谋杀君主，来谋求个人私利罢了！有人问他原因，他清楚地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这些都是人臣弑君的典型例子。在此，一个“逼”字，就道出了尧舜禅让的真相。#p#分页标题#e#

　　如果“篡夺说”成立的话，尧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死于谋杀的帝王，而且沉冤千古。

　　值得一提的是，舜的结果比尧要惨得多。

　　根据史料记载，舜晚年也学尧将政权禅让给禹，然后起程南巡，那时候他已是近百岁高龄了，最后死于苍梧之野，埋葬在九嶷山。他的妻子娥皇、女英得知这个消息后，来到湖南一带，悲痛地抱着竹子，放声痛哭，眼泪滴到竹子上，留下了点点滴滴的斑痕，后人称这种竹子为“斑竹”，也叫“湘妃竹”。后来，两姐妹不愿苟活在这个世上，相继投湘水自尽。

　　舜的结局看起来跟尧如出一辙，却经不起推敲。试想，几千年前的苍梧一带是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既非知名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没有强邻劲敌，交出权力的舜实在没有南巡的理由。

　　再说，舜把首都建立在蒲坂，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县，与苍梧相距数千里，根据当时的交通条件，需要几年时间才有一个来回。这对于当时已近百岁高龄的舜来说，即使有心视察也没有这个能力了。因此，舜南巡只有一个解释，即他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去的。

　　尧舜禅让的真相到底如何？他们那个年代的民风是否真的如此纯朴，以至于出现尧甘心让位的高尚举动，今天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各种有限的史料看来，其中疑点重重，让人难以轻信。

　　周公是我国政治史、文化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子，也是周朝开国之君周武王的弟弟。因其封地在周，爵位为上公，所以称为周公。

　　历史上对周公旦的称赞是至高无上的。

　　首先是因为他曾两次帮助周武王东伐纣王，开创了周王朝八百年的基业。武王建立周王朝后不久就去世了，由他的儿子成王继位。由于周成王还未成年，周公担心四方诸侯会趁机危害周王朝，于是留在朝中辅政。在辅政期间，周公毫无篡位之心，虽然受到许多人的猜疑，他还是兢兢业业为周室劳心劳力。当成王成年后，他毫无怨言地把政权还给成王，令人敬仰。

　　其次，周公在辅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并制作礼乐，使天下大治。周公的这些政策将华夏民族的第一个文明社会形式推向了巅峰，为民族融合、政治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所制定的“礼乐行政”，讲究重伦理、轻逸乐、好俭朴、乐献身的君子风度和集体精神，对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具有开山的意义。正因为此，司马迁把周公作为“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来学习仿效；孔子的儒家学派则把他树为后世为政者的典范，将他的人格奉为最高典范。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著名的《放言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此诗第一句说的就是周公没有篡位之心，却遭人诬陷之事。这些事迹在《史记》等正史中的有详细的记载。然而，在另外一些史书中则明确地记载：周公曾经称过王。

　　正史说：周公是个好大臣

　　《史记》等史书对周公摄政时的描述是这样的：

　　周公旦在老爹姬昌在世时，比其他兄弟表现得更孝顺，也更忠厚仁义。到哥哥武王即位后，周公又全力辅弼，武王九年东征盟津，以及十一年讨伐殷纣，军至牧野，周公都陪伴在武王左右，立下赫赫战功。周朝建立后，武王大封功臣、同姓及亲戚，周公被封于曲阜（今天的山东曲阜），称鲁公，但是周公没有去自己的封国，而是留在朝廷辅政。

　　周公对哥哥武王非常爱护。武王战胜殷纣的次年，正值统一天下的关键时刻，武王突然患重病。群臣恐惧，太公望和召公奭想占卜一下吉凶。周公说：“占卜可以，但不能让我们的先王太为难。”于是，他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抵押，设立三个祭坛，捧璧持圭，向先祖太王、王季、文王之灵祈祷。又命史官作册文祝告，大意是：如果三位先王欠上天一个儿子，请让我代替周王发吧，我甘愿替哥哥生病。我比周王发多才多艺，也更会侍奉鬼神。再说，周王发受命于天庭，如果让他活着，不但能使你们的子孙在人世安定地生活，诸位先王也能永享奉祀。现在我要通过占卜听命于先王，你们若能答应我的要求，我将会献上圭璧，听从你们的吩咐。你们若不答应，我就把圭璧收藏起来。”念完祝文后，他到三王祭坛前占卜，结果是吉象。史书说，第二天，武王“霍然痊愈”。占卜之事结束后，周公把册文收进柜中密封，告诫守柜者不许泄露。

　　周武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周成王继位。成王当时还在襁褓之中，周公怕天下人看不起这个小王，发动动乱，于是就登位辅佐成王主持国家大权。

　　周公对国家、对成王简直好得没话说。有一次，成王病得厉害，周公很焦急，就剪了自己的指甲沉到大河里，对河神祈祷说：“成王还不懂事，有什么错都是我的。如果要死，就让我死吧。”祷告完后，也把祝告册文藏在秘府中。

　　史书还载，周公为了周王朝可谓鞠躬尽瘁。当他正洗头时，刚好有贤人来拜访，为了不怠慢天下贤人，他竟然握着还没洗完的头发去见客；有时候恰逢吃饭时，他也好几次把口中的食物吐出来，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这些事件就是成语“握发吐哺”的来源，后用来比喻礼贤下士，求才殷切。

　　周王辅政时，周王朝刚刚建立，还面临着许多不稳定因素，一方面商朝旧贵族们准备复辟；另一方面，周公辅政也引起了周室集团内部的矛盾。周公的另外两个兄弟管叔和蔡叔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就连姜尚、召公奭等贤臣也对他产生怀疑。周王室内哄让亡国的纣王之子武庚看到了机会，他趁机联合管叔、蔡叔等人谋反。结果，在姜尚的帮助下，周公最终平定了动乱。

　　周公辅政七年后，成王已经长大成人，于是周公归政于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子。这时候，有人在成王面前说周公有意篡位，成王有点相信。周公为了避嫌，逃到楚地。不久，成王翻阅库府中收藏的文书，发现在自己生病时周公的祷辞，感动得眼泪直流，立即派人将周公迎回来。剧幕以皆大欢喜收场。

　　有人说：周公曾经称王

　　虽然按照《左传》《史记》《孟子》等主流史书的说法，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王，并无篡权的意思。但是，《礼记》《尚书》《荀子》《淮南子》《韩诗外传》等史籍中却有周公曾登上天子之位的句子。

　　近代人在对《尚书·大诰》和《尚书·康诰》进行多方考证后，也得出周公称王的结论。《大诰》是周公讨伐叛逆的三公之前所做的诰文，其中的第一人称作“王”，而这个“王”称周文王为“宁考”。由于“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所以这个“王”只能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而不可能是文王的孙子成王。再看《尚书·康诰》。有一种说法认为，《康诰》是成王假借周公之口所做的诰文，如果是这样，其中一句诰文就非常奇怪，这句话是：“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这里的“封”是指周公的同母弟弟康叔。问题是，如果其中的“王”是指成王，不可能称自己的叔叔为弟弟。可见，这个“王”应该是周公。

　　以上这些史料都指出一个可能，即周公确实曾经身居王位，行使王权，并非仅仅为后世文献所言，只是摄政。

　　那么，周公为什么要践位称王呢？

　　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安抚天下。武王死后，东方的平定大业还未完成，而当时成王幼弱，不足以担此重任。周公或许是考虑到如果自己不即王位，则诸侯会欺负成王年幼而反叛，先王未竟的事业将要落空，自己无脸见九泉之下的先王，于是暂时践位。属不得已而为之。《尚书·金縢》中就记载，周公曾对召公奭和太公姜尚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弗辟”意思就是“不掌握政权”。此外，武王在弥留之际，因为担心年幼的儿子无力治国，也曾有过传位周公的想法，但是周公表现得诚惶诚恐，“泣涕共手”，表示不能接受。上面这些记载表明周公本没有篡位的想法。

