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1826年2月27日发现的比拉彗星（示意图）
清道光六年(1826)春有彗星出现，两广总督阮元幕僚李明彻据此认为将出现旱灾，改变了阮元先前认为将会有战争的判断，并影响其决策。阮元原来的判断基于中国传统星占理论，李明彻的判断则是对西方自然哲学中四行说理论的实际运用。李明彻关于彗星的西学知识源于清初游艺的《天经或问前集》，又把相关内容辑录到其《圆天图说续编》之中，但在一些注解中加入了“五行”字样，是对四行说的移用，并淡化了原著带有的基督神学色彩。把整个事件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显示出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普遍态度：总体上排斥耶稣会士输入的、基督神学化的四行说，但接受四行说揭示事物关系的“实理”及其具体的操作运用。
一、问题的提出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陆续来华传教，带来了与中国传统学问迥异的知识体系，即通称的西学。其中，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高一志(约1568～1640)、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等耶稣会传教士，曾将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之一的四元素说改名为四行说，即把四元素(火气水土)译成与五行(金木水火土)在表面上相类似的“四元行”或“四大元行”，以彰显天主(造物主)之大功，进而在中国进行学术传教。针对当时四行说与五行说并存且相互竞争的状况，徐光台从耶稣会士一方的传播策略和中国士人一方的反应两方面，分别爬梳史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①张晓林考察了杨廷筠关于四行说、五行说以及佛教“四大说”(四大：地水火风)的辨析，揭示出杨氏在元素说问题上结合、调和耶儒两种文化传统，排斥佛教的基本倾向②。#p#分页标题#e#
虽然大部分乾嘉学者都不曾与传教士有所接触，但得益于当时大规模编书、刻书，他们可以通过图书对先期传入的西学进行研究与批评，进而形成自身的意见。禁教以前，耶稣会士输入的西学以天文、历法、算学为大宗，学者们的论述多从这些方面着墨。乾嘉学术与早前输入的西学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作专门的论述。③段异兵的研究则指出，清人对流星的观念有两种，一为中国传统的占验观念，一为西方古典的流星观念④，即认为流星是一种建基于四行说理论的大气现象。事实上，四库馆臣称赞游艺(活跃于1640～1680年代)的《天经或问前集》将“风云、雷电、雨露、霜雾、虹霓之属皆设为问答，一一阐其所以然，颇为明晰”，而“占验之术则悉屏不言，尤为深识”⑤，因而该书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游艺对上述大气现象进行解释所运用的理论，正是四行说。然而，四库馆臣却又对系统介绍四行说的西学著作《空际格致》以“异端之尤”的评价。因此，如何理解乾嘉学者对待四行说的这种矛盾态度，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首先从道光六年(1826)彗星出现一事切入，考察乾嘉学派主将之一的阮元对此现象态度前后转变的原因，借以揭示四行说理论在这一事件中的所起的作用；其后，比较与阮元(1764～1849)同时代的乾嘉学者的意见，探究四行说理论以何种方式进入他们的学术知识体系；最后，分析乾嘉学者对四行说扬弃吸收的原因。
二、道光六年彗星见事件
