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一瓜，作家，著有《淡绿色的月亮》、《蛇宫》、《你是我公元前的熟人》、《提拉米酥》、《太阳黑子》和《保姆大人》等作品，曾获2003年华语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人民文学》年度奖、《小说月报》中短篇小说奖等奖项。
由须一瓜的小说《太阳黑子》改编的电影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和最佳男演员两项大奖，并被影评家誉为“将罪与罚的哲学推向大众”的成功文艺片，但也有评论家认为电影对小说的改动出现了逻辑硬伤。
在谈到电影的处理方式时，须一瓜告诉重庆青年报记者：“我们的侧重点不一样。”
小说侧重罪与罚
重庆青年报：《烈日灼心》对您的小说故事情节，尤其是结尾做出的改动，导演是如何与您沟通的?
须一瓜：当初参加完首映式下来我就跟他交换意见，问他结尾是怎么考虑的。他就说一个是为了通过片审，另外一个就是考虑到观众的接受心理。他觉得很多人不会接受这三个一心求善的人能有那样罪恶的过去。
我理解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导演在片审制度下的妥协，也是一个善良人的心愿。既然都说到了这个程度，我觉得就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吧。
因为我觉得小说出生时的痛比电影出生时的痛要少一些。你想，如果这个电影真的就像小说那样原本呈现，那会不会就有很大的可能谁都看不到这个电影呢?
重庆青年报：电影所做的改动是否削弱了对“罪与罚”的审视?
须一瓜：有一部分看过原著或者说眼光比较犀利的受众的确在追问这个问题，但我觉得不能说是削弱，这没有高下之分，只是审美和价值取向的不同。
我的小说侧重点在传达罪与罚，但小说只是给电影提供了材料，而导演通过这个材料是要侧重表达人性的善。我们的侧重点并不一致。
另外，除了审美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之外，电影还需要考虑片审和受众心理，这是电影的原则。
画外音让电影节奏明快
重庆青年报：《太阳黑子》这部小说里面有两种叙述的声音，一种声音非常冷静地叙述主人公们过去的恶，一种声音非常温情地叙述主人公们对美好人性的渴求。这是有意识的构设?
须一瓜：这种情况在写作中会存在，不过我写作时可能不会有这么清醒的意识。因为小说在呈现人物或者推动情节发展的时候，作家的角度可能会变，可能会寻找更能表现的手段。
我可能在陈述这些事实的时候需要一种冷静、理智的声音来把这个情节往前推。然后当我进入一个展现人物另外一些精神层面或者是内心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像湍急的水流，可能会停下来，形成涓涓细流，轻轻地滴。在写作的过程中，这些都是自然而然出现的。
重庆青年报：电影在正常展现之外加入了一个画外音，这是否是对您原作中这两种叙述声音的处理?
须一瓜：我问过曹导，他说他首先考虑的是体量的问题，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在两个小时的时间之内把他想表达的东西都表现出来，所以他跟我说他想用这种评书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可以浓缩一些背景，画外音可以非常明快地将节奏切入到他能表现的电影部分里面来。
这种处理方式后来受到的批评和不解可能也比较多。北方人可能觉得还比较好理解，南方人可能不太能理解他的这种用心，像我们这边的观众就觉得特别费解。曹导当初说他还试过南方的歌仔戏什么的，做出来之后发现南方人的这种东西更不能担此大任，因为完全听不懂。所以他觉得评书可以帮他完成这个任务，可以节省空间来表现其他东西。他当时的解释是这样的。
赢得爱和尊敬才是救赎
重庆青年报：《太阳黑子》里既然已经安排刑警伊谷春来解密主人公们的过去，为什么又同时安排房东卓生发来解密他们的过去?
