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是封建礼教形成的重要时代。秦朝只用法律劝导贞节，而汉朝竟用法律来奖励贞节。如公元前58年（汉神爵四年）诏赐贞妇顺女帛，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褒奖女子的贞顺。过了177年，即到了公元119年（汉元初六年），又发现旌表贞节的事。《后汉书·安帝本记》记载：“元初六年二月，诏赐贞妇有节义谷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朝廷用名利来促进贞节，表明了对女子控制的加强。
在汉代，不仅朝廷提倡礼法，而且在社会上也有人以礼法裁定女子生活的标准。这样的人，在前汉、后汉各有一个。
前汉有个人叫刘向，史载此人“通达能属文”，“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他在公元30年左右写了一起《列女传》，据说是见汉成帝后宫荒乱，用以鉴戒的，现存七篇，（据曾巩所考，曹大家注《列女传》时，将其七篇分为十四，而合其颂义为十五篇，并加入陈婴母及东汉以后十六事，故《隋书》及《崇文总目》都说《列女传》十五篇。宋代苏颂复订此书为八篇，意在还其旧观，与十五篇并藏馆阁。《四库总目》则谓每篇皆十五传，凡无颂者即非刘向所奏书，因亦删为八篇，称之《古列女传》；余文十二篇（即班昭所加者）又以时次之，另题为《续列女传》。）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每篇十五传。
《列女传》前五其中的各传，都是就刘向所拟定的标准采录下的妇女的简单传记。他认为母仪的标准是要“行为仪表，言则中义；胎养子孙，以渐教化；既成其德，致其功业”。女子贤明的标准是“廉正以方；动作有节，言成文章；咸晓事理，知世纪纲”。仁智的标准是“预识难易；原度天理；……归义从安，……专一小心”。贞顺的标准是“避嫌远别，……终不更二；勤正洁行，精专谨慎”。节义的标准是“必死无避，诚信勇敢；义之所在，赴之不疑”。
刘向认为，以上所述的母仪、贤明、仁智、贞顺与节义，就是对女子的行为要求与准则。不过他并不认为每个女人都要众长俱备，只要能做到其中一点、两点，就值得颂扬。后世史书或个人所作的“列女传”多只偏重贞节，和刘向的见解相比，是落后与倒退了。刘向《列女传》的后两篇，一为《辩通传》，是要女子辩通事理以抗临时祸凶的；最后是《孽篇嬖传》，则以淫、妒、蛊惑、背节、起义五点为女子的鉴戒的。
刘向以后100年，而有班昭，那时已到了后汉。班昭是班彪的女儿、班固的妹妹，班彪、班固都是汉朝著名的史学家，所以班昭家学渊源，是著名的女才子。她嫁给曹世叔，夫死后被和帝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之，号曹大家。班固著《汉书》，未成而逝，她奉诏为兄续作《汉书》。当代的一些公卿大儒如马融辈都曾跟她问业。可是，就是这么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女子却作了《女诫》七篇，压迫同类女子。在封建社会中流传的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和三从四德等等，虽然早就有这样的典型，但是很散乱，很浮泛。即使是刘向的《列女传》，也不过是罗列一些事例，做妇女生活的标准；而班昭的《女诫》才系统地提出一套压抑女子的规范与理论。
《女诫》共有七篇，连序共1600字。全书提出了女子“三从”之道和“四德”之仪，而贯穿全书的思想则是女子卑弱。其中说：“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又说：“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