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于内修极其重视，这也是他最后能取得盖世功业的最大因素，当一切尘埃落定、功成名就时，他也能懂得急流勇退、月盈则亏的道理并践行之，殊为不易。“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是当时他能够主动放下一切权位富贵的那种洒脱心性的写照，而这一切，都是其毕其一生用功于内修的结果。
在对治自身和身边亲人、近属的“负能量”时，他总是能于细微处见端倪，并敏于发现病灶，一次次帮助家人近属摆脱负能量的痛苦。
九弟曾国荃向来比较贪财又狂傲，时间长了之后，身边人越发惧怕他，他得罪的人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无人忤逆的情况应该会比较适意了吧？可恰恰相反，曾老九的脾气越来越大，最后导致他恼怒发脾气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搞的他自己反而愈发痛苦。
在一次给大哥曾国藩的书信中，他无意透露了自己当时的近况：
“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
怒伤肝，长期暴怒导致肝脏受损也是情理之中，可曾国藩见信后非常担心，更为弟弟感到无比焦虑，因为那是自己的亲弟弟啊！于是他赶忙摆纸泼墨给弟弟回信道：
“（先是悉心劝慰）今年以来，苏浙克城甚多，独金陵迟迟尚无把握，又饷项奇绌（‘奇缺’的意思）。不如意之事机，不入耳之言语，纷纷迭乘。余尚温郁成疾，况弟之劳苦过甚百倍阿兄，心血久亏数倍于阿兄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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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段话尽含关心慰藉理解之诚，想来每一个读到如此回信的人，心头都会涌起无尽的温暖吧，而温暖，恰恰又是对治暴怒的极佳法门。从沟通的艺术上来讲，曾国藩做的就非常成功，先表达自己诚挚的关切然后再针对弟弟的现状提出建议，对方就容易接受得多了。当然，曾国藩这样说是完全出于兄弟间的袍泽之深的。
在接下来，曾国藩专门针对九弟遇事易恼怒的情况开出对治之方劝导道：
“余自春来，常恐弟发肝病，而弟信每含糊言之，此四句（指曾国荃信中那交待自己近况的四句话）乃露实情，此病非药饵所能为力，必须将万事看空，毋恼毋怒，乃可渐渐减轻。”
对治的办法就是四个字，“万事看空”！
在对治痛苦的时候，不存在哲思上的思辨，什么“万事都看空了是不对的，人就没有作为”之类，在那种痛苦下，人更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只会在顺境下坏事，在逆境下愈发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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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怒、恼怒的根源是什么？是“我执”太重！自己困在自己的思维境界和模式里出不来，对人或事执念太深，一不合己意就觉得触犯了自己，那时当然会暴怒。可即便有些人或事该怒，经常怒火冲天害的是谁呢？只能是自己。
“嗔恨”是毒，在曾国荃身上不就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他说自己“肝病已深，遇事辄忧”，这不就已经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状况了吗？如果任由这种状态持续下去的话，只怕是再好的医生也无力回天了，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曾国藩给他的四个字“万事看空”，是非常有效的。如果一个人心想着一切都是空的，不存在的、过眼云烟的，那么心胸自然会豁达很多，眼前的一切让自己不顺心的事，也就不会有那么烦恼了。如能持续看空的话，那对对治恼怒无疑会有极佳的效果——“可渐渐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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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曾国藩担心九弟看了他的书信之后，可能会一时听取下自己的建议，后面又旧病复发了，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他希望弟弟能够一直坚持，誓除此弊。于是，最后鼓励弟弟道：
“蝮蛇蛰手，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
恼怒之害，其毒竟似蝮蛇，可不慎乎！一个人要好好地爱惜自己——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自己的情绪，也要好好爱惜自己的精神，如此，才能够平稳持续地去推动一些事，做成一些事，最终才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成就。如把太多能量消耗在伤害自己的负能量上，是无比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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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曾国藩先生所说的“万事看空”的对治良方外，其实对于一些容易让我们产生恼恨心的场景，如果能回避的话，则尽量还是先避开、远离一下它，因为，这时的回避是积蓄自己的正能量，是一种聪明的选择。