近人陈伯陶《瓜庐文剩·李明彻传》(以下简称《李传》)中记载了一则与1826年彗星有关的史料：#p#分页标题#e#
(道光)丙戌春，彗星见南方。(阮)元疑粤有兵起，问之(李明彻)，以旱对。问：“可禳否?”曰：“禳无益，当备旱。”先是甲申岁，元因明彻言，奏免洋米入口之税，以关使虑税短，故米舶出口货仍照征。明彻因复言：“夷人嗜利，如并免其出口货税，米当大至，虽旱无害。”元如其言。是秋旱，米价反平。自后粤虽旱潦，不洊(荐)饥，明彻发之也。⑥
文中提到的李明彻(1751～1833)是广东道士，通天算、舆地之学，编著《圆天图说》，由阮元资助出版。陈伯陶记录此事的依据，则是李明彻弟子的转述，或有夸大或误记之辞，其可靠性需要考证。
首先，根据这段记录，因1826年春天有彗星出现在南方，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怀疑广东将有战事，但不能确定，便向对天象有所研究的李明彻询问。李明彻则认为将会有旱灾，并提出备旱方法，得到阮元的采纳。整件事源起于彗星的出现，但对其描述，文中只有彗星出现的大致时间和方位，并无具体时刻、准确方位、指向等方面的描述。而根据中外文献关于1826年春天出现彗星的记录⑦，笔者推测阮、李所讨论的这颗彗星，可能是著名的比拉彗星(Biela’s comet)。
其次，《李传》文本的记载，在彗星见之前两年(1824)，李明彻曾向阮元建议，免除专运洋米进口的外国船只的“入口关税”；洋船商把米卖出后，准以内地货物装原船返回，依旧征收这些货物的出口关税。事实上，按《清实录》，免除的是“输船钞”，是针对船而不仅是洋米征收的费用，而运米洋船的输船钞照例是免除的，只是米船回程时不准装载其他货物出口，只许空船返航。阮元所奏请的，是让米船回程时可以装载货物出口，而且征收货物的出口税。一方面让洋船有货压舱，外商又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平抑本省米价，关税也不会减少。此事得到皇帝下诏允许。⑧当时广东的米粮一直供不应求，因此该年洋船来粤贩米之时，阮元本人也作《西洋米船初到》诗记述其事，但诗中并未提及李明彻。⑨#p#分页标题#e#
再次，根据《李传》，李明彻预测1826年彗星出现后广东会发生旱灾，建议阮元取消米船出口货税备旱。按常理，米船装货出口必须上奏皇帝，那么取消米船的出口货税更应上奏。然而，此事却不见于《实录》。事实上，自康熙中叶开始，清政府就建立了比较行之有效的粮价奏报制度，以防范灾荒和进行财政管理⑩，因此像取消米船出口货税这一类与粮价调控相关的措施，不应是总督可以自行决定的。另有当时人记载：
道光四年，总督阮公奏请，各国夷船专运洋米来粤，免其丈输船钞，所运米谷起贮洋行粜卖，原船载货出口，一体征收税课。得旨允行。一时黄埔、澳门，岁增米十余万石。然各国来粤米船，均系零星小贩，并非资本充裕之夷。……(阮公)但能导夷船之岁至，而不能使洋米之积余。可以收效于会城，而未得推行于全省。本年(旱)〔早〕稻，收获仅及六成；秋冬亢旱，晚稻不足三成。来岁青黄不接之际，即查照乾隆、嘉庆年间成案，饬商采买洋米回粤粜卖，将来平其市价，非不可转歉为丰，而暂时举行，究非永久之善策。(11)
阮元任两广总督时，江苏清河县(今属淮阴市)人萧令裕曾在其幕下工作。(12)引文中的“本年”是指萧令裕写作此文时的当年，当在道光四年之后，该年大旱且阮元仍在两广总督任上。而此文另处又称阮元为“前总督”，则唯一可能是此文写于1826年下半年(当年6月，阮元迁任云贵总督)，恰能与《李传》所称的“道光六年”相互印证。但从萧令裕的记述来看，阮元的确做了应对旱情的措施，然而并非如李明彻建言取消米船出口课税，而是让商人采买洋米回广东贩卖，《李传》为了突出李明彻的作用而有所夸大。#p#分页标题#e#
