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香港中环长江集团中心70层李嘉诚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一副对联：
这副对联，给所有到李嘉诚办公室采访过的记者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全球商业》和《商业周刊》的记者注意到：“第三幅是书法，挂在他右手侧墙上，离他最近。诗句为清代儒将左宗棠所做，字为名家所写。”《南方周末》记者则发现“李办公室最惹眼的，是清代儒将左宗棠题于江苏无锡梅园的诗句”。
虽然记者们把对联当成了“诗句”，但是他们对作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左宗棠。
不知这个结论是记者从李嘉诚那里听来的，还是他们自己去查找的，总之与大众的认知是一致的。无论是对联圈外还是圈内，大家一般都认为，这就是一副左宗棠所写的名联。
但，真的是这样么？
02:
按照《南方周末》的说法，这副对联是左宗棠晚年题写于无锡梅园的。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网上有一篇《左宗棠对联大全》就将此联命名为“题江苏无锡梅园”。甚至还有人说，这副联是左宗棠写了送给梅园的主人、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父亲、著名民族企业家荣德生的。
无锡梅园中的确有一副类似的对联，就挂在梅园的诵豳堂中：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与李嘉诚办公室的对联比较，梅园中的联有两个字不同，“寻平处住”变成了“就平处坐”，但意思大体一样。
可是问题来了。
要知道，无锡梅园的全称实际上是“无锡荣氏梅园”，是荣德生先生于1912年起修建的一家私人园林，分两个阶段、历时二十余年时间才全部建成。荣德生与左宗棠根本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梅园兴建之时，左宗棠早已作古多年，怎么可能在梅园、为荣德生题写对联？
对此，中国楹联学会编辑的《清联三百副》是这样解释的：“此联为左宗棠的一副格言联，梅园的创建者荣德生先生将此联作为他的座右铭及荣氏家训，镌刻悬挂于无锡梅园诵豳堂。”
《清联三百副》前后出过三个版本，后两个版本都持此说。
按说，这可是最高楹联学术机构编辑出版的经典著作，应该是最权威的说法了吧。但恐怕还是经不起认真考证，主要还是左宗棠的来历问题。翻遍《左宗棠全集》《左宗棠年谱》《左文襄公联语》和《清十大名家对联集》等，都找不到这副对联的踪影。这副为荣德生所“镌刻悬挂”的对联，真的是左宗棠所做么？
于是又出现了一种说法，说这副对联与左宗棠没有关系，实际上就是荣德生所撰，并被荣家作为家训。有人还专门为此撰文《荣家一联，父撰子珍》。
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而且证伪的方法非常简单。
因为这副对联今天仍然挂在诵豳堂中，上面的题款依然清晰：“咸丰壬子嘉平中澣”“钱塘沈兆霖书于静香斋”。
钱塘沈兆霖。
一个与这副对联密切相关的重量级人物登场了。
03:
沈兆霖(1801—1862)，字尺生，号雨亭，浙江钱塘人。据《清史稿》记载，沈道光十六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后任侍讲、侍讲学士、詹事。咸丰二年，擢吏部侍郎，督江西学政。其后又历署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同治元年任陕甘总督，同年，自甘肃回西安途中，遇山洪暴发而亡。
梅园对联的题款中，“咸丰壬子”即咸丰二年（1852年），“嘉平中澣”是指腊月中旬，彼时沈兆霖刚任吏部侍郎，外放到江西任学政。“静香斋”则是江西学使廨的一间房屋，是曾任江西学政的著名书家翁方纲命名的。翁方纲《谷园书屋图记》曾记载：“江西学使廨应事之後东为友善堂，凡五楹……其西五楹曰静香斋……予所名也。”
可以想见，这副对联正是初到江西的沈兆霖在学使廨的书房中写下的。其后，这幅字不知经过何种机缘巧合，最后为荣德生所得，遂被荣氏作为家训，镌刻悬挂于梅园之中。
对联的来历解决了，作者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如果是左宗棠所撰，为何由沈兆霖书写？如果是沈兆霖所撰，作者又为何会被传为左宗棠？
