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郭居士
在微博上有人问，非乐府无歌辞题目的七古和歌行该怎么区分？这个题目或问题看起来还挺复杂的，其中包含了乐府、歌辞题目、七古及歌行等等概念，容易让人不明所云，于是我以怎么区分乐府，歌行和七古这个方式简而化之叙述。
非乐府无歌辞题目的七古其实就是相对于乐府诗而言，为了不绕口，这里姑且简单地解释为排除了乐府的七古，这样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虽然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乐府是汉代封建王朝建立的管理音乐的一个宫廷官署，最初始于秦代，到汉时沿用了秦时的名称。公元前112年，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主要掌管音乐，并监管搜集各地的民歌，配上音乐，便于在朝廷宴饮或祭祀时演唱。根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设有采集各地歌谣和整理、制订乐谱的机构，名叫“乐府”。后来，人们就把这一机构收集并制谱的诗歌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到了唐代，这些诗歌的乐谱虽然早已失传，但这种形式却相沿下来，成为一种没有严格格律、近于五七言古体诗的诗歌体裁。
唐代诗人作乐府诗，有沿用乐府旧题以写时事，以抒发自己情感的，如《塞上曲》《关山月》等，也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自制新题以反映现实生活。宋代时，郭茂倩将所有乐府诗歌汇集到一起，编成《乐府诗集》，内容十分丰富，反映社会生活面很广，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现存12大类共100卷，共5000多首。代表作品有《木兰诗》与《孔雀东南飞》，被称为乐府双璧。
而七古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七言古体诗的简称。属古体诗的一种格式，每篇句数不拘，每句七字。从文学风貌论，七古的典型风格是端正浑厚、庄重典雅，《文章辨体序说》认为“七言古诗贵乎句语浑雄，格调苍古”。古体诗是与“近体”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以前，除楚辞体外的各种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
七古也不绝对是纯七言的古诗，事实上，杂古也归为七古，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全篇无一句七言，但却归入七古。杂言诗一般不另立一类，而只归入七古。甚至篇中完全没有七字句，只要是长短句，也就归入七古。古来七古诗作难以计数，名篇众多，比如《燕歌行》《捣衣篇》《长安古意》《将进酒》《韩碑》《白鹭鸶》等等等等。
歌行则属乐府诗一类，是初唐时期在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出现，可说是这种体裁正式形成的标志。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和“行”的颇多，如《大风歌》、《燕歌行》等，二者虽名称不同，其实在形式上并无严格的区别。后遂有“歌行”一体，其音节、格律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行”是乐曲的意思，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贞《索隐》。
歌行最大的特点其实是较律诗而言。七古和七律原则上是泾渭分明的。在七古的创作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出现律句，换韵也较为随意，自由度高。这个特征也遗传到了歌行体身上。歌行大量脱胎于七古的创作风格，如自由换韵，夹杂三言五言等做法。七言歌行也可以看作是七古的一种创新文体。明人胡应麟就提出“七言古诗，概曰歌行”的广义观念。也有将古乐府从歌行中区分出去的，如清人钱木菴说：“凡七言及长短句不用古题者，通谓之歌行。”
综上所述，乐府包含了歌行和七古，歌行中又包含了七古。而七古、七言歌行、七言乐府歌行等各体，既相互区别，又互有交集。乐府和歌行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拟旧题。王琦《李太白全集》 将乐府以外，有“歌” 、 “行” 、 “吟” 、 “曲”一类歌辞性题目的作品列为歌吟，其中包括少数五言和七绝。据此，可以方便地把七言歌行界定为非乐府题的带有歌辞性题目的七言古诗，比如《长恨歌》《琵琶行》《圆圆曲》等等。这样，在非乐府的七言古诗中便又可分出七言歌行和无歌辞性题目的七言古诗两类。 那么本文标题中所说的无歌辞性题目的七言古诗就非常好区分了，比如《将进酒》《韩碑》《白鹭鸶》《送纵宇》等等都属于此。而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兵车行》虽然有“歌”和“行”，由于他自创乐府新题写时事，这两首出自《全唐诗》的作品就被归为七言古诗。
总之，我们不能把复杂的问题再复杂化，因此我再简而言之，乐府、歌行和七古，虽然他们之间互有交织，但可以首先从时间和年代上大体分类，然后从它的出处来源找答案，并从其写作特点上进行区别。
*南郭居士，本名郭军，男，汉族，籍贯甘肃徽县。中国诗歌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国金融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会员，「中国诗歌报」诗词创研中心副主编，陇南市诗词学会副秘书长，狗尾草诗人原创艺术团队主创人员。有数百篇文学作品在各类报刊及网络平台发表。著有「南郭词文」，并获第三届“中国金融文学奖”诗歌提名奖。获“首届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现代诗入围奖。作品入编第四届中国百诗百联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