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天竺），相传于公元前六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悉达多传说生于公元前565年，死于公元485年，活了大约八十岁，大致与我国的孔子同时。因他是释迦族人，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又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的圣人。
佛教是在古印度奴隶制度下，社会极为动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的印度社会生产力已发展到普遍使用铁器，农业生产的水平有了提高，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发达起来，一批城镇小邦兴起（迦毗罗卫国就是当时的一个小邦），经常互相侵并，发生冲突。在政治上，雅利安人自中亚细亚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土著民族后，创立了野蛮的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把人分为四等，掌握祭祀文教的僧侣（称为婆罗门）为最高的社会阶层，奴隶（称为首陀罗）是最下*的阶层。首陀罗是非雅利安人，受着极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被婆婆罗门随意驱逐甚至残害。这种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不仅被订在法律中，还神圣不可动摇地规定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义中。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集中反映在种姓制度问题上，形成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导致社会动荡，生产下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得不到温饱和安定。痛苦、失意、无望、颓废是当时一般的社会情绪。
这种社会情绪也使作为一个小邦王子的悉达多受到感染，他思想日益苦闷，产生了消极厌世的念头，不愿继承五位，便外出寻道。开初他也想从婆罗门教中皖出解除苦难的方法，但终于不合心意，便舍弃了婆罗门教，闭居山林静坐。经过几年的冥思苦想，一天他坐在一棵毕钵罗树（后被称为菩提树。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下终于悟出了解脱苦难之道，便宣布自己成了佛了。后来他便到中天竺各地进行传教活动，组成僧侣集团，逐渐形成了佛教。到他死的时候，佛教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
佛教的教义是一个相当庞大、精细的唯心主义体系，后来由于不断的传播，发展成为许许多多不同的流派，教义就显得更为杂乱了。
“四谛”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据称是释迦牟尼最初说教的内容。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就是佛教的“四大真理”。所谓“苦谛”，就是说人世间一切都是苦的，人生一世会遇到生、老、病、死……十六苦（或说八苦），没有丝毫乐处，引导人们去厌恶人世。所谓“集谛”，指造成世间人生及其苦痛的原因（“集”是“原因”的意思）找来找去佛教徒找到了两条原因：一条叫“业”（干事情），这是致苦的正因；一条是“惑（烦恼）”，这是致苦的助因。业和惑产生出无数苦果，如果断绝业和惑，苦果自然随之断绝，就可以达到“寂灭为乐”的境界，这就叫“灭谛”。要达到这种理想的境界，就必须修道，这就是“道谛”。佛教所说的“道”就是涅盘之道。所谓“涅盘”译义为灭、灭度、寂灭、圆寂、不生、无为、安乐、解脱等等，实际就是死的化名（这种化名多至六七十个）。佛教修行，以涅盘为极目的，其实就是引导人们去求死。四谛之中，苦、灭二谛尤为重要。人生最苦，涅盘最乐，这就是佛教的基本思想。是最脆弱、最怯懦的思想。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一点也不敢触动，仅以消极厌世和追求死亡的说教来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苦谛以生老病死等作为人生中最大的苦难，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这些苦难，穷人是这样，富人也是这样，这就很巧妙地掩盖了阶级矛盾，抹煞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造成被压迫人民痛苦的根源。这种说教当然是对剥削阶级有利的。诚然，剥削阶级也会遇到生老病死等问题，但他们是从剥削阶级的贪欲本性来考虑这类问题的，即如何才能长寿，如何在来生来世也能保住荣华富贵的地位等等。而这种说教，不仅迎合了剥削阶级的贪欲心理，还为他们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要剥削阶级在纵情享受的同时，分出一部分财物施给寺庙，就可以得到极大的福报。“施佛塔庙，得千倍报；布施沙门，得百倍报。”佛教正是这样向剥削阶级廉价地出售进入天国的门票。