　　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篡位。有一些记载显示了这种可能性。先秦学者荀况在他的《荀子·儒效》中写道：“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偃然如固有之”。有学者认为这句应解释为：周公废除成王以继接武王的天下，并且就像江山原本就是他的。这看起来就是篡位。

　　《史记》中也有记载，当时外界盛传周公篡位，召公、太公也表示怀疑，于是周公向二人进行解释。召公、太公都是当时的大贤人，当然也是非常聪明的人，肯定不会人云亦云，无来由地怀疑周公。再说，管叔、蔡叔作为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兄弟，不太可能因为莫须有的猜测而被前朝余孽所策反，起而反周。以上种种或许可以说明，周公至少有过篡位的打算。周公后来之所以还政成王，是因为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周公的意料。

　　往事已矣，周公到底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光明正大地代理王政，还是有篡位的野心，耍尽阴谋诡计而不能得逞呢？这个问题已很难找到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周公对中国大一统作出过不朽的贡献，在王权至上的社会里，有能者居上位也并非是坏事。

　　纣王是商朝的亡国之君，他的名字并不叫纣，他的正式名字叫子辛，也叫帝辛。“纣”是后人硬加在他头上的丑恶谥号，“残义损善曰纣”，也就是指凶恶不义的意思。

　　在中国历史上，商纣王和夏朝的亡国之君桀一直都是暴君的代名词，我们多数人也都传承着这个观点。然而，历史上为纣王翻案的声音一直没有断过。孔子的弟子之一子贡就为纣王平过反，他说纣王的罪行不像史书所言那样夸张。清朝李慈铭也说，纣王的罪行比起后世的暴君，算不得什么。此外，毛泽东也为商纣王翻过案，他曾多次说过：“殷纣王很有本事，是个能文能武的人，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甚至有一位教授偏激地称：商纣王是一位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被冠以“暴君”称号两千多年，是历史上最悠久的“冤案”。

　　的确，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发现，纣王虽称不上功勋卓著，但将纣王的昏庸和残暴说成是史上之“最”，也是不合理的。

　　纣王的六宗罪

　　《尚书》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有两篇檄文式的誓言，即《尚书》中的《秦誓》和《牧誓》，其中开列了纣王的六条罪状：近女色，喜淫声，不敬鬼神，荒于国政，耽于饮酒，杀害忠臣。

　　纣王喜欢的美女，其中最有名的是妲己。史料和传说都认为，纣王对妲己言听计从，后来的恶事都是在妲己的撺掇下做的。在《封神榜》之类的神话小说中，妲己被描述成狐狸精附体，是一个陷害忠良、搅乱江山、荒淫风骚的“祸水”。

　　纣王的荒淫表现在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然后让男女裸体在肉林之间穿梭，他在旁边看着取乐。“酒池肉林”这个典故就来自于商纣王。

　　纣王还极度残忍，有两件事情为他留下千古恶名。

　　第一个，发明了炮烙之刑，即在一个空心（或不空的）铜柱底下架上柴火烧，令犯人行走在铜柱上，然后堕入火中活活烧死。这个酷刑是怎么来的呢？相传纣王和妲己在森林里郊游，恰逢阵雨过后，有一棵树被雷劈倒还在燃烧，但奇怪的是，却有很多蚂蚁从树的一端爬到另一端，受不了烫的蚂蚁便从树干上掉入火中。纣王只觉得蚂蚁笨，没什么好看的，妲己却从这一现象里想出了惨绝人寰的炮烙之刑。所以也有妲己发明这一酷刑的说法。

　　第二个，剖心杀比干。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忠直敢言，屡屡劝谏纣王。次数多了，商纣王动了杀机，有一次，比干又一次劝谏时，纣王说：“你自以为是圣人。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把他的心掏出来，让我看看是不是真的。”于是活剖比干，比干大骂而死。由于纣王昏庸至此，他身边很多大臣纷纷离开他。

　　不敬鬼神，这一罪名在今天看起来似乎不足以为罪名，但在当时，商人颇重迷信，敬鬼神是道德问题，任何重大举措，都要求神问卜。纣王的一个太师带着祭器投奔了周。古人看来，祭祀的礼器是神圣的，礼器丢了，这个国家也差不多完了。

　　在《封神榜》中，纣王不敬鬼神的事件更具体。有一次纣王去女娲娘娘庙祭祀，见娘娘的塑像美貌非常，于是在墙上提了一首轻薄之诗，结果惹恼了娘娘。于是，娘娘派出以狐狸精为首的三个妖精迷惑纣王，断了商朝的江山。

　　为纣王说句公道话

　　直到20世纪初，关于纣王的历史多数都是根据《尚书》中的记载编写的。后来，随着殷墟中大量文物的出土，人们对纣王有了接近真实面貌的评估。

　　首先，妲己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妲己是有苏氏之女，而有苏氏一族在商朝并未得势。纣王晚年热衷色、食是实，虐杀比干也确有记载，但把这些归因于妲己，明显不实。妲己的恶名是周人加上去的，目的是坐实纣王“唯妇人之言是听”的罪名。

　　其次，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广闻博见，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身材高大威猛，力大无穷，可以徒手和野兽搏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或许正是由于他的智慧超群，而且能言善辩，所以他不愿意听取臣子的忠言。这一点与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有些相似。荀子在《非相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也明确表示，世间对纣王残暴的传说有夸大之嫌。#p#分页标题#e#

　　更奇怪的是，纣王的罪状跟夏王朝亡国之君桀的罪状如出一辙。当然也可能真是如此巧合，不过，炮烙酷刑是夏桀发明的，这在史书中已登记在案，后世的人又把他安在纣王身上，显然是宣传家们一时情急，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由这一漏洞推论，纣王的“罪行”会不会很大一部分是后人硬加给他的？说不准。中国向有“胜者王侯败者寇”、“痛打落水狗”的说法和做法，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后朝之君与前朝之君不共戴天，后朝之君不会给前朝之君太好的褒扬，皆在理情之中。即便是英明大度如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颜面也篡改了历史。能够不给前朝之君抹黑，已经十分难得，客观公正的评价更是庶几难求。

　　况且，中国直到周王朝的第十任国王姬胡时期，才进入信史时代（即文字记载获得妥善的保存的时期），那么，处于半信史时代的周初，史料可信度有多高，实在难以估计。

　　纵使纣王的罪行都是事实，跟后代的君王比起来，似乎也称不上暴虐荒淫”得后无来者。远的不说，就说被后世视为仁德之君的周武王，在商纣王已自焚身亡之后，还要砍下他的脑袋悬挂在白旗上，同时还割下纣王的两个妃子苏妲己和有莘氏的脑袋示众，其手段之残忍已不输于纣王。

　　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在《论语》第十九章“子张篇”里，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意见：“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说，纣王的不好，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严重。子贡是公认的七十二贤人之一，他的话明白地载在儒家经典中，应该不是随便乱说的。

