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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豪爽,杜甫沉郁,王维空寂,不同性格和...

文:枯木

  

   (续上)

  五、李白、杜甫王维的身世性格造就不同命运

  李白和王维同岁,都是生于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杜甫小十一岁,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三人身世不同,机遇差异,因而在人生道路上出现了不同的命运。

  

  李白生在西域,长在四川,成年后游历河山,几乎走遍大半个中国,为后人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壮丽诗篇。然而就其仕途而言,一生命运坎坷,由于其神秘的身世,不能通过科举闻达,因而即便是才华横溢,即便是誉满天下,即便是两娶宰相的孙女,即便是受到唐玄宗赏识,成为翰林供奉(没有官品),最后也只能是四海漂泊,浪迹天涯。然而李白却从不气馁,豪放豁达,气势如虹,“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始终保持着超凡脱俗的气度和不拘形迹的洒脱。

  杜甫是名家之后,祖父杜审言在初唐名噪一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被称为“文章四友”,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杜甫父亲名不经传,仅仅做过小小的奉天令,母亲崔氏,出身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然而在杜甫年幼时就故去,因而到杜甫这一代可谓家道中落。

  

  杜甫从小就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雄心大志,青年意气风发,期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时的科举需要得到当权者赏识和举荐,杜甫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投赠干谒,却无结果。好不容易在天宝十载(751年)因献《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然而也仅仅是得到“参列选序”资格,一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年)才被授予小小的兵曹参军。

  可惜屋漏偏逢连阴雨,此年安史之乱爆发,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由于生活贫困,杜甫的幼子竟然被饿死了,再加上寄人篱下,蜀中漂泊,奔波流离,最终的官职为工部员外郎(从六品),这让杜甫认识到现实的残酷,从此诗风为之一转,变得悲天悯人,忧国忧民,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相比李白和杜甫王维堪称当时的人生大赢家。王维同样出身世豪大家,著名的大家族河东王氏,并且幼年就聪慧过人,诗书画音乐极具天赋。当时的门阀制度影响极大,得益于家族势力和人际关系,来到长安后,很快就得到权贵的认可和推崇,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王维20岁时状元及第(一说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

  王维历任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吏部郎中、给事中等,虽然仕途略有起伏,可是总体稳中有升。最主要的是王维诗词歌赋书法绘画在当时冠盖满京华,《旧唐书》记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安史之乱爆发后,王维因为被迫接受安禄山伪职被下狱,然而由于王维被俘时曾作《凝碧池》抒发亡国之痛和思念朝廷之情,再加上其弟刑部侍郎王缙当时官位已显,王维才得宽宥,降为太子中允,后兼迁中书舍人,官终尚书右丞(正四品)。

  六、性格决定命运?还是命运影响性格?亦或是二者相互影响?

  

  李白、杜甫王维三位伟大的诗人,因为身世不同,天性使然,机遇迥异,感受不同,因而造就了不同的性格。

  李白身世扑朔迷离,出生在塞外,后又游历祖国大好河山,见多识广,眼界开阔,想象力极为丰富,因而生性豪迈,气势如虹,不拘形迹,伟岸倜傥,飘逸洒脱,举手投足之间都流露出上天入地伟丈夫的气概。

  王维出身名族大家,生活富裕,少年得志,人中之龙,官运平稳,名声显赫,誉满京华,然而王维从小受佛家影响,吃斋念佛,朴素自然,得失随意,与世无争。因而性格平缓稳健,冲淡空灵,雍容华贵之中又有一丝超凡脱俗的空寂之态,

  杜甫出身诗书世家,知书达理,章法森严,然而命运坎坷,仕宦困顿,颠簸流离,遍尝人间辛苦。从年轻时的雄浑激荡到中年以后变得沉郁激愤,前后差异较大,因而性格出现豪迈和积郁两种情形。总体来说,杜甫仍然属于心志高远、狂放不羁、豪爽大气、独立特行的性格。

  

  《论语·子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儒教占据正统的古代,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是社会的主要潮流和风气。不可否认,在唐代也难逃出窠臼,文人知识分子最初的梦想无不是参加科举,从而致君尧舜,实现自己的理想。

  然而由于当时科举制度的局限,以及南北朝门阀制度的延续遗存影响,使得不少文人即便是满腹才华,然而迫于没有权贵支持推荐,或者制度约束,不能从科举中脱颖而出,从而使得不少杰出人才游离于江湖间,无法施展才华,这对施政者和百姓来说,不能说不是一种极大损失。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这种制度限制和遴选不公,也使得不少人有志难伸,积郁愤慨,惆怅满腹,转而向另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造就了唐朝异常繁荣的诗歌文化,虽然唐朝诗歌艺术达到巅峰有众多的因素,可是,内心的激愤和积郁是诗词创作的主要来源之一,有感而发,不平则鸣,正是这造就了众彩纷呈流派众多的唐朝诗歌文化。