佛教在进一步分析苦难和造成苦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十二因缘”说。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存在都是依赖于某种条件的，离开了条件，也就无所谓存在。人生命的起源和过程也是依赖于条件的，这就是十二因缘。即无知（“无明”）引起意志（“行”），由意志引起了精神统一体的“识”，由识引起身体的精神和肉体（“名色”），有了名和色，就形成了眼、耳、鼻、舌、身、意（心）等感觉器官的“六处”，六处引起和外界接触（“触”），由触引起感受（“受”），由受引起贪爱（“爱”），由爱引起对外界事物的追求索取（“取”），由取引起生存的环境（“有”），由有引起“生”，再由生引起了“老死”。所以说到底，人生的痛苦是由无明引起的，只有消除了无明，才能获得解脱。佛教经典又把十二因缘说解释为“三世因果报应”说。即：无明、行是过去因，感现在果；识、名色、六处、触、受是现在果；爱、取、有是现在因，感未来果；生、老死是未来果。宣扬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各种遭遇，都是自己前世所作“善业”或“恶业”的结果，是早就注定了的，无法改变的。这就为剥削阶级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荒淫无耻地进行享受提供了根据，把劳动人民由于剥削制度造成的苦难亦解释为合情合理的事情。这种说教起着掩盖剥削阶级的罪恶和让劳动人民服服帖帖当牛作马的反动作用。根据“因果报应”，佛教又提出“轮回”的说教。“轮回”的原意是“流转”的意思。佛教沿袭婆罗门教的说法而加以发扬，宣称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会永远在所谓“六道”中生死相续，有如车轮的旋转不停一样。根据佛教经典所谓“六道”是指：天、人、阿修罗（一种鬼怪恶神）、地狱、饿鬼、畜生。人若做了善事（指信佛等），死后就可升入天界。人若做了坏事（指不信佛，不安于自己的命运，触犯了他人的利益等）死后就会变成畜生，变成饿鬼，或堕入地狱。这种说教，实际上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用来恫吓劳动人民群众，对他们进行精神奴役的一种手段。
释迦牟尼死后百余年间，佛教发生分裂：一派称为“上座部”，主要由一些长老组成；另一派称为“大众部”，拥有广大的僧侣，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又由大众部的一些支派组成“大乘佛教”，并且称呼非大乘佛教的教派为“小乘”。大乘宣称自己这个教派是“普渡众生”的，说小乘是只管自己修行得道，得了道就当“罗汉”，不管别人，所以很不可取。他们把罗汉称之为“自了汉”，是带有一点轻蔑的意思的。大乘打着普渡众生的招牌，宣称自己宁愿入地狱渡人，也不愿自己先解脱。这是很能换得人们的同情和尊敬的，所以大乘比小乘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大乘佛教中又有“空宗”和“有宗”的不同派别。空宗（又称“中观宗”）是公元三世纪，由龙树、提婆创立的一个派别。空宗宣扬“一切皆空”的教义，很有导致把佛自身也否定掉了的嫌疑，所以遭到了另一些佛教徒的反对。后来世亲、无著才创立了“有宗”。有宗又称“瑜珈宗”是针对空宗来的，认为不能象空宗那样讲，不是一切皆空，佛还是真的、有的。有宗宣扬“万法唯识”的教义，认为一切客观事物都是佛性的表现，最终也都要归到佛性一来，主张的是唯心主义的主观意识论。
传说龙树是大乘佛教的祖师，他不仅创立了大乘空宗，而且还把佛教某些教义和婆罗门教的某些教义、仪式相结合，创立了“密宗”，（或称“密教”）。后称密宗以外的教派为“显宗”（或称“显教”）。所谓密宗，一是主张秘密传教；由一人直接传授给另一人，弄得很神秘；一是搞惑世欺众的巫术和烦琐的宗教仪式。密宗是比其它宗派更秽浊的污水。佛教出现了密宗以后，就走入绝境了。
孔雀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24-185年），佛教被定为印度的国教。当时印度海上交通发达，对外关系活跃，国家甚至发动佛教传教士远赴国外以扩大政治影响，佛教由此便逐渐向亚洲其它各国传播。南从印度到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北经帕米尔高原，在公元前后传入我国，再由我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南传教以小乘佛教为主，北传教以大乘佛教为主，以后佛教便一步步地发展成了世界性的宗教。佛教传入各国各地区后，又与当地的思想意识、宗教相结合，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显得相当活跃。但在印度，中世纪后佛教便逐渐为印度教所融化，到十三世纪就衰落了。
西藏的佛教是在公元七世纪，同时由我国内地和印度、尼泊尔传入的。由我国内地传入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由印度、尼泊尔传入的主要是密教。佛教传入西藏后，曾经为苯教所不容，佛教和苯教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后来终于战胜了苯教，同时也融合了苯教的一些教义、神祗和仪式，并形成了自己浓厚的地方特色。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西藏佛教，后来被外地人俗称为“喇嘛教”。