　　子贡以后的数千年间，虽然“大一统”的文化氛围使得真知不能广为世人所知，但也不乏后来者。宋朝的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王建宫室，营酒池肉林，近女色，害忠良等罪恶，与夏桀的罪行如出一辙，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史学家的恶意模仿。另一个宋朝学者李慈铭也认为，仅就史料而言，纣王的主要罪行不过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而已，与后世的暴君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韩非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有过一段关于费仲劝告纣王的记载。费仲对纣王说：“西伯昌贤良，百姓都拥戴他，诸侯都依附他，必须把他杀掉，否则一定会成为殷商的祸害。”商纣王说：“你既然说他是一个贤良的诸侯，怎么可以杀呢？”费仲说：“帽子虽然破旧，必定是戴在头上；鞋子虽然华美，一定踩在地上。现在西伯昌是您的臣下，他实行仁政，人们都归向他。终究会成为天下祸患的，难道不是西伯昌吗？臣下如果不用他的贤能为君主效忠，这样的臣子就非杀不可。况且君主诛杀臣下哪用得着那么多理由？”商纣王说：“仁义，是君上用来劝勉下面的人的。现在西伯昌是个好行仁义的人，杀他不合适。”费仲三次劝说，商纣王都不采用。

　　西伯昌即周文王。据《史记》记载，他继任西伯以后，遵循西周祖上贤者遗留下来的法度，敬老慈少，礼敬贤者，常常是忙到正午了也来不及吃上一顿饭，很得当时人的爱戴。作为一个新生代中的翘楚，自然吸引了许多贤人，当时一些对商王朝心怀不满的人如伯夷、叔齐、散宜生等都去投奔他。后来，一个名叫崇侯虎的人向纣王进谗，骗得纣王下令把西伯昌囚禁起来。上面所引韩非子的这段记载，当是发生在西伯被囚以后。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纣王尽管听取了崇侯虎的进言，但在大事上还是有分寸的，至少他没有听信费仲的建议，像夏桀杀关龙逄那样杀了西伯昌。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就不能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暴君。

　　客观地来看商纣王，这个帝王当然荒淫、暴虐、残酷，但也做了一点利在千秋的事情。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开拓了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当时这些地区生产力低下，小部落还处在原始社会，正向中原地区伸展，纣王的祖父、父亲都在步步退让。直到纣王时期，组织大规模军队与之对抗，最终平定东夷，打到长江下游，中原文化也随之传播到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一带，这为后来中国形成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创造了先决条件。然而，开疆拓土就要用兵，用兵就要消耗国力，就要征兵，就会导致民怨沸腾，这是商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商朝灭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大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无法消化，结果被周武王乘虚而入，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国。

　　由此可见，纣王在历史上是个暴君、昏君，但有过也有功。

　　“尽信书不如无书”，面对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书还是多提几个疑问，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比较好。过去，将纣王说得“暴虐荒淫”是一种极端，如若只看见其功勋卓著，将是另一个极端。

　　不过，不管是否全面真实地看待这些帝王将相，都不能完全洗脱他们的罪恶，在极权统治之下，帝王将相之间的差别只在罪恶的多少，而不是有无罪恶。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帝，也是最有争议的皇帝之一。褒之者认为他统一了天下，统一了文字、车轨、度量衡等等，功大于过。贬之者则认为他阴险、残忍、暴虐。如此残暴的君主，似乎在他的专制统治下发生过的一切残暴血腥之事都不足为奇，诸如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那是在秦始皇一生中永不可抹掉的污点。

　　秦始皇一直为后人诟骂，甚至连长相也被描述得极其阴险—“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但以常理而言，这种长相可能跟他少年时期在赵国颠沛流离，营养不良有关。秦始皇被世人误解的，不只是他的长相而已，还有他的真实为人。

　　秦始皇曾有“禅让”的念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用新的帝号，自称始皇帝，并规定继任者称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这是《史记》所记载的。但是自西汉起，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起初秦始皇曾经有过要用禅让制传位的念头。这似乎与人们心目中乖张、暴戾而且疑心病重的秦始皇扯不上边。然而，近现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个说法，因为确实有史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西汉刘向所著《说苑·至公》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召集群臣商议国家政权交接的事，他说：“古代有五帝禅让，又有三王代代相传，你们认为哪一种更好？我想采用最好的方法。”在场的博士都不说话，只有鲍白令之回答说：“如果以天下为公，就会禅位给贤能者；如果把天下当私家财产，则会在家族内代代相传。由此可知，五帝以天下为公，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道：“我的德性可比五帝，我将让天下人共管社稷，可是，谁能接替我呢？”鲍白令之毫不留情地说：“陛下行的是夏桀、商纣之道，却想学五帝让位于贤者，这不是陛下你所能做的事。”泰始皇帝闻听此言大怒，道：“令之你往前站！你凭什么说我行桀、纣之道？如果说得通则罢了，如果说不通你就别想活了。”令之不紧不慢地说：“陛下你大兴土木，后宫女人数百，倡优过千。为了自己的享受，耗尽天下民力。你还偏驳自私，不能推己及人。陛下你还说自己的功德压过一切君主。以你这样的德性怎么能和五帝比，你又怎么有资格管天下呢？”一席话说得始皇面有惭色，过了很久才说：“令之所言，是让我当众出丑啊。”于是罢谋，自此再也不提禅让了。

　　在上面这段话中，秦始皇起初自比于五帝，打算仿效他们以禅让的形式传递王位。“五帝”在历史上有三种常见说法，一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见《世本》；第二种说法是太白皋、炎帝、黄帝、少白皋、颛顼—见《礼记·月令》；第三种说法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见孔安国《尚书序》。三皇五帝在历史上被奉为德性的最高典范，当时参加会议的博士们可能都认为秦始皇比不上五帝，又不敢说，于是集体沉默，只有鲍白令之出言将秦始皇斥责了一番，秦始皇才因此取消了原来的想法而“无禅意”。

　　对于《说苑》中的这段记载，过去人们一般都不大相信，大概是因为人们对《史记》的绝对信任。此事在《史记》中没有记载，而《史记》不记的内容，后世学者们往往会不予以承认。再说，说那个赫赫有名的专制暴君秦始皇有禅让思想，像是天方夜谭。所以《说苑·至公》的这段材料，长期以来没有受到人们重视。

　　然而，我们若将《说苑》中的这段资料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有关内容相对照的话，就可以发现，两者在某些方面是相吻合的。而且，按照当时的客观事实，此事也是可能发生的。

　　首先是博士议政的说法一致。

　　秦始皇时期曾设置很多博士官以充当顾问。凡朝廷要制定或要实施某些重要政策之前，往往先叫博士们或臣僚们加以讨论，最后由秦始皇斟酌参考，决定是否执行。用什么方式传王位是有关秦王朝当局加强政权建设、巩固统治利益的大事，所以秦始皇自然要召博士们来议论—番。这一点在《说苑》和《史记》中都有记载。只是接下来，两本书有了分歧，《说苑》提出“禅让”的说法，但没有了下文，而《史记》则根本没有“禅让”的记载。联系到秦始皇后来“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的打算，人们选择相信《史记》。不过，看历史不应该只看一家所言。《史记》本身孤证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不少，所以以它作为评判其他史书的标准难免有失偏颇。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让后人对《说苑》的记载产生怀疑，那就是，《说苑》的作者刘向是王莽的得力助手，而王莽是假借“禅让”篡位的。当时刘向为了给王莽篡位造势，不惜篡改前史，特意制造了新五行学说，这种行为难免让后人对他的人品产生质疑，也会自然地想到刘向这段文字是为王莽造势用的。

　　实际上，秦始皇有禅让思想是有可能的。战国时曾一度流行“让贤”说，很多人不但深信尧舜禅让是真事，而且还有人效而行之。魏惠王曾打算让位给惠施、秦孝公想要让位给商鞅，燕王哙则是真真实实地让位给予之。虽说“禅让”之说是儒家吹捧的，而秦国向来崇尚法家思想，但是其统治者也难免受到影响。