  历史告诉我们,有才华的诗人并非是从政的恰当人才,二者很难得兼。诗人充满诗意想象,讲究韵律,崇尚理想优美的境界;而政才则更趋向于面向现实,讲究实际,做出切实可行的施政措施和判断,二者有着天然的鸿沟,很少有人既是伟大的诗人又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李白是千古以来难得的诗才,也曾一心求仕,到处拜谒投递,奈何囿于身世,无法通过正规途径获得官职。然而李白一生并未停止追求这个理想,“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个翰林供奉就能让李白心花怒放,未几被赐金放还,自然心有不甘,因而到晚年还卷入永王与唐肃宗的帝位之争中,可以看出李白内心是非常渴望能够在仕宦上有所作为。

  可是从性格分析,李白并不是适合从政的人选。自古以来,政客大多都是善变圆滑,朝秦暮楚,投机取巧,玩弄权术的八面玲珑之人。而李白性格豪爽,出言不讳,不拘形迹,得罪权贵是早晚的事,即便是让杨贵妃“捧砚”,令高力士“脱靴”是传说,可是“醉曾吐御床,傲几触天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此触犯“天颜”,在帝王时代被放逐归山是不可避免的。

  幸好,李白性格开朗洒脱,多次的打击并未能让李白心生退却,反而愈挫愈勇,更加放荡形骸,我行我素。既然在尘世间不能得到,那么就转而向玄幻的神仙世界,尽情想象,肆意纵横,从而在内心中达到圆满。

  

  杜甫家学渊源深厚,曾称“诗是吾家事”,也是雄心勃勃,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奈何家境衰落,无人关照,以至于仕途困顿,另外和杜甫性格也有关系。杜甫具有“拯民于水火之中,措天下于衽席之上”的优良政治家的抱负,仗义敢言,痛砭时弊,并且发自肺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然而不善于结交,自然为当政者不容。这点和诗人李绅还是有区别的,李绅可以一方面发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感叹,一方面攀附投靠李德裕、元稹等人,最后做到了宰相。

  杜甫却从不攀附权贵,就连帮扶他的世交剑南节度使严武,也是桀骜不驯,《旧唐书》记载:“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有一次喝醉了踩在严武的床上,斥责严武,“严挺之乃有此儿!”,直呼严武父亲之名别说是古代,就是现在也是对朋友极不尊重的行为,看来杜甫在仕宦上不能有所作为,最高只做到工部员外郎(从六品上),这和他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关系。

  

  王维相比李白和杜甫,性格平易近人,没有桀骜不驯或者狂荡不羁的举止。这和其出身名门望族虽然有关系,然而影响最多的是和佛教的渊源。状元及第,平步青云,这是大多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王维少年得志,却不骄不躁,对和权贵的交往中也颇为圆滑,一是得到皇亲贵戚和宰相张九龄的鼎力支持,另一方面对权相李林甫也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关系,因而官运较为通达,官职不断升迁。

  在安史之乱后,虽然迫受伪职,然而弟弟王缙官位显贵,并且曾自明心迹,因而逃过一难,后又得到太子支持,升迁为中书舍人,最后官职为尚书右丞(正四品)。王维时时得到贵人相助,一是家族势力,再就是性格造就。王维受佛教文化影响,从小就虔心向佛,因而面对得失能够坦然面对,并且无欲无求,无人将之视为竞争对手,因而一生得以平缓度过。

  

  从上面看到,也许一个人的性格是先天性和后天结合的产物,而一个人的人生际遇受到性格和其他因素的制约,并不能简单地去说性格决定命运。就拿古代来说,那些奸臣贼子,要么飞扬跋扈,要么道貌岸然,虚伪做作,还有的对内对外两面做派,因而简单的去用性格评价个人命运是非常肤浅的。

  然而可以这样说,在古代,一个人的身世出身,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最初命运,而往后就要靠自己的性格和行为去转变。任何一个人的命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机遇的降临,加上未知的偶然因素,人生又会是另一种景象。

  可是,不管如何谈论命运和性格,都不能否认,一个人的才华不会永远被淹没,除非自己不努力,出现“仲永之叹”,否则总有发光的时机,这也是为何李白、杜甫王维虽然在仕宦上并无多大作为,却是我国诗歌文化上的三颗璀璨的明珠,光照千古!

  

  这三位同时期的伟大诗人,有没有交集,友情如何?限于篇幅,下一节我们将继续谈论,谢谢诸位耐心阅读,谢谢!

  (待续)

  2019/11/7榆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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