虽然《李传》有部分记述是夸大了，但基于上述数点，陈伯陶关于1826年彗星出现及以后的一系列记载大致上还是可信的。在此事件中，阮元对彗星出现，由“疑有兵”到“备旱”(尽管未采取李明彻的提议)，但显然有一个改变的过程，而影响阮元判断和决策的关键人物是李明彻。从现代天文学知识来看，彗星只是太阳系当中的一类天体，由冰块、尘埃等物质所组成，其绕日轨道和周期可以根据天体力学方法推算而得，与人间的兵灾或旱灾并无直接关联。事实上，1826年年初的一颗彗星，正是因为奥地利人比拉(Wilhelm von Biela)首先观测并算出其周期，而被命名为“比拉彗星”的。甄鹏指出，李明彻之所以认为彗星导致旱灾，是来源于《圆天图说》中的相关内容，李氏的“解释沿用了西方的观点”，虽然是错误的，但“解释动机和方法是科学的”(13)。而实际上，李氏《圆天图说》因袭前书而又作小量改动的地方甚多，其解释是否完全承袭了西方的观点，非比较无以得其真相。另外，涉及阮元对彗星态度转变的问题，他最初“疑有兵”的判断的知识来源，也值得讨论。
三、阮元、李明彻各自彗星知识之溯源
(一)对中国传统占书中彗星占词的考察
按有清一代制度，对天文现象进行“占验”是钦天监天文科的主要职责；占验的根据，在康熙、雍正两朝是依《观象玩占》，乾隆、嘉庆以后，则还有《乙巳占》、《天文会通》、《天文正义》以及《晋书》、《隋书》、《宋史》等正史中的天文志。(14)因此，通过考察占书中关于彗星的占验，可以判别阮、李二人对彗星判断的知识来源。另一方面，《观象玩占》和保存了唐以前大量星占术资料的《开元占经》(15)，都分别设有“彗星占”节目，胪列出彗星出现在天空中不同位置时的占词。对此，笔者对当中有关预示战争和旱灾的占词条目进行了统计(见表1)。(16)#p#分页标题#e#
占书中有些占词会同时预示战争和旱灾，似乎可以提高星占预测的“准确性”，如：
彗犯柳，国诛大臣，兵丧并起；外臣主宗社，危。彗出柳为大兵丧、大旱饥。(17)
甘氏曰：彗茀干犯房，(有)亡国，〔有〕兵起，民饥，骨肉相残。又曰：彗星出房，大兵起；水旱不调，人多饥死(者)去其田宅〔者〕。一曰：人相食，期不出二年。石氏曰：茀从房[出]，天子急，行(无为逆)〔为无道〕，诸侯举兵守国。(18)
前一段引文是“彗犯柳”(彗星在柳宿出现)名下的全部内容，是一条占词。后一段引文涉及甘氏和石氏两人的不同说法，却同属于“彗孛犯二十八宿”中的“房宿”名下，因此也是一条占词，但在预示战争和预示旱灾的占词条目数上分别增加1。后一条占词中，虽只有“水旱不调”这一模棱两可的词语提到旱灾，但也一律从宽计入。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占书倾向于认为，彗星的出现大多数情况下预示着战争；而只在某些少数的、特定的情况下，彗星的出现才会预示着旱灾。(19)关于彗星的成因和性质，《开元占经》引用古代纬书、星经等，认为彗星是五大行星之“精”变化而来的。
《黄帝占》曰：……其彗星之出，以甲寅日见日傍有青方气，此岁星之精将欲为彗；以丙寅日见赤方气在日傍，此荧惑之精将为彗。以五色气候知之，则五星将欲为彗之变，先见其气，后见其彗。彗星见而长，天子死，五都亡，贱人昌，无道之君受其殃。期不出三年。(20)#p#分页标题#e#
古人或因彗星形似扫帚，进而联想到它能“除旧布新”，意味着要改朝换代，而这多半靠武力实现，因此常有“兵起四方”、“兵起天下”之类的占词。(21)因此，在没有其他关于彗星的具体信息的情况下，依照传统占书判断将来会出现战争，是很正常的。由此足以证明，阮元正是循传统星占理论，首先作出“疑粤有兵起”这个判断，只是他不能确定，还要找懂得相关知识的人来会商。事实上，当时的著名学者姚文田(1758～1827)就认为道光初年出现的彗星，预示着会有与“外夷”的战争。(22)从另一方面看，根据中国传统的占书，判断彗星现为旱灾反而是不常见的，而如果李明彻是从传统星占学理论这个角度来判断的，那么阮元的看法也会与他相一致。显然，李明彻的判断另有依据。
(二)“火气”理论：李明彻判断彗星见将旱之根据
李明彻在其《圆天图说续编》中有“彗孛说”一节，讲解彗星的成因与性质：