　　秦始皇成功地统一全国，认为自己的功德足以压倒一切帝王，应该与尧、舜等古圣贤王在一个高度，所以极有可能想搞一番行禅让的举动，以显扬美名。这或许只是作秀，却是有可能发生的。刘向虽然有过劣迹，但《说苑》中的记载也不可能完成是无中生有的荒诞之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苑·至公》中这篇记载可以作为《史记》的补充资料，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那么，如此有参考价值且甚为重要的材料为什么会长期被人们忽视和否认呢？总结一下，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尧舜历来是人君的典范，而秦始皇则向来是被唾骂的暴君，特别是在西汉初期，人们对秦始皇的残暴、苛政耳闻目见，认为秦始皇不配与尧舜相提并论，因此不愿意讲述秦始皇欲仿尧舜行禅让这件事，史料难免不完善。司马迁是汉初人，一来不能免俗，二来作为治史严谨的他，在资料不确定的情况下，不记此事也是可能的。

　　其二，人们对《史记》的可靠性过分迷信。作为正史之首的《史记》，其内容往往是史家们、学者们考证史事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权威性材料。汉代一流学者、史学家班固在所著的《汉书·司马迁传》中评价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基本上是学术界评价《史记》的主流态度。再加上有关秦始皇的事迹多见于《史记》，其他的书籍记载甚少。因此很自然地，《史记》中这部分内容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最高标准。

　　其三，人们对《说苑》的史料价值认识不够。《说苑》—般被看做是杂史，其史料价值及学术地位大大低于《史记》。但这并不能说它的材料就不可信，也不能因为与《史记》相左就完全摒弃其他材料了。

　　一方面，秦始皇一生事迹颇多，司马迁在有限的篇幅中有遗漏或忽略，甚至是有意识地不记，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说苑》是刘向根据朝廷秘藏档案、书籍写成，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已散佚，只在《说苑》中保留了一点遗文琐语。从这方面讲，《说苑》的确值得珍视了。再者说，刘向所处的西汉与秦始皇时代相距不远，西汉人所记述的秦始皇事迹该不会有太大的走样与讹误。加上西汉后期的人对秦始皇已不像汉初人那样憎恨，不会排斥在一定的场合下提及并且认可秦始皇的某些具有善行性质的行为。刘向或许正是掌握了这则资料，并且在编撰《说苑》时用上了。

　　秦始皇真的想过禅让吗？《说苑》中的内容是司马迁写史时所遗漏或有意不用的内容吗？由于还没有更多的证据加以论证，还无法确定最终的答案，但是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应该给秦始皇的人品作一个新的评价，所谓的专制暴君竟还有如此深明大义的事迹。

　　只“焚书”未“坑儒”

　　对于秦始皇的为人，无论是贬是褒，大家似乎都有一个共识，即这位始皇帝统一中国之后“焚书坑儒”，大开杀戒，一次就活埋了四百多位儒生。然而，对于秦始皇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事件，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秦始皇并未坑儒，他坑的是一些江湖术士。那么，秦始皇坑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p#分页标题#e#

　　关于“焚书坑儒”，《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秦始皇建立政权以后，视天下苍生为刍狗，贪婪暴虐，滥施刑罚，弄得民不聊生。特别是他为了控制思想，听从丞相李斯的建议，尽烧天下之书，引起了读书人的强烈不满。

　　当时有两个为始皇求长生药的人，一个姓侯，一个姓卢，两个人私下议论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因为灭了诸侯，统一了天下，就以为自古以来的圣贤谁也比不上他。他高高在上，听不到批评之声，日益骄横；官员们为了讨好他，只能战战兢兢地说谎欺瞒。他还颁布法律，规定方士之术不灵就要被处死。如今大家因为畏惧，谁也不敢指出始皇之过，致使天下之事无论大小皆取决于皇帝。他竟然还用秤来称量大臣们的上疏，如果大臣们每天呈上的疏奏（竹简）不足一百二十斤，就不让休息。像这种贪权专断的人，我们不能为他求长生不死之药。”

　　于是，二人脚底抹油，跑了。

　　秦始皇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又因为有人举报咸阳的诸生中有人妖言惑众，扰乱老百姓的思想，于是，始皇下令逮捕了一些散布“妖言”的读书人，并且严刑拷打，令其互相检举揭发，有四百六十多名儒生被牵连进来。秦始皇一声令下，这四百多号人遂被活埋于咸阳。这就是发生于前212年的“坑儒”事件。

　　关于坑儒之事还有一种说法：由于秦始皇把文字统一为大篆和隶字，引起国人的诽谤怨恨。考虑到识字最多的是儒生，为了防止他们带着天下人闹事，秦始皇决定对儒生下手。他先是广召儒士书生到咸阳当郎官，共召到七百余人，然后密令亲信在骊山硎谷的温暖向阳之处种瓜。瓜成熟之时正值冬天，他又指使人上奏：“骊山竟然冬天长出瓜来了！”秦始皇假装不相信，令诸生前去察看。诸生到谷中之后，正在辩论不休之时，忽然四面土石俱下，所有的人都被压死了。

　　骊山硎谷后来又叫“坑儒谷”，在汉代，这里叫“愍儒乡”。有人考证，坑儒谷在今陕西省临潼西南部五里处，是一个狭长幽深的山谷，地况很符合这个记载。

　　“骊山坑儒”说仅见于东汉初年卫宏作的《诏定古文尚书序》，而且也没有注明出处。因此有人认为，骊山坑儒其实就是咸阳坑儒的误记。但是，卫宏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的著名学者，治学严谨，以他的治学态度，应该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错。况且，《史记》记载的秦始皇咸阳坑生，与卫宏所记骊山坑儒在地点、人数、坑埋方式上都不同。所以，有人认为，如果卫宏和司马迁的记载都是真的，那么秦始皇至少坑过二次儒。

　　需要注意的是，《史记》中提到这段时，用的是“诸生”而非“儒生”。而“坑儒”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西汉初年的典籍中，此时距秦始皇死后已经一百多年。

　　西汉始元六年(前81年)，汉武帝的财政管家桑弘羊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发表了一通宏论，大意是，儒生们只知夸夸其谈而不切实际，表里不一，就像那些鸡鸣狗盗之徒一样，自古以来就是祸害。鲁国国君将孔丘驱逐，弃之不用，就因为他首鼠两端，貌似圆滑其实迂腐，并没有切合实际的主张。基于同样的道理，秦始皇才烧掉儒生们的著作而使其言论不得传播，宁愿将他们活埋也不任用。（见《盐铁论》）之后，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明确地提出秦始皇“坑杀儒士”。此后，《史记》中所说的“诸生”渐渐演变成“儒生”。

　　魏晋时期，伪书《古文尚书》中有篇“孔安国序”，序中说：“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这大概是“焚书坑儒”一词的最早出处。这一说法被后世广泛引用，流传至今。

　　还原真相

　　先来说“焚书”。

　　焚书源于周青臣与淳于越的一段论争。

　　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为了庆贺秦王朝修筑长城及取得南越地，始皇在咸阳皇宫里大宴群臣。

　　有一个名叫周青臣的仆射借给皇帝敬酒的机会称颂始皇说：“以前，秦国很小，地不过千里，亏得陛下你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接着，他又大赞郡县制，说秦始皇改诸侯分封制为郡县制，使国家无战争之患，人民得以久享太平。其功德从古至今没人能比。

　　周青臣的话虽然不无阿谀奉承的成分，但陈述的也基本上都是事实。不料，却引起了一个名叫淳于越的人的不满。

　　淳于越一向主张厚古薄今，认为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当代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当他听周青臣赞美郡县制，贬低分封制时，奋然而起说：“我听说商周时代都因分封子弟而传国近千年，因为分封子弟功臣可以让他们与国君互相照应。如今始皇您富有四海却不分封子弟以作呼应，倘若出现像篡夺齐国政权的田常式的人物，那将何以应付？周青臣不向陛下您指出这一点，反倒当面奉承，不是忠臣！”