须一瓜：房东卓生发和陈、杨、辛三人其实是一种对比，这四个人都是在寻找内心平衡的人，他们都曾经严重失衡过。陈、杨、辛选择的平衡方式是在天平的那一头、善的那一头不断地加砝码，不断地做好事。
而房东卓生发尽管避开了人们的指责，避开了人群，逃到城市的静僻角落隐居起来，但是有一个人在追着他不放，这个人就是他自己的良心，他没有办法，他逃不开良心对他的谴责。那他选择什么办法去平衡呢?去揭露比他更坏的人。
当这三个人出现在他的生活视野的时候，他的直觉，对社会的敌对心理就会产生很大的作用，所以他才会积极地去监听三个人的生活，以解脱自己的罪孽。而这个监听就正好使这三个人犯罪的过去不断地丰满起来。
重庆青年报：小说中的台湾设计师曾对辛小丰提到宗教救赎了自己的母亲，辛小丰当时有点惊讶。在主人公的心目中，或者说在您的心目中，宗教并不是一种救赎的方式?
须一瓜：辛小丰其实很羡慕，因为他们在苦苦寻求灵魂救赎之道。中国人几乎没有这种宗教的信仰，从我所了解到的中国的宗教来说，不管是佛教还是道教，都是一种很功利的交换关系，去求菩萨是为寻回一点自己的利益，那不是一种真正智慧上的人生引导。
陈、杨、辛三个人作为普通人，也没办法去靠宗教的肩膀。当辛小丰听到台湾设计师说宗教救赎了自己的母亲时，他真的很羡慕，但是他知道在现实里他们做不到，他们三个人也去教堂问过，也被感动过，但是就是解脱不了。
这就回归到我自己对于救赎的理解，救赎不是他们所理解的那样不被枪毙，活下来，而是最后赢得的爱和尊重。
小说让我们达成谅解
重庆青年报：您的小说经常展现人性深处善与恶的共存与纠结，让人读后产生理解与同情。
须一瓜：我也是这么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共存与纠结)的，我们所以需要小说，是因为小说比现实生活更能让我们达成谅解。
我有时候喜欢说小说是灵魂的版图，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心都是没办法去靠那么近的，但是在小说里我们就很容易去共情，更多的是一种体谅和理解。
在现实生活条件下，你要说让你去理解一个小偷或者说一个强奸犯，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小说会帮你达到。因为小说能展开很多，展开人心中最幽微、曲折的东西。
重庆青年报：时常关注人性的阴暗面，您会不会在现实生活中陷入一种绝望的情绪里面?
须一瓜：不会。我还是特别喜欢光亮、柔和的东西。其实人性的确比较糟糕，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也确实遍地腐恶，但是我的小说的主题还是趋向人性的光芒。
我写过一篇小说《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这篇小说写了生活中一个尴尬的片段：一家三口，公公、儿子和媳妇住在一起，媳妇有一天发现她公公喜欢偷看她洗澡，她非常恼火，她的丈夫也因为这件事对他的父亲非常的生气，同时又恨他老婆，觉得他老婆不检点。
这个尴尬的家庭一下子就不平衡了，但是生活还是在继续，公公晚上不舒服的时候，在咳嗽的时候，儿子还是会去照顾他，媳妇也对老人有一些牵挂。这个错误是改正不了的，但是生活在继续，最后这个公公还在收、晒老丝瓜的瓤，他要给儿子和媳妇做一个防潮的床垫，小说就这样结束了。小说陷入了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格局，而且是无解的。
但在生活中，温情还是会像岩石上的清泉一样，一点一点沁出来，虽然尴尬还是会存在，但是彼此之间的那种体贴和关怀也一定在，也许是以一种不好的方式、很粗野的方式存在。
有的小说可能会写到人性不好的东西，呈现完了就完结了。但就我自己的写作心态而言，我会努力地，而且也会特别真实地去呈现人性特别美的、温暖的一面。将来我的小说里面，它们依然是挥之不去的，一样会存在的。因为这就是趋光啊，就像飞蛾扑火一样，会渴望去体现这个温暖。
文/重庆青年报记者 冷传梅 图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