于部派佛教方面，传入锡兰、缅典、泰国、高棉、寮国等南方地区的上座部佛教，直至今日也仍然被当地人民深深信仰。
从部派佛教开始，以及初期、中期、后期的大乘佛教，经过中央亚细亚或南方海路，在一世纪左右开始传向中国，此后千余年其经典不断被译为中文。从7世纪左右开始，到印度佛教灭亡的几百年间，印度佛教与佛典，也输入西藏并被译为藏文。爪哇、苏门达腊、婆罗乃等地的南海地方，在4-5世纪左右也从印度本土传入佛教，也曾经极为隆盛过。中国的佛教后来也进而传入朝鲜和日本。另外，西藏佛教(俗称喇嘛教)佬，也传入蒙古与我国的东北、青海、四川等地。
以上所说主要是大乘佛教，至于部派佛教方面，传入锡兰、缅典、泰国、高棉、寮国等南方地区的上座部佛教，直至今日也仍然被当地人民深深信仰。
若存流行地区的位置来称呼南北方佛教，并不完全妥当。兹将其情形略述如下：
南方佛教是指今天的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南方地区所曾经流行的佛教而言，又称南传佛教。这是小乘部派佛教的一派，也可称为上座部佛教，或巴利佛教。称为巴利佛教的原因是因这种佛教的三藏圣典是用古印度的巴利语所传的缘故。
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影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佛教的传入和发展
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大约在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汉地（约在公元纪元前后）。据文献记载，佛像可能与此同时传入。但在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古代称之为西域），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传人则更要早一些。印度的佛教艺术，经过中国的艺术家和民间工匠的吸收、融合和再创造，形成了更具中国特点的佛教艺术，从而更容易在中国社会流传和发展。 形形式式的佛像，主要是作为佛教徒供奉和礼拜的对象，因此佛像艺术的发展和流行，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佛教的兴衰而兴衰，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汉魏之际，佛教虽已传入中原，可在史料中，关于佛像的记载却极为鲜见。在出土的佛教文物中，有四川乐山崖墓的佛雕像、彭山崖墓内发现的陶制佛像，这些据考证都是汉代的作品。但是这时的佛教文物遗留下来的为数极少。东汉末年，下邳相笮融建造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据说可容三千余人，其中还安置了身穿锦彩衣物、铜质涂金的佛像，这是中国的造像立寺首次见于正史记载。
中国佛教艺术的飞跃发展，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在中国迅速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大的交流。这种交流不仅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美术和雕塑艺术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绘画方面，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等画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汉画的技艺和风格，一方面又受到了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绘画表现手法的影响，在绘画理论和表现手段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相，大多面目清瘦、褒衣博带，神采飘逸，这基本上是南朝士大夫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的真实写照。由此而形成的“秀骨清相”的风格，成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南朝画风的代表．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也有了极大的发展。以东晋戴逵为代表的佛像雕塑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戴逵的创作态度认真，据说有一次他为了制作一尊佛像，曾潜藏在帐中，倾听众人的褒贬议论，然后加以详细研究，积思三年，才得以完成。因此他所作的佛像，使“道俗瞻仰，忽若亲遇”。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佛像，包括塑像和画像，已经不再是单纯地模仿西方传来的佛像图样，而是融合了中国的民族风格，开始走上了独立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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