一个折中的看法是，此联与二人均有关系，乃左宗棠所撰，沈兆霖所书。持此看法者认为，左宗棠与沈兆霖均曾任陕甘总督，二人肯定过从甚密，因此一撰一书，很是合理。无锡市楹联学会副会长许荣海所著《滨湖楹联》中，就将此联定义为一副“极富哲理的格言式对联，由清末左宗棠所撰，其时杭州的著名书法家沈兆霖先生，于咸丰壬子（1852）腊月，书于书房静香斋”。
这个说法仍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一方面，如前所述，《左宗棠全集》中并未出现此联，左的作者地位是没法坐实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沈兆霖和左宗棠的履历，会发现二人很难形成交集。
虽然沈兆霖与左宗棠确曾先后任陕甘总督，但那已是同治年间的事，而且左宗棠上任时沈兆霖已经身亡，在此之前特别是1852年之前，两人的人生轨迹并不相交。左宗棠小沈兆霖十一岁；沈是浙江人，左是湖南人；沈进士及第之后长期在京工作，直到1852年才外放江西学政；而左宗棠屡试不第，一直在湖南瞎混，1852年才首次出山，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左宗棠撰、沈兆霖书”的解释十分牵强，既没有史实基础，也没有实证逻辑，颇有些和稀泥的意思。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左宗棠的说法从来只是传说，没有任何实据，而沈兆霖的落款可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既然“左撰沈书”的说法已被证明不成立，那沈兆霖不就是此联的作者么？这是个非常清晰且简单的逻辑。
而且还有佐证。
荣毅仁的堂弟荣鸿庆2013年曾在《江南晚报》发表《我的父亲荣宗敬》一文，说到这副对联：“梅园诵豳堂悬挂对联，是清朝咸丰年间浙江人沈兆霖在1852年为静香斋所写。诵豳堂建成后，家叔把它制成板联挂在厅内。这副联其实正是父亲和家叔毕生追求和践履，激励我们以前辈为榜样，将它作为行事与处世准则。”从这篇文章看，荣家人对此联作者的界定非常清楚，就是沈兆霖，压根没有左宗棠什么事。
于是，在四卷本的《无锡对联集成》中，此联的作者被明确为沈兆霖。《江苏对联集成》亦是如此。看来，这副联的作者之谜已经完全解开了，沈兆霖才是正确答案。
但是且慢！
咱们就这么轻易地就把沈兆霖明确为对联的作者，另一个人的棺材板恐怕又快压不住了。
这个人叫做姚元之。
04:
姚元之又是谁？他跟这副对联又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关系还大的很。因为，他也写过这副联！
考证出这个姚元之的，是《北京青年报》编辑、清史研究者刘江华。他写了一本专著《左宗棠传信录》，通过对清宫档案的研究，力图重新发现历史真相，还原一个真实的左宗棠。在这本书的附录《李嘉诚办公室所挂对联是否真为左宗棠所写》一文中，他对“左宗棠说”提出了明确的质疑，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提到沈兆霖，却将线索指向了姚元之。
从上图可以看出，姚元之写的是：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择高处立，就稳处坐，向阔处行。
与梅园联比较，又有两个字不同：“平”变成了“稳”，“宽”变成了“阔”。不过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联上的落款：“上章阉茂畅月”“竹叶亭生姚元之”。
“竹叶亭生”是姚元之的号。这四个字让我们可以明确，这个姚元之不是唐代的名相姚崇（字元之）或是其他什么人，就是那个1773年出生于安徽、其族祖为“桐城派”大师姚鼐、曾就学于张问陶被称为“张门三才子”之一、官至左都御史及内阁学士的姚元之。
“上章阉茂畅月”六个字更加重要。
这几个似乎语无伦次的字实际上说的是书写对联的时间。“上章”“阉茂”分别是干支中“庚”和“戌”的别称，“畅月”则是十一月的意思，“上章阉茂畅月”说明此联写于庚戌年十一月。1790年或1850年都是庚戌年，考虑到1790年姚元之才17岁，1850年的可能大些。
这就麻烦了。
前面我们说过，沈兆霖的联写于咸丰壬子年（1852年），而姚元之的联写于1850年，在沈之前两年。沈兆霖刚刚获得的作者名分，被极大地动摇了。
如果作者不是沈兆霖，那会是姚元之么？
当然有可能，有相当大的可能。
前面说的的《左宗棠传信录》就将这副联的著作权送给了姚元之：“这副对联并非左宗棠所作，它的真实作者是清代官员、书画家姚元之。”而证据，则是“在有关姚元之的记载中，则有这副对联”。具体是什么记载，作者并没有说，根据我的检索，应该就是前面的那幅书法立轴。