流陨彗孛皆火气，实非星也。火气从地挟土上升，不遇阴气，不成雷电，凌空直突，冲入火际。火自归火，挟上之土轻微，结燥如炱煤，乘势直冲，遇火便燃，壮如药引：今夏天奔星是也。其土势火盛者，有声有迹，不能及于天，在火际旋转，得真火烧煅，结阴堕地而成落星之石(原注：俗云星陨变石是也。)初落之际，热不可摩，如埏器初出也。若更精厚者，结聚不散，附于晶宇，即能成彗孛也(原注：火际极热，土气冲入此际，如窖中虽无火，投物则发光耳。结聚其气而论大小、厚薄之分，则有彗、孛各不同也。)
彗长而孛大，故能久不散，亦能随天转。……凡彗将见，必有大风或大旱。缘燥热横满空中，容易变风；未带湿气，故不能变云，故主多荒而旱，以彗燥热，能噏地上饶泽之气。又主多震，以彗在上噏气之紧，地中之气欲出，吸之，所以地震动。主灾疾，以彗吸动燥气，流动人间水泽之处。(23)#p#分页标题#e#
李明彻认为，“火气”把地上的土带到天空中极热的“火际”，火际虽热，却不发光。冲向火际的“土”则像煤一样，极为易燃，当中厚而大者因为火际极热而被点燃、发光，这就是彗孛，亦即彗星。因此，彗星的性质是燥热的，能吸地上的水气，造成大旱。由此也可以证明，这也是李氏判断彗星出现而将有旱灾的根据，这个判断与中国传统的星占理论毫无关系。事实上，李明彻对于彗星的认识，来自于清初游艺的《天经或问前集·彗孛》(1675)，现照录如下，以兹比较。
曰：流陨彗孛皆火也。火气从下挟土上升，不遇阴云，不成雷电，凌空直突，至于火际。火自归火，挟上之土轻微，热燥亦如炱煤，乘势直冲，遇火便燃，状如药引：今夏月奔星是也。其土势大盛者，有声有迹，下反于地，或成落星之石。初落之际，热不可摩，如埏气初出。若更精厚，结聚不散，附于晶宇，即成彗孛(原注：游熙曰：火际极热，土气冲此际，如窑中无光，投物则发光耳。结聚其气论其厚薄大小之分，则有彗、孛之不同。)
彗长而孛大，故能久不散，亦随天转。……凡彗将见，必多大风大旱。缘燥热横满空中，容易变风；未带湿气，不能变云，主多荒而旱，以彗燥热，能噏地上饶泽之气。又主多震，以彗在上嗡气之紧，地中之气欲出，所以摇动。又主灾病，以彗噏动燥气，流动人间水泽之处。(24)
若把两段文献相互比较，我们即可发现文字雷同，亦即，李明彻基本上全部抄录了游艺关于彗星知识的文字。然而，《图说续编》中最重要的一处改动，便是将“凡彗将见，必多大风或大旱”中的“必多”改为“必有”。基于这样的理解，李明彻也就明白，传统的祈禳救护对于彗星出现后的旱灾并无帮助，因此他向阮元建议：还不如采取适当的措施，全力备旱。#p#分页标题#e#
(一)明末传入之四行说源流
李明彻于“彗孛说”中所本之游艺《前集·彗孛》，亦来源有自。冯锦荣认为《前集·霄霞》以下多条气象，多引熊明遇(1579～1649)的《格致草·气行变化演说》和方孔炤(1591～1655)、方以智(1611～1671)父子共撰之《周易图象几表》。(25)事实上，《前集·彗孛》中的文字，的确综合了游艺的两位老师——熊明遇(26)和方以智(27)的著述，而以熊明遇为主。但把大风、大旱跟彗星出现相联系，只在《前集》中有论述，而且详于熊、方二人。
熊明遇、方以智及游艺均是明末清初留心西学的士人，他们对于彗星的知识乃来自于耶稣会传教士。首先是利玛窦在《乾坤体义·四元行论》中简略地提到彗星之一种——孛的成因：
如彼气(按：指“干热气”)无逢者，则踰气域、臻火疆便点着。若微者，速走而消落似星；若厚者，久悬于是而为孛星焉。(28)
利玛窦所说的“火疆”，即方以智、熊明遇、游艺和李明彻等人所说的“火际”。利氏的《四元行论》，根据的是亚里士多德四元素说经典阐释：土、水、气、火四元素依其轻重，各有其“本位”：土最重，所以由土组成的地球居于宇宙中心；水次重，在地之上(外)；气又次重，故水以上为“气域”；火最轻，像久烧的窑，极热而不发光，在最外层。火域以外，就是重重包裹的、不朽的水晶天球，离地球最近的是月轮天，月轮天以下(月下天)的所有物质由四元行混合构成，包括彗星、流星等在内的自然现象均发生在月下天，并可以用四元素理论解释。(29)火际或火疆，就是火与气交界之处。虽然解释了彗星的成因，然而，利玛窦并没有把彗星和旱灾联系起来。#p#分页标题#e#