　　淳于越与周青臣并无过节，这场争论纯属观点之争，也有文人相轻的味道，本不应该产生什么实质的后果。不料此时丞相李斯却突然插了一杠子，使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李斯说：“三皇五帝治国各有其法，都搞得好好的。这是因为他们能根据天下大势，来用不同的政策。如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愚腐的儒生不明其理，淳于越拿三皇五帝来举例，这值得去效法吗？那时候诸侯相争，大家都想招徕天下的读书人，现在天下已定，以法治国，老百姓致力农工业，知识分子要学习法律，这才是正道。现在这些儒生不从当下出发，反而以古代的例子说现在的不是，迷惑百姓，我冒死劝皇上：过去天下大乱，各执一词，才有诸侯并起，都借着古代说事儿，花言巧语没有一句是有用的，大家都尊崇乱七八糟的学术，而不是国家的制度。如果皇上统一天下，应该统一思想……臣请求：如果不是我朝撰写的历史都烧了，除非是博士官的职责，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都让地方官烧毁……”

　　李斯啰里啰嗦说了许多，中心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应当厚今薄古，而不能以古非今，为此，他建议烧书，而且要以严厉的措施去执行。

　　注意，李斯要烧的是“秦纪”以外的历史著作，并没有建议秦始皇连儒家的《诗经》《书经》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全部都烧掉。

　　另外，在《史记·李斯传》中也提到了此事，司马迁转引李斯的话说：“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李斯对于那些诗书百家语，仅用了一个“去”字，并没有肯定地要“烧”。紧接着这段话还有一句：“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注意这里是“收”而不是“烧”。

　　结合以上三段话，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并没有烧，只是由秦王朝中央政权和相应的政府官员收藏，目的是为了“愚百姓”，而不是为了损毁。

　　《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一段记载也可以证明秦始皇并没有烧书。这种记载是：“何(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意思是说，当初刘邦军队攻下咸阳城后，萧何先行没收了秦朝丞相、御史所藏的律令、图书；后来，刘邦坐了天下后，从这些图书中获得了天下要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等等资料。

　　从这段话中中不难看出，秦始皇只不过下令收缴民间图书，藏在官府和学官之手，并没有将它们烧了，至少没有全烧了。否则，萧何收什么？汉代又怎么可能“得百家言四百二十篇”。

　　烧掉前代所著史书，无疑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犯罪，但事情应该一分为二，对于“烧尽天下书”这样的误解，还是应该澄清的。其实始皇也不是傻子，如果把书都烧了，上层建筑也就全完了，统治的基础同样会受到极大的动摇，他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如果说“焚书”不是烧尽所有的书，那么，“坑儒”又是否真的是“坑杀儒生”呢？也不完全是。

　　“坑儒”一事缘起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这一天，嬴政驾幸梁山宫，随行的人马车骑甚众。把酒临风，驻足山顶时，秦始皇偶一抬头，发现丞相的随从很多，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当时秦朝的丞相设左右两名，分别是李斯和冯去疾，不知超标的是哪位。这一细微的举动被随侍在侧的一个中贵人(宦官)发现了，这个中贵人与超标的这位丞相是朋友，就将皇帝对他的车骑过多似有不满这一情况泄露了出去。

　　几天以后，秦始皇不知道如何听说了此事，于是大起诏狱，把当时在身旁的中贵人全部处死，弄得人人自危。随后就发生了侯生和卢生逃跑，四百多人被迁怒而丧命的事。

　　这杀死的四百六十多人都是些什么人呢？自西汉以后，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儒生。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叙及这段史实，原文是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术士不等同于儒生。术士者，方士也，是我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如秦始皇时“入海求仙”的徐福，汉文帝时“望气取鼎”的新垣平，汉武帝时主张“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见李夫人的齐人少翁，等等。

　　再者说，骗秦始皇钱财“以巨万计”的是方士，如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福，以及诽谤秦始皇并逃跑的侯生、卢生，秦始皇为什么要拿儒生泄愤呢？退一步说，即使侯生、卢生是儒生，秦始皇也不会放过骗走他钱财的方术之士而单单去惩治儒生。换言之，根本没有证据证明秦始皇当年坑杀的都是儒生。

　　人们之所以认为秦始皇坑的是“儒”，有一个理由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称所坑者为“生”，而司马迁在《史记》索引中的说“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所以，“生”即“儒者”。其实，这明显是断章取义，因为汉代以前，方术之士也可以叫生，如《史记》中有载的安期生就是著名的术士。所以，秦代的“生”不完全是儒生。况且，“坑儒”是秦始皇去世一百多后才出现的说法，于是有人认为，“坑儒”应是西汉文人出于对秦始皇暴政的愤怒，而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如章太炎、顾颉刚等人，就认为秦始皇并没有坑过儒，他坑的其实是“方士”。

　　至于“骊山坑儒”的历史记载，由于是个孤证，所以尚不能作为定论。

　　方士中可能有儒生

　　前面虽然论证了秦始皇并没有专门坑儒，但是所坑的“生”中，是否有一部分是儒生或准儒生呢？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秦始皇“焚书坑生”之后，其长子扶苏谏道：“如今天下初定，远方的人民未必心服。这些儒生（原文是“诸生”）都是学习孔子的，陛下这么严厉地惩罚他们，我怕天下百姓因此而恐惧不安。请皇上明察。”秦始皇闻谏大怒，把扶苏赶到遥远的北方边境，让他当蒙恬的监军去了。此举，导致了后来的沙丘之变。

　　司马迁在记载秦始皇咸阳坑生一事时，只是笼统地说“诸生”或者“术士”，扶苏在进谏时，则把“诸生”的意思解释得非常明白：“诸生皆诵法孔子。”—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徒子徒孙自然就是儒生。

　　为什么同一本书记述如此混乱呢？可能是因为秦始皇喜鬼神之事，派人到处求仙药，于是有一些儒生便投其所好，混进术士的队伍，本想借此博取功名利禄，不想却被秦始皇所坑，所以司马迁才说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另外，方术之士多数也是读书人，可算是准儒生。更何况，一旦杀戮就可能伤及无辜，这些被坑的“生”中难免会有一些被错杀的儒生。

　　秦始皇“坑生”的行为对秦王朝的打击是巨大的。在司马迁看来，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对当时人们研习“六艺”是个致命打击。陈胜吴广起义之时，山东一带的儒生毅然参加义军，孔子的八代孙孔鲋还做了陈胜的博士，后来与陈胜一起遇难。陈胜能够在一个月内就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这些儒生功不可没。

　　按理说，儒生应该是最维护君臣纲纪的一批人，此时却纷纷跟随陈胜造反，一方面或许是因为“焚诗书”式的文化专制政策剥夺了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权利，使他们无以为生，忍无可忍之下走上武装反抗之路。同时也应该与一部分儒生被杀有关。试想，假如秦始皇坑杀的都是些装神弄鬼、招摇撞骗的方术之士，不会对儒生们产生那么沉重的打击，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不会那么恶劣。

　　综合上述各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秦始皇焚过书，但并非尽毁；发生咸阳的坑“生”事件，其矛头主要指向方术之士，但也波及到儒生。秦始皇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蛮横无理，他所作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那些真实存在的事情虽然不能抹去，但通过揭示其背后的真相，可以帮助我们后人看清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希望世人对秦始皇的误解由此篇开始化解。