但如果作者是姚元之，仍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为什么沈兆霖会在自己书房中题写同样的对联呢？
老办法，我们还是来考证一下姚元之和沈兆霖的履历。
初看上去，他俩的履历很像，似乎也有交集，都是中进士后选翰林院庶吉士，都做过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吏部侍郎，还都外放过学政。但是姚元之比沈兆霖大了足足28岁，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姚元之经历了政坛各种风云被黜归桐城故里时，沈兆霖还在翰林院里混着，第二年才到国子监做了个小小的司业。从1843年起直到1852年去世，姚元之就一直在桐城老家赋闲，而沈兆霖这段时间却一直在北京为官，1852年到了江西。他们两人，应该也是没有什么交集的。
这样看来，姚元之的著作权似乎也不那么踏实。
更何况，书法作品的作者和内容的作者本来就不一定是一个人，这在古代文人中十分常见。就拿姚元之来说，他就有写别人的联而不注明作者的习惯。比如，他曾写过一篇隶书，是一副集句联“四时最好是三月，万里谁能访十州”，而这副联的作者其实是黄奭。
因此，考虑到与姚元之没有什么交集的沈兆霖短短两年之后在另一个地方书写了同样一副对联，姚元之是作者的可能性并不算大。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作者另有其人，只不过姚和沈都很喜欢，各自写了一遍而已。
哎！作者另有其人。
这下倒好，原来还是做选择题，现在变成填空题了。
05:
填空题是真麻烦。不但谁都有可能，就连刚刚已经被否决掉的左宗棠，都有可能再杀个回马枪。
这不，网上就有一种说法，说“此联最早公之于世，是左宗棠撰录于陕西省三原县城隍庙大殿”。有的还有细节：“同治九年，春夏之交，左宗棠初到三原县，稍作停留即挥师西进，这副对联就是在这段时期题写。当时左宗棠应当地官绅邀请，在城隍庙前发起捐助。”
同治九年当然不可能是“最早公之于世”，那已经是1870年了。而我们知道，至少20年前，这副联就已经在安徽桐城出现过了。这多半和前面所说的“左撰沈书”一样，还是个和稀泥的传说和附会。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附会，是因为左宗棠确实曾经到过三原，更是因为三原城隍庙的大殿门口确实挂着一副类似的对联：
存上等心，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在高处立，着平处坐，向阔处行。
这个版本又出现了几个不同的字：上联的“发上等愿”变成了“存上等心”，下联的“择”变成了“在”，“就”变成了“着”。
这副对联没有题款，既看不出作者也看不出书写的年代。但三原城隍庙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全国城隍庙中首屈一指保护完好的明清建筑群，如果这副对联书于1852年之前，也不是没有可能。
于是我又做了一番考证。
先来看看三原城隍庙的修建史。此庙虽然建于洪武年间，但明清两代历经多次维修、扩建、重建，其中最大的一次维修发生在清咸丰二年（又是1852年），而且是一次整体性重修。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三原城隍庙逐渐衰败。1941年，城隍庙大殿还被三十七集团军拆毁，改为“中正堂”，后又将三青团团部迁到此处办公。解放后，三原城隍庙先后被列为三原县和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起，陕西省文物局和三原县政府投入160万元，进行了大幅度全方位的修缮，至1990年竣工。从这段颠沛流离的历史看，三原城隍庙大殿前所悬挂的对联书写于清咸丰之前的可能性非常小。
再来看看三原城隍庙现存的其他对联。在戏楼的背后，悬挂着一副对联：“气平更事久，心旷得春多”。这是于右任写给一位“曙楼学长兄”的对联，被城隍庙移而用之。而城隍庙大殿的内殿中，也悬着两副对联。一副是“试问世间人，有几个知道饭是米煮；仰观座上神，无一尊不晓田自心来”，另一副是“心地无风涛，随在皆青山绿树；情天有化育，触处尽鱼跃鸢飞”。此两联与“存上等心”联一样，均无落款，但其实都有出处。前联改自晚清赵藩题四川新都宝光寺联“试问世间人，有几个知道饭是米煮；请看座上佛，亦不过认得田自心来”，后联则改自明洪自诚《菜根谭》“心地上无风涛，随在皆青山绿树；性天中有化育，触处见鸟跃鸢飞”。
毋庸赘述，通过简单的推理就能知道，“存上等心”联与其他这几副联一样，毫无疑问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三原城隍庙大修时所置，不但与左宗棠无关，与其他清人亦无关涉，说它是“最早公之于世”，纯属臆想，毫无根据。