相比《乾坤体义》，高一志的《空际格致》对四行说的论述更有系统，条理更加分明。以“火属物象”下“彗孛”一节为例，高氏先论彗孛并非圆形，出现又无规律，与天空中一般的星不同；次依《性理正论》(30)述彗星的性质、成因，次论彗孛结生于“气之上域”，次论彗星多出现于秋天的原因，次论彗星的运动，次论彗星的颜色，最后论彗星的形状。(31)在此，高一志提到了彗星与旱灾的关系：
彗星见时，多有暴风、迅飓、旱涸之患，足验彗孛是燥热之气充塞空际而生。(32)
推本求源，高氏的这一说法出自于亚里士多德《气象学》卷一第7章。(33)在风、旱发生的程度上两者也一致，一用“多”，一用“常常”，《前集·彗孛》也沿用了这一说法。李明彻则肯定地前进：把彗星的出现与大风、大旱作必然的联系。陈伯陶的传记中并没记载李明彻提及大风，估计是认为无关宏旨而省略。实际上，李明彻的解释与明末耶稣会士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根据四元行理论，风的性质也是燥热的，而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彗星是月下的火属现象。(34)
(二)“四行”之移用为“五行”
如此说来，李明彻是否真正接受西方的“四行”说呢?需要指出的是，李明彻《图说续编》对众多空际自然现象知识的一般原理——四行说并未多加介绍，而事实上，李氏更属意于中国传统的五行说。《天经或问前集·彗孛》在解释“地中有火”时有游艺之子游熊的小字注：
游熊曰：世人惟知地中有水滂沛，不知有火如此神异也。(35)#p#分页标题#e#
李明彻在相应的位置改此注为：
世人知地中有水滂沛，不知地中亦有火，如五行中皆有火也。(36)
显然，李明彻故意把“五行”中的火与四元素论中的火元素相混，有意削弱西方“四行”与中国传统“五行”之间的矛盾。除了添加“五行”两字表明其立场外，李氏还把疑似与天主教上帝相关的“神异”两字删除，显示他并非完全接受四行说，特别是与造物主关联的四行说，而仅接受“四行”说理论对彗孛等自然现象的具体解释，并且在关键之处移用了“四行”说的理论，而为传统的“五行”说服务。由此也可以看到，原理上中国传统学说相互矛盾西方学说，通过移花接木、改换名称的方式为人接受，以减少心理上所受到的冲击。
事实上，经李明彻转手改造的理论在晚清仍有影响。1874年7月22日，上海《申报》就刊登不署名的来稿，题为《彗星说》：
阮仪征鉴定李青来《圆天图说》云：“彗孛皆火气非星也。……又主灾疾，以彗吸动燥气，流动人间。”如此说来，尚属有据。(37)
五、通经致用的考虑：乾嘉学者对四行说“实理”的接纳(38)
尽管从现代天文学理论来看，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关于彗星知识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影响明末以至清中期士人对这一知识的接纳。徐光台的研究表明，徐光启(1562～1633)和熊明遇是从传统星变转而接受亚里士多德对彗星的解说的中国士人。(39)清人由于切实治经的需要，与之相关的训诂、天文、历算、舆地等专门之学也被广泛研究。治经之最终目的，是为了“通经致用”。桂馥(1736～1805)即谓：“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40)实际上，被纳入天算之学的“四行”说，其致用性尤为明显。明末耶稣会士们翻译的相关著作，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了“四行”说的致用或实用性，以吸引中国士人的关注。利玛窦《四元行论》在谈及认识火元素性质的实用之处时，就提到火“点彗星属而设百象，于智者占卜将来凶岁灾祸而免之也”(41)。一般说来，耶稣会士是极力反对星占学的，认为这是迷信(42)，但这里的“占卜”只是借用了中国传统的星占学话语，其蕴含的是根据“四行”说理论进行的有逻辑的推论。这在熊三拔述旨、徐光启演说的《泰西水法·水法或问》中，有进一步的说明：#p#分页标题#e#
问：……农民所急当在雨矣，然雨晹时若不可岁得，水旱虫蝗或居强半，不知何术可得豫知，以为其备乎?
