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记载与墓志记载，两者孰重孰轻，按文史学界一般认识，是以墓志为主要依据，因为墓志的家事记述相对比较准确，而族谱有攀附传闻的倾向。因此，一方新发现的重要墓志铭有时会引起考古界的震动。
最可靠的历史实物见证
“墓志铭就是石头刻成的一部史书，这些石头是会说话的。”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原副馆长、石刻研究专家何丙仲称。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何丙仲利用休闲时间，通过大量辛苦的田野调查，搜集埋藏在地下的石刻文字——墓志铭。何丙仲已经挑选收录了厦门160多方重要的墓志，正准备出版一本关于厦门墓志铭方面的书籍。
作为生者为纪念、褒彰死者而随之埋入墓中的记述其生平颂扬其功德的传记石刻，何丙仲认为，墓志这种埋幽之物的性质和功能和碑相近，但形式上自成一格。它不但记载墓主个人的生平历史、功名官职、家族传承等情况，同时又是美文和书法的精品。虽然墓志难免有“谀墓”之嫌，但其所载有关人物的时间、地点等要素，以及其功名官职、家世渊源等情况，客观上是比较可靠的，何况一经入土便无遭受篡改之虞，因而千百年来都为士林所重。单篇的墓志如此，如果把一方水土所传世或出土的墓志按照朝代顺序整理出来，还可以透过这种汇编了解到这个地区社会发展的大体脉络，其意义就更彰显了。
此外，墓志铭还能反映社会文化的发展情况，一般来说盛世墓志铭较多；墓志铭也可反映个人的社会地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才会有墓志铭。
目前，厦门的墓志铭大多是唐代以后的，尤以明清两代的居多。这些墓志铭是社会发展的记录，涉及闽南人下南洋、渡台湾等许多重要史实，对闽南乃至海峡两岸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物价值。一块墓志也许只有只言片语，但整合在一起，信息就非常丰富了，对地方史的研究乃至整个当代史学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厦门市博物馆原馆长、文史专家龚洁表示，谱牒记载与墓志记载，两者孰重孰轻，按文史学界一般认识，是以墓志为主要依据，因为墓志的家事记述相对比较准确，而族谱有攀附传闻的倾向。比如，南陈第一到第十世祖的情况纷繁复杂，以讹传讹，由于缺乏相关史料，许多人一时难以搞清，等到陈氏唐墓考古发掘，就越来越清晰了，一些疑难问题也随着墓志的出土而迎刃而解。
1973年，在泉州市东门外石井乡，村民们开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座唐墓，出土了一方《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该墓志证明了南陈入厦的时间是唐贞元四年（788年）。“陈夫人”就是陈元通之弟陈元达之女，17岁嫁给泉州参军许元简，23岁死于产后痢疾，时年为唐大中十一年（857年），离陈夷则率家入厦已经过去70多年了。
2004年12月，因市政建设需要，厦门对位于湖里后坑院埔立交桥东侧的陈元通夫妇墓进行挖掘。墓中出土的墓志铭是福建省出土唐墓中体量最大的墓志铭，也是厦门出土的仅有的唐代墓志铭和年代最早的墓志铭，是迄今为止记载厦门历史的最早实物见证。
陈元通夫妇墓志铭与1973年在泉州发现的《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一起成为记载厦门历史最早、最可靠的实物见证。
而一些墓志铭也是社会文化、习俗变迁的见证者。
2009年，在厦门海沧区古楼村水库附近的一个工地，施工单位一辆挖掘机在施工挖土方时挖到了一座古墓。该古墓墓穴内有一方铅制墓志铭。值得一提的是，墓志铭的一边还绘制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明了这座古墓的大小和方位。据介绍，这张地图可能是这一座古墓的买地券。经过考究，这是一座明代万历年间的坟墓，该墓葬是目前厦门发现的明代墓中，惟一刻有地图、使用铅做墓志铭和画像砖的，墓葬中还保存着水银，对考证400年前墓葬习俗有很大价值。
保护墓志铭需要民间力量支持
虽然墓志铭对于考古非常重要，但目前社会及学界对墓志铭的认识还不够，对墓志铭的保护力度也不尽如人意。