　　传说中秦始皇爱上过一个美丽的民间女子，芳名阿房，但这段美丽的爱情终究没有换来美丽的结局，为了纪念这位他深爱过的女子，秦始皇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了极度奢华的阿房宫。数十年后，楚霸王项羽入关推翻秦朝暴政，听说爱妾虞姬被擒，一时恼怒，竟一把火烧掉阿房宫，大火烧了整整三个月，方圆百里尽成灰烬。#p#分页标题#e#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唐代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成了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的证据。《史记》上似乎也说得明确：“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寝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然而，项羽真的烧了富丽堂皇的阿房宫了吗？抑或只是历史学家的一厢情愿的想像呢？这段众人皆知的火烧阿房宫历史，直到两千年后才有了逆转性的结论。

　　惊人的考古发现

　　阿房宫建于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位置在渭河以南的上林苑中。它位于今陕西西安市以西十三公里处，与秦都咸阳隔渭河相望。阿房宫的工程非常浩大，秦始皇在位时只建成一座前殿。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光这座前殿的规模就大得惊人，“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续修建。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中写道：“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足见阿房宫之宏大。

　　按照今天的度量计算，阿房宫占地面积达八万平方米，容纳万人自然绰绰有余了。相传，阿房宫大小殿堂七百余所，一天之中，各殿的气候都不尽相同。宫中珍宝堆积如山，美女成千上万。如今，在陕西西安西郊三桥镇以南，还保存着面积约六十万平方米的阿房宫遗址。可见，阿房宫宫殿之多、建筑面积之广、规模之宏大，它是世界建筑史上无与伦比的宫殿建筑。

　　2002年，中国考古工作者组建了阿房宫考古工作队，他们试图从这座被累累黄土尘封了两千多年的遗迹中，找到那一片被大火焚毁的宫殿。然而，挖掘的结果却出乎人们的意料—阿房宫并没有被火烧的痕迹！

　　会不会因为两千多年过去了，无数次风霜雨雪的侵袭，已经把大火留下的痕迹抹去了呢？不是。有例子作参考。汉代长乐宫曾经是西汉首都长安城中最为华美的宫殿之一，是汉武帝母亲的居所。相传两千多年前，年幼的阿娇就在这里遇到了同样年幼的汉武帝刘彻，成就了“金屋藏娇”这段千古佳话。东汉末年，长乐宫被焚毁，火烧过的痕迹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阿房宫与汉代长乐宫的建筑年代相差并不遥远，如果同样是被烧毁，为什么看起来如此不同呢？只能有一个可能：阿房宫并未被项羽烧毁。

　　“阿房宫根本就没有被烧过”，这一论点引发了中国考古界的争论。有人指出：是不是考古队把地点搞错了。考古队认为没有错。根据史书记载，为了修建阿房宫，秦始皇曾经请来众多术士，寻找咸阳附近的风水宝地，最后他认为在周朝两个都城之间的地方最为合适。考古队发掘的位置正在此范围内，而这个地点也是前人广泛认可的。

　　《史记》错了？

　　如果承认阿房宫没有被烧过，那么是不是千百年来一直被奉为最佳历史典籍的《史记》错了？这种可能是有的。当初人们破译殷商历史的时候，也碰到过相似的情况。据《史记》记载，殷商拥有近千年的统治，这使它成为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然而根据人们的考古发现，商灭亡的时代比司马迁所记述的早得多，这其中的谬误足足有五百多年。

　　这一次在阿房宫的问题上，《史记》会不会也发生了错误呢？

　　经过仔细分析史料，发现《史记》中并没有记载项羽放火焚烧阿房宫，而是说项羽火烧秦都咸阳的宫殿建筑。《史记·项羽本纪》中说：“（项羽）遂屠咸阳，烧其宫室……”、“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这一记载已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史记》中所说的“宫室”，是被火烧过的秦都咸阳宫和其他秦朝宫室，而不是地处渭河以南的上林苑中的阿房宫。是后人误会，把它说成是阿房宫。

　　明确地提出阿房宫被大火焚毁过的人，最著名的要算唐代的大诗人杜牧，今天的人们坚持说考古队有误的结论，也多是以他的《阿房宫赋》为依据。有人认为，杜牧是个文学家，他虚构出火烧阿房宫的事件，或许是为了达到以古讽今的目的。不过，仅以杜牧是文学家为理由，就证实考古队的观点，显然也是不够的。所以项羽是否烧过阿房宫还有待考证。

　　争论虽然还存在，但到了2004年初，考古界已基本一致认为“阿房宫没有烧过”。

　　既然都说阿房宫没烧，那让人费解的是，项羽既然烧了咸阳宫，兵马俑等秦代瑰宝，又为什么会独独放过阿房宫呢？考古队抛出爆炸性的观点—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建成！因为考古中发现了三个疑点。

　　疑点一：2003年底，阿房宫考古队在阿房宫遗址的北墙上发现了大量的汉代瓦片。汉代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秦代的建筑上呢？难道阿房宫一直沿用到汉代，这些瓦片是修缮时所为吗？

　　疑点二：阿房宫前殿遗址是迄今所知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宫殿夯土台基基址。仅就前殿五十四万多平方米的台基来看，这样规模的建筑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另外，从秦始皇晚期至秦二世，再到秦王子婴的全部政治活动，都是在咸阳宫或望夷宫举行的，而从未提到过阿房宫。

　　疑点三：阿房宫存在与否的铁证只能是当时的文字记述或实物。然而，迄今没发现任何实物例证。如果宫殿建成，无论怎样焚毁，都应像秦咸阳宫遗址那样，有一米多厚的瓦砾堆积遗存，而阿房宫遗址没有。况且，如果宫殿建成，金银财宝会被洗劫，怎么可能连一个破碗都没有遗存呢？

　　同时，文献资料也透露出阿房宫并没有建成的信息。《史记》里说：秦二世即位时，阿房宫“室堂未就”，因始皇崩，阿房宫被迫停工，将七十万劳力全赶去修秦陵。等到这年四月“复作阿房宫”，七月陈胜吴广就起义了。如此短的时间内显然建不成阿房宫。

　　至于杜牧那篇声情并茂的《阿房宫赋》，考古队认为，那可能是他根据生平所见过的宫殿想象出来的。而明代以后出现的阿房宫图，则是以杜牧的想象为基础的。

　　事实上，历史上早就有人指出过阿房宫前殿没有建成，关于其规模的描述都是图纸上而非实际上的。南宋程大昌就在《雍录》中写道：“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者，乃其立模，期使及此。”后两句的意思是：那是设计的模型，希望达到这种样子，事实上并没有付诸实施。可惜的是，这种声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至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断定，在历史之中，阿房宫没有建成，更没有被烧毁过，它只是秦始皇一个未竟的梦想。虽然它在历史上未曾建成，但那个前所未有的美丽与奢华的设计梦想，让它获得了“天下第一宫”的盛名，同时也让它成为一座骂名昭著的宫殿。阿房宫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早已深入人心。

　　如果阿房宫没有存在过，那么，后人给项羽安了一个“火烧阿房宫”的莫须有的罪名，确实是冤枉了这个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一代霸王！

　　在楚汉相争的历史大决战中，韩信叱咤风云、纵横捭阖，谱就了辉煌的历史篇章。然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位旷世名将，最终因“谋反”之罪横遭杀戮，死非其所，实堪哀伤。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瞻仰韩信庙时的感慨：“将略兵机命世雄，仓皇钟室叹良弓！”