曰：天灾流行，事非偶值，造物之主自有深意。若诸天七政各有本德所主、本情所属，因而推测灾变：历家之说，亦颇有之。然而有验有不验焉。盖数术之赘余，君子弗道也。傥居人上者果有意养民，欲为其备，则经理山川、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广储粟谷、阜通财货，即水旱灾伤，自可消弭太半，脱值不虞，有备无患矣。(43)
紧接下来的一条问答，则以田家是否“有术知一时晴雨”为问，而答之以“无关数术，殆四行之实理也”(44)。由四行说的“实理”，而使“智者”或“居人上者”预知凶灾，进而“广储粟谷、阜通财货”备灾。因此，这里的“实理”，是一种揭示事物之间相互关系而且是信而有征的道理。李明彻推测彗星出现后将会有旱灾，并劝阮元增加粮食供应备旱，思路正与之相一致。只是“四行”之名被换成了“五行”，而仍使用“四行之实理”。
另一方面，阮元主编《畴人传》时，表明步算和占候是两家，在为“畴人”作传时专取“步算一家”，而“以妖星、晕珥、云气、虹霓占验吉凶，及太一、壬遁、卦气、风角之流涉于内学者，一概不收”(45)。然而，纯粹学术是一事，通经而致实用又是另一事。道光六年彗星见，依照传统星占理论多为战争前兆，广东又为当时边防外交重地，身为封疆大吏的阮元不能置之不理。既然李明彻有“实理”作为支撑，而且旱灾也凑巧地应验，阮元乐于致用，顺理成章。至于并未采纳李氏的备旱措施而改用其他，则是另一问题，牵涉到官员迁任、上报等制度原因。#p#分页标题#e#
同一时期的主流汉学家，对李明彻所本的《前集》给出了相当正面的评价：
此其前集也，凡天地之象、日月星之行、薄蚀朒朓之故，与风云、雷电、雨露、霜雾、虹霓之属，皆设为问答，一一推阐其所以然，颇为明晰。至于占验之术，则悉屏不言，尤为深识。……虽步算尚多未谙，然反复究阐，具有实征。存是一编，可以知即数即理本无二致，非空言天道者所可及也。(46)
很明显，四库馆臣所提到的推究各种自然现象的“所以然”、“实征”等，与熊三拔、徐光启所称的四行说的“实理”实际上是一致的。然而，高一志的《空际格致》，在四行说原理和解释上都要比李明彻所习所本的《天经或问》要系统、自洽，但并没有被收入《四库全书》，只列入“杂家类·杂学之属”存目，而且得到四库馆臣的负面评价：
西法以火、气、水、土为四大元行，而以中国五行兼用金、木为非。一志因作此书，以畅其说。然其窥测天文，不能废五星也。天地自然之气，而欲以强词夺之，乌可得乎?适成其妄而已矣。(47)
四库馆臣认为，西学所长在天文，精于进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观测，既然西人不能否认五大行星，那岂非与《空际格致》里所主张的四行说矛盾?四库馆臣误以为西方也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命名五大行星；他们不清楚，这只是耶稣会士们按照中国传统的对译，在他们所使用的拉丁文中，五大行星的字面意义不仅与五行无关，也与四行无关。事实上，游艺在《前集》“四行五行”一节就试着就这个矛盾进行解答，虽然他援引揭暄(1613～1695)的观点来证明五行相生相克原理并非正确，但仅凭他赞同揭氏“水因土载而生”一点(48)，就足以说明他并不能理解四行各有相应位置这一基本原理，其相互之间也并非如中国传统五行说中的相生相克关系。游艺尚且不能充分理解四行说，更不用说处于禁教时期的乾嘉学者了。加上《四库提要》的影响，乾嘉学者普遍不接受四行说。阮元弟子梁章钜(1775～1849)谓：#p#分页标题#e#
