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是新发现的一处西周封国墓地，发现的众多青铜器铭文中的“霸伯”是这里的最高权力拥有者。“霸”是其国名，“霸”国未见于传世的文献记载，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谢尧亭在报告中指出。铭文资料显示，“霸”与晋、北燕、芮等国曾有往来。在大河口墓地，商、周文化因素都比较明显，自身特色也很鲜明。墓葬时代横贯西周，晚期已进入春秋初年。大河口墓地的发现为研究西周分封制度和西周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讨诸侯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社科院考古所文保中心、临汾市文物局、翼城县文物旅游局。
发掘领队：谢尧亭
汇报人：谢尧亭
2007年5月，大河口墓地因被盗被发现，同年9月至次年5月进行了考古勘探和试掘，2008年9～12月进行了全面普探，2009年5月至2011年5月进行了大规模抢救性发掘。大河口墓地位于山西省南部翼城县城以东约6公里处，墓地四周除了西北部与西侧台地相接外皆为沟壑，浍河干流和支流分别萦绕其西、南两侧流过，地势为北高南低的向阳缓坡地，北方为太岳山余脉二峰山，东、南方为太行山余脉翔山，西部为凸起的丘陵山地，西南为浍河冲积谷地。在墓地周围发现了几处不同时期的遗址，其中西周遗址位于墓地西南约0.5公里处。墓地分布面积约4万余平方米，埋藏西周墓葬约1500余座。
大河口墓地发掘面积15000余平方米，发掘西周墓葬585座，车马坑24座，东周灰坑和窖穴55座，东周房址1座，宋、明、清代墓葬各1座。585座西周墓葬中青铜容器墓葬48座；锡器墓葬10余座；陶器墓葬333座；小件器物墓葬108座；无随葬器物墓葬83座。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土圹竖穴，多口小底大。绝大多数为东西向墓葬，以头向西为主，计540余座，头向东墓葬30余座，南北向墓葬仅4座。墓葬间很少发现有打破现象。车马坑均位于大中型墓葬的东侧，除1座为南北向外，余均为东西向。部分墓葬发现有脚窝和生土二层台，个别墓葬有壁龛，葬具为一棺、一棺一椁或二棺一椁。墓主多为仰身直肢，个别为仰身屈肢，未发现俯身葬式。发现腰坑和腰坑殉狗的墓葬较多，未发现殉人。随葬器物多放置在墓主头前。大中型墓葬以随葬青铜器为主，小型墓葬以随葬陶器为主，青铜器种类丰富，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工具、车马器和乐器等都有发现，陶器组合主要有鬲，鬲罐，罐，鬲盆罐等。玉、石、骨、蚌器、贝和串饰较多，部分墓葬随葬锡器或漆器，个别墓葬发现有金器。共发现青铜容器近220件，锡器约50余件，陶器600余件，总计出土各类文物15000余件套。
大河口墓地特征鲜明，大中型墓葬未见有明显的夫妻并穴合葬现象；空间排列也没有明显的规律；除了M1有斜洞外，其余墓葬均未发现；墓主以头向西为主；有腰坑和殉狗的现象，但无殉人；墓主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未发现俯身葬；车马坑位于主墓的东侧，绝大多数为东西向；大型墓葬随葬青铜器较多，且有使用日名的习俗；部分墓葬随葬锡器较多；大型墓葬随葬青铜容器数量众多。铜器铭文显示的“霸伯”是这里的最高权力拥有者，“霸”既是地名，也是其国名或族称，“霸”器已见于传世的青铜器鼎簋和曲村墓地的墓葬M6197中，但“霸”国不见于传世的文献记载。从埋葬习俗看，大河口墓地商、周文化因素都比较明显，自身文化特色独具。墓葬时代横贯西周，晚期进入春秋初年。其人群应为狄人系统的一支，是被中原商周文化同化的狄人人群。
大河口墓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漆木器、玉器等重要文物，墓圹斜洞是继横水墓地之后的又一次发现，大量的漆木器为北方地区西周墓葬所罕见，M1出土的漆木俑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漆木俑，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个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的西周封国——“霸”国，在多件青铜器的铭文中记载“霸伯”或“霸”与西周王朝和晋、燕、倗等国之间有交往关系。特别重要的是，大河口墓葬资料显示大河口人群属于狄人人群，戎狄与华夏人群的融合是两周历史和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大河口墓地的发掘资料显示，至少在晚商时期这支狄人人群已经与华夏文化交融在一起了，直到西周时期还保留有明显的自身文化特征。“霸”与“格”为同字异构，在大河口墓葬中发现“霸”与“格”写法相似或相同，二字古音相通，这为我们理解西周古国增加了新证，为不见于文献记载的霸和格国族的传世器物找到了归属地。总之，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大河口墓地的价值愈加彰显，这批资料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将提供独一无二的宝贵资料，其意义和价值非常巨大。
专家点评
点评人：刘绪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大河口墓地的重要发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西周至春秋早期墓地中，该墓地规模之大、保存之好、时间之长、规格之高在全国罕见。大概只有天马－曲村遗址的墓地可以同时具备这四个条件。
其二，由于保存完好，故从多方面提供了周代埋葬制度的重要信息。今后大凡研究周代埋葬制度，大河口墓地的材料是必不可少的。
其三，该墓地出土青铜器甚多，铜器铭文显示，这是一处名为“霸伯”的宗族墓地。“霸伯”史料不载，本发现可补史缺。
其四，该墓地有诸多特殊现象值得关注，如墓口四角有斜洞、多见腰坑与殉狗等，与近年发掘之绛县横水西周墓葬相同而与天马-曲村西周墓葬有别。三处墓地分别属“霸伯”、“倗伯”和包括晋侯在内的晋国宗族墓地，三者可谓彼此相邻。这对探讨周代分封与族群关系至为重要。
其五，丰富的各类随葬品为探讨周代墓葬器用制度的方方面面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漆木器等。有的发现珍贵而罕见，如1米多高的漆木人俑时代最早，且为西周仅见；铸有“燕侯旨”铭文的燕国铜器为第一次发掘出土（传世铜器有“燕侯旨”鼎，分别在日本与上博）；记述霸伯与王室重臣芮公、井叔关系的长篇铭文前所未见，等等，不胜枚举。都是全新的材料。
总之，大河口墓地的发现，是继曲村墓地、横水墓地之后，西周考古学史上又一次重大发现，其学术意义和价值将随着资料的公布与研究的深入日显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