厦门的石刻文物众多，特别是墓志铭，对研究厦门的历史与文化有着重大意义。在很多石刻文物遭到破坏的同时，有一些知名学者、民间人士等积极进行各种抢救和保护工作，使大批墓志铭免遭劫难，为厦门留下了大量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大书特书。
何丙仲是厦门较早从事石刻文物的收集与研究的学者，在这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为了收集这些石刻文物，何丙仲经常单枪匹马去农村走街串巷，经历了千辛万苦，甚至曾经被人当做“贼”来审问。
有一次，何丙仲单枪匹马去厦门湖里海天路附近一个村庄抄碑。在村庄里游逛时，何丙仲后边有一个人一直在追踪。他知道肯定又被人家当成贼了，因为他出外寻找石刻文物通常穿着破旧的衣裳，皮肤又黑，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工头。最后，经过何丙仲一番解释、出示证件，误会才得以消除。
除了学者，一些默默无闻的民间人士也为抢救和保护石刻文物做了很多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何丙仲的一位朋友吴鹤立就是这些民间人士的典型代表。
吴鹤立非常热爱文物及传统文化。他对同安一带的文物状况很熟悉，同安许多文物考察活动都是他带路，他也不拿任何报酬。吴鹤立给何丙仲提供了很多石刻文物的线索，并且亲自带他去现场，何丙仲从而得以收集到许多的文物史料。
何丙仲对吴鹤立很感激，在准备出版的关于厦门墓志铭书籍时，决定与吴鹤立一起署名。吴鹤立不同意，他认为自己并没做什么，书籍都是何丙仲一个人写，把他的名字署上实在不敢担当。何丙仲坚决要署上其名字，何丙仲称：“如果没有吴鹤立的帮助，我就不可能收集到这么多石刻。如果不署上他的名字，我会感到十分对不住他，我也没有其他方式对他作的贡献表示感谢。”经过反复的游说后，吴鹤立才勉强同意。这件事在考古界一时传为美谈。
如果没有他们做的那些工作，厦门不知有多少石刻文物能够保留到今天？
填补了众多
历史研究空白
厦门大学历史系施伟青教授表示，不少墓志铭确实起到了填补历史空白的关键作用。
厦门收藏爱好者陈先生收藏了明朝一位泉州籍将军的墓志铭，这方墓志铭是20多年前在鼓浪屿出土的，收藏至今一直觉得是个宝。2009年，泉州市博物馆考古专家还专门来厦门，对陈老先生所收藏的墓志铭进行鉴定。该墓志铭除了有文物价值和地域价值外，是一种见证历史的实物证据，最重要的是填补了《泉州府志》与《晋江县志》的空白。该墓志铭所记载的人物是明朝泉州籍将军屈遗元，而撰写人是他的大舅子张光启，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所写的内容较具真实性。
对于墓志铭上所记载的人物，相关学者分别在《泉州府志》《晋江县志》里翻找，但未能找到此人的记载，只找到此人的祖父屈应鳌。该墓志铭上详细记录了撰写人张光启为“总兵官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泉州府志》《晋江县志》中也未能找到。因此，发现该墓志铭可以填补《泉州府志》和《晋江县志》400多年之缺，并且是一次填补了两位重要的人物。
2008年，厦门同安区五显镇塘边村在溪仔尾平整征地时，挖掘出两块清代武职官家墓志铭，经过专家鉴定为清代武职官家墓志铭，铭题为《皇清诰封夫人洪惠林太夫人墓志铭》，距今244年。该墓志铭详细记述林太夫人守节54载，侍奉公婆，相夫教子的贤能女德以及50多位三代子孙婚嫁的情况，这对于研究清代中叶的武职官所、门荫制度、官家联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这些内容在一般的历史资料中极少见到。
墓志铭上记载的内容，很多是史书上没有的东西或者和史书记载不一致，何丙仲认为，这可以起到补史、正史的重要作用，对历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他极为推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认为做学问就应该将石刻和历史古籍相结合，这样才能取得突出成就。
早报记者蒙少祥实习生李正明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