　　古往今来，许多人认为韩信并未谋反，这是刘邦、吕后制造的一大冤案，是谋杀。那么，韩信是谋反还是被谋杀？又是如何被谋杀的呢？

　　社会经验等于零

　　韩信是西汉开国功臣，其军事才能在太史公如椽巨笔的描述下，早已为世人熟知。作为军事家，韩信是继孙武、白起之后，最为卓越的军事将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兵，是中国战争史上最善于灵活用兵的军事家。他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军事典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背水为营”“拔帜易帜”“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等。而他指挥的陈仓之战、安邑之战、井陉之战、潍水之战、垓下之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都是战争史上的杰作；作为战略家，他在拜将时的言论，成为楚汉战争胜利的根本方略；作为统帅，他自出山起，“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见《史记》），天下莫敢与之争锋，其卓著战绩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观。

　　然而，韩信虽然是个军事天才，但他在政治斗争上几乎等同于白痴。

　　韩信早早丧了双亲，家道贫寒，因生计无着，常食不果腹。曾“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就是去蹭饭，甚至蹭到一位以洗衣服为生的老妇人漂母那里。结果亭长家讨厌他，每次都故意提前吃饭时间，让韩信扑个空。漂母起初一直给他饭吃，最终也忍不住批评他无所作为。

　　他还时常遭到同乡地痞流氓的欺辱。韩信之所以总被流氓欺负，虽与他孤苦无依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太特立独行了。韩信从小熟读兵书，学成后总觉得自己是大将之才，常常挎着把剑四处招摇。这种特立独行的装扮难免会让那群流氓产生好奇，不免想试试他是否与他的那副很酷的装扮相符。韩信兵书读得多，体力难免不及乡民，更流行的说法是，韩信不屑于与宵小之辈争斗而误了大志，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信钻了一个流氓的裤裆，后人称之为“胯下之辱”。

　　项羽与刘邦纷纷揭竿而起反秦后，韩信先是投奔了项羽，项羽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军事天才，只让他当了一个小小的粮库站长。韩信当然认为自己的才能不至于干这个，于是又跑去了刘邦那里。结果，刘邦也没有看上他。倒是刘邦手下的萧何发现此人是个天才，多次向刘邦举荐，刘邦勉强给了他个小官做。

　　楚汉战争前期，刘邦总是失败，汉军中的许多人不看好他，都逃跑了。韩信也逃跑了，却被萧何追了回来。“萧何月下追韩信”讲的就是这段。刘邦在萧何的建议下任韩信为将，韩信正式登上了楚汉战争的舞台。

　　韩信被起用后，其展现的军事才华令人瞠目结舌。刘邦对韩信生出相见恨晚之意，对他言听计用。因此，韩信对刘邦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在刘邦为其提供的宏大舞台上运筹帷幄，自由驰骋，恣意挥洒其军事才情。

　　在刘邦与项羽两军对垒的严峻关头，韩信握有可与刘邦、项羽三足鼎立的实力。所以，项羽派武涉游说韩信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韩信不为所动，他在拒绝武涉时，说出了肺腑之言：“想当年，我投奔项王帐下时，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守卫）。项王对我言不听，计不用，因此我才弃楚而投奔汉王刘邦。汉王对我十分器重，授我上将军印，交给我数万兵将，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把自己的食物给我吃，对我言听计用，我才有如今的成就。他对我如此信任，如果我背叛他会招来报应的。所以，你也别劝了，就算我死了也不会背叛汉王！”

　　当时齐国有一个著名的辩士蒯通，也来游说韩信。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分析利害关系，两次奉劝韩信反叛，并向他指出继续听命于刘邦的危险性，“韩信犹豫不忍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意思是说韩信有些心动，但仍然不忍心背叛刘邦，又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刘邦不可能对他怎么样，所以最终还是拒绝了蒯通的劝说。

　　韩信被刘邦重用四年后，也就是前202年末，韩信率各路汉军约四十万大军，在垓下(安徽灵壁东南)将项羽的十万兵马团团包围。入夜，韩信令汉军四面唱起楚歌，终使楚军丧失斗志，被汉军一举聚歼灭。项羽仅带二十八人冲出重围，逃至乌江，又被韩信的部队追击，项羽吟颂了著名的《垓下歌》后，挥剑自刎，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结束。

　　韩信为汉王朝的建立所作的贡献是决定性的，司马光就认为：“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韩信之功也。”然而，楚汉战争结束后，韩信的不幸也来临了。垓下之战结束后，刘邦还至定陶，只带了几个随从，在韩信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冲进他的军营，把韩信的官印和兵符全都收缴。韩信一下就成了光杆司令。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邦对帮助他得到天下的功臣，猜忌心很重，韩信功高至伟，尤其被猜忌。

　　被夺印后的第二年，刘邦大封功臣，把韩信封为楚王，理由是，那里是你的家乡，你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但并没有给他任何兵。此时，韩信成了没有牙齿的老虎，只能听从刘邦的摆布。

　　谋反之谜

　　韩信在楚王位上只待了四个月，朝廷就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刘邦急急召见群臣，说：“有人告发楚王韩信要谋反，怎么办？”

　　这个告密者到底是谁，《史记》中没有说，只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当时韩信已经是个光杆司令，假如是刘邦想收拾韩信，直接动手即可，没有必要采用欺诈的手法。所以，可以断定，这个告密者是存在的，而且摸透了刘邦的心理。韩信与刘邦并非心心相印，早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被项羽围困固陵，急切希望韩信来解救。但韩信却趁火打劫，向刘邦讨要自己刚攻占下来的齐地，而且要封他为齐王。起初刘邦不肯，但因为保命要紧，再加上手下人的劝说，最终咬着牙让韩信做了齐王，但是心里一定记着这个仇。所以，即使韩信没有造反之意，由于偏见，刘邦也会相信韩信要造反。大臣们都认为告密属实，所以异口同声地骂道：“亟发兵，坑竖子耳！”翻译过来就是：“赶快派兵攻打，活埋了那个王八蛋！”但是考虑到韩信是个打仗的天才，刘邦的臣子中没有与之对抗的人物，于是刘邦最终采取了陈平的调虎离山之计：刘邦假装巡视云梦（今湖北江陵一带），把韩信诓去，然后只用一个壮士就能生擒他。

　　韩信收到消息后，意识到刘邦来者不善。他左思右想，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最后想到了自己的老乡，曾经追随项羽的大将钟离昧身上。#p#分页标题#e#

　　当年项羽自杀，钟离昧并没有陪项羽共赴黄泉，而是逃到楚地，投奔好朋友韩信。在此期间，刘邦曾通缉过钟离昧，但一直毫无线索。韩信认为，大概是有人告密，捅出了此事。韩信有点后悔当时收留钟离昧了。这时有人建议韩信杀了钟离眛去谒见高祖，高祖必定高兴，也就不用担心祸患了。韩信思之再三，当面与钟离眛商议此事，钟离眛说：“刘邦之所以不攻打楚国，是因为我在你这里，如果想逮捕我去讨好刘邦，我今天死，随后亡的定是你韩信。”说完钟离昧自杀而亡。据说钟离昧自杀前，说韩信：“你真不是一个仁厚之人！”这件事说明韩信并不是一个好朋友，但也说明，他在当时没有背叛刘邦的念头。

　　不过，韩信想错了。当他提着钟离昧的首级见到刘邦时，还没来得及解释，就被刘邦命武士绑了起来，放在随从皇帝后面的副车上，启程回临时国都洛阳。韩信被绑后，长叹道：“果然像人们说的那样，‘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当然应该被烹了。”刘邦不想让人当作是这样的人，他争辩道：“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抓你。是因为有人告密，说你要谋反。”韩信听了，也不多辩，任其缚绑。