线索又断了。
06:
线索断了怎么办？重头再梳理梳理吧。
目前，除了三原城隍庙那副不靠谱的联之外，关于这副联，我们总共看到过三幅书法作品。一幅是姚元之写的，一幅是沈兆霖写的，我们都已经考证过了。还有一幅，就是李嘉诚办公室里挂的那幅。那幅字明显又是另一位书法家所写，其中会不会藏着作者的线索？
网上关于李嘉诚办公室的照片都不清楚，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李嘉诚办公室的360°全景照片，从图中看出下联有“吴让之”三字落款。
吴让之，即吴熙载，生卒年为1799-1870年。看来，这幅字写成的时间，应该也在沈兆霖和姚元之前后。可惜上联的落款却怎么也看不清了，无法得出确切结论。
不过，这件事却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这的确是一副很好的对联，所以姚元之、沈兆霖、吴熙载、荣德生、李嘉诚都很喜欢，要么自己写来挂，要么拿别人写的挂。既然这么多人喜欢，会不会还有其他人也写过呢？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还真的有人写过，而且不是一个人，是许多人。
赵之谦写过：
许宝蘅写过：
吴昌硕写过。
郑孝胥写过：
溥僴写过：
以上几副联，大约都写于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都在姚、沈、吴之后，似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那么，有没有写在他们之前的呢？
有。桂馥写过：
桂馥（1736－1805），字未谷，一字东卉，号雩门，别号萧然山外史。虽然官做的不大，只做到云南永平知县，却学问广博，精于书画、金石、考据，雅负盛名。
桂馥的书法作品很多，上图的这幅字曾为画家俞子才所藏，又曾在西泠印社2014年秋拍成交，成交价18.4万元，其真实性应该相对可靠。
平地一声雷。桂馥的这幅字真的是惊天动地。
前面所说的左宗棠、沈兆霖、吴熙载诸人，都是1800年前后生人，姚元之略大一些，但那幅字又被证明是1850年写的。桂馥的出现，将这副联的首次出现时间提前了至少五十年左右。
只要桂馥这幅字是真迹，所有之前讨论过的左宗棠、沈兆霖、姚元之、吴熙载，就都可以非常明确地被剥夺著作权了。
那么，桂馥会是这副联的作者么？
07:
很遗憾，我的观点是，恐怕桂馥也未必。
原因待我慢慢说来。先把上面说的这几副联拿到一起再看一看，我发现了两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每副联的文字总有些少量不同，无一例外。上联大部分是“发上等愿”，偶作“存上等愿”“立上等愿”；“结中等缘”，桂馥的却是“做中等人”。下联就更乱一些，“择”“向”“寻”“就”“拣”“往”“在”“从”几个前置动词、“立”“看”“坐”“住”几个后置动词、“平”“稳”“宽”“阔”几个形容词，颠来倒去，总能凑出些不同写法。桂馥还有个特殊之处，别人的下联末字都是“行”，他的却是“走”，连平仄都不管了。
第二个特点，每副联都只写了书写者，没有写撰联者。正因为此，后人才会把沈兆霖、姚元之当做对联的作者。而左宗棠，一定也是因为写过同样内容的书法，所以才会被误为作者，又因为他的名头最响，所以帽子也带得最牢。
回到桂馥的那个问题，既然沈兆霖、姚元之都已明确不是作者，同样只是写了这副联的桂馥，为什么就一定是呢？
所以，关于此联的作者，还是一团乱麻。
干脆让我们把脑洞开大点：没写作者，会不会是压根就不知道作者？
姚元之不知道，沈兆霖不知道，吴熙载不知道，甚至连桂馥也不知道。这或许就是某个不知名的作者所做的对联，甚至可能压根儿就不是对联，只是一句类似清言的格言警句。正因为不是对联，桂馥联才会出现“仄起仄收”的常识性错误，后来又被文人做了入律的加工；正因为没有作者，后人才会任意修改，以致于在流传中出现诸多版本。这就都说得通了。
其实，吴恭亨的《对联话》里也记载了这副联。
当然，又是一个新的版本：“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向高处立，在平处坐，从宽处行。”在联语之前，吴恭亨用的是“记某氏联云”五字。
“某氏”。
我想，关于这副名联的作者，这应该是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本文作者顽石斋王磊，已征得作者同意，将全文发出，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