高一志撰《空际格致》一书，以火、气、水、土为四大元行，而以中土五行兼用金、木为非。然彼国所最擅长者在天文，而推算量测仍不能废五星，则于彼说亦自相矛盾矣。此其所以为异端欤?(49)
梁氏最后一句话颇值得玩味，表面上似乎是因为有四行说这种谬论，所以高一志所信奉的天主教是异端。但他对《空际格致》的评价是摘引《四库提要》的，故他认为天主教是异端当是先入为主的观念。高一志在《空际格致》中也确实是不忘时时提及造物主之大功，而中国士人多对此表示反感。直至同治年间，李鸿章幕僚、常熟士人邵增(1832～1877)在读完《空际格致》后虽认为“西方有人，勿谓其书之可废”(50)，但又对书中多次提到的造物主不以为然，更有批评谓“泥于造物，尤为拙笨”(51)。而到了1886年，四库馆臣对耶稣会士四行说的责难才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利用新的化学科学知识，以同时否定四元素说和五行说的方式予以破解，但有趣的是他认为科学知识的进展使得新教传教士们比传播错误科学的耶稣会士们更具优势，能令大多数中国人放弃传统观念而改宗。(52)
在对待道光六年彗星见事件上，阮元把属于四行说的理论解释作为实施备旱措施的依据，但他也与同时期的大多数学者一样，并不对四行说完全接纳。上引梁章钜《退庵随笔》，阮元在道光十六年为之增补删订数条，并题字于卷首。(53)也就是说，虽然早在十年前就已接受了由四行说理论推演而来的彗星非星观点，但阮元一直赞成四库馆臣的意见，以四行说为非。他接受的，是能致于实用的四行说“实理”。
六、结语#p#分页标题#e#
从明末开始，中国的知识阶层对耶稣会士们传来的各种西学知识或多或少有所吸收，比如运用西方天文学知识改正中国的传统历法，以增加推算的准确度。然而这仅是学术上的吸纳，在晚清中国门户完全洞开以前，似乎很少见到因接受西方思考问题的方式而对世俗实际事务有直接影响者。本文分析的案例则显示出，尽管经历了雍正以后禁教，西学输入中止，但乾嘉学者在吸收了经过明末清初士人转手传播的西学以后，在西方四行说影响下改变了对彗星见的态度，从而导致地方行政方针的改变。这就是说，他们把西方古代物理学理论(尽管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理论)及其推论实实在在地应用到指导实际的地方行政上，是一种以理论指导实践式的典型意义上的“学以致用”。这种理论并不建基于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思想，而是经过西方历代学者总结，被认为具有物理因果联系的四行说理论。乾嘉考据学者崇尚学术研究要言有实据，这也是四行说理论能得以致用的条件之一。
尽管乾嘉学者认为四行说中的一些推论具有“实理”，尽管他们也认为这些理论要用之于实践以利民生，但因为耶稣会士关于四行说的论述过于以此来彰显天主的功绩，引起了这些儒家正统学者的反感，因而四行说在整体上是为乾嘉学者所排斥的。李明彻把四行说中的“火”移用为似是而非的五行中的“火”，从而消解了对四行说中“实理”的接纳与整体上的排斥之间的矛盾，也使其致用得到一定的合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