　　回到洛阳，刘邦思来想去，认为韩信谋反并无实据，再说韩信就算有谋反的念头，但毕竟功大于过，于是只把他贬为淮阴侯，让他住在长安，软禁在自己身边。

　　韩信无故被贬，自然牢骚满腹，常常称病不朝。他自视甚高，认为和绛侯周勃、颖阳侯灌婴等处在同等地位是羞耻的事。一次韩信去拜访樊哙，樊哙行跪拜礼恭迎恭送，并说：“大王竟肯光临臣下家门，真是臣下的荣耀。”韩信出门后，怅然叹道：“我这辈子居然同樊哙等同列！”刘邦当然明白韩信这是心中不服，但也没有采取措施，对他的软对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又有告密者告发了韩信。这一次，告密者留下了姓名，这个人叫栾说。

　　在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载了韩信“谋反”的故事：阳夏侯陈豨被封为巨鹿郡郡守，前来向韩信辞行。韩信支开左右，与陈豨在庭院里散步。他拉着陈豨的手仰天长叹道：“你可以同我说知心话吗？我有话想同你讲。”陈豨也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他表示“唯将军令之”。韩信说：“你所管辖的地方，是屯聚天下精兵的地方，而你又是陛下亲信宠爱的臣子，若有人说你谋反，陛下一定不相信；如果再有人告你谋反，陛下就会产生怀疑；如果第三次有人告你谋反，陛下定会大怒而亲率军队征讨。你去上任后，我为你在京城做内应，就可图谋天下了。”陈豨了解韩信的才能，表示一切听从韩信的指示。汉十年（前197年），陈豨举兵谋反，自立为王。刘邦亲率大军前去征讨，韩信称病，没有跟随出征。

　　栾说的哥哥是韩信的舍人，也就是家臣。很可能是在处理一些事情上不符合韩信的心意，韩信就把此人囚禁起来，同时还声称要严厉制裁他。就在栾说与哥哥见面的时候，这位家臣把韩信要谋反的消息告诉了栾说，栾说毫不迟疑，立即上书吕后，告发韩信与陈豨密谋造反一事。他说，韩信还与家臣谋划：在夜里假传诏旨，赦放官府中的囚徒和官奴，然后率领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

　　不久，陈豨果然自称代王，联合韩王信、燕王绾举赵代之兵反叛，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征讨，吕后及萧何守卫国都长安。吕后和萧何秘密商量后，认定韩信肯定是和陈豨商量过谋反的事情。

　　听了吕后的话，萧何也觉事态严重。经过密谋，两人决定：由萧何去见韩信，诈说叛军已经被刘邦平定，陈豨已死，诸侯与群臣皆入朝祝贺，也请韩信入朝致贺。韩信相信了萧何，跟着萧何到了长乐宫。结果可想而知，韩信进宫见不到皇帝，只见到了一大批武士。吕后可没有刘邦那么仁慈，连问都不问，就将他杀了。随后，吕后又下令灭了韩信的父、母、妻三族。

　　韩信被杀后，刘邦回到洛阳，听了这个消息后，又喜又叹。至于韩信是否真的要谋反，刘邦没有问。于是，“韩信谋反被杀”就成了历史上的重大谜案之一。

　　死于谋杀？

　　韩信临死前，并没有亲口承认谋反之事，根据《史记》的记载，韩信似乎的确与陈豨探讨过谋反事宜。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他在齐王任上时，具备与刘邦、项羽三足鼎立的实力时不反，却在无兵无卒的情况下造反，实在是玩火自焚。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韩信之“谋反”是被诬陷，而司马迁则是用了曲笔，明肯暗否。韩信临刑前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大祸临头之际，韩信才后悔未用蒯通反汉之计，这足以说明：韩信终其一生，始终未动谋反之念。

　　事实上，分析《史记》等史籍对韩信“谋反”事实的相关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出有许多矛盾之处，令人质疑。

　　其一，韩信在刘邦胜负未卜的时候，拒绝蒯通游说他另起炉灶的劝诱，等到了刘邦功成名就之时却心生异志，这对于一个深谙兵法的将帅来说太过于违背常理。

　　其二，韩信两次被刘邦袭夺兵权，早已从中察觉到刘邦对他的猜忌与畏惧。但是，他在刘邦被项羽兵困固陵时不反，到楚地为王时不反，迎刘邦于陈地时不反，为何偏在无权无兵、蛰居长安之时谋反呢？一代名将怎么可能如此没有谋略？

　　其三，以韩信的智慧，他怎么可能在受到监视的情况下，还与陈豨“辟左右与之步于庭”密商谋反之策？这不是欲盖弥彰吗？再说，韩信与陈豨商定谋反之时无第三者在场，外人如何知道谈话内容？司马迁的记录何以那么详细？

　　其四，陈豨向来是刘邦的亲信，与韩信关系一般，韩信怎么会愚蠢到贸然向皇帝的亲信吐露心曲，而且是谋反这种关系身家性命的大事？再说，陈豨到巨鹿赴任后数年，与韩信一直不通音信，这样的同谋也太奇怪了吧。

　　其五，凡谋反者，矛头一般指向最高当权者，即皇帝。而韩信谋反的目标竟是吕后和太子，不合常理。况且刘邦当时统帅大军在外，韩信即使得手，也名不正言不顺，且并未消灭刘邦的有生力量，这样的谋反毫无意义，韩信的见识怎会低下到如此地步？

　　其六，韩信向来熟谙兵法，怎么可能将未经训练的囚徒和自己的家人作为造反的主要力量。且不说这些人是否能攻占戒备森严、层层设防的皇宫，靠伪造刘邦的诏旨赦免的囚徒就一定会听韩信的指挥，跟着他谋反吗？这些问题韩信不可能没想过。

　　其七，韩信“谋反”仅是由其舍人之弟告发，舍人弟告发的最初动机，是因为韩信要杀他的哥哥，怎见得舍人之弟不是诬告？而且舍人之弟又怎能知道如此重大的机密？韩信难道会如此粗心大意？考虑到吕后杀梁王彭越时，就是令鼓越的舍人诬告彭越“谋反”，那么，韩信舍人之弟告发韩信“谋反”是否也是吕后所指使，实在值得怀疑。

　　其八，如果韩信确有谋反意图，当萧何骗韩信入宫时，韩信怎会不做任何防备，而是坦然涉险，轻易进宫？韩信死前，为什么只感叹自己平定齐地之时未听蒯通之言，而没有悔恨自己谋划不周？

　　其九，韩信“谋反”虚实尚未可知，吕后就诱而杀之。对于朝中第一功臣被杀，刘邦为何不责吕后，甚至不详加调查。是否说明刘、吕设谋于前？

　　综观历史，历朝历代的开国功臣大都很少得到善终，这是历史规律。韩信虽然没有造反的实证，却有造反的实力，这不能不让刘邦有所顾忌。况且，韩信当初要挟刘邦的事，总不能让刘邦痛快。再说，汉朝初年，刘邦辛苦奔波，全是为了各地造反的诸侯王，他不能不对韩信心生惧意。所以，韩信之死是必然的，只是如何死法而已。韩信如果真的要造反，那么是告密者毁了他；如果他没有想过造反，那么，是刘邦利用告密者毁了他。当时，还有什么能比“谋反”之罪更能达到杀鸡儆猴，震慑其他异姓王的目的？

　　韩信被杀之后，其他几个在楚汉战争中和韩信同样起过重大作用的异姓王，都被以种种借口所杀，只有一个长沙王吴芮早死，幸得善终。又因他的势力弱小，封国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起缓冲作用，因此其后人幸免于杀戮，封国得以保存。直到五代以后，因绝嗣而亡。

　　刘邦在剪除韩信、彭越等异姓王后，曾经与诸大臣杀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见《资治通鉴》）可见，剪除异姓王是刘邦的既定国策，这才是